【作者简介】刘光胜，1973年生，山东青州人。史学博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土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儒学史研究。著有《出土文献与十篇比较研究》、《清华简与比较研究》、《整理研究》。

《尚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古时期圣王贤臣的嘉言善行及治国谋略，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及地理等诸多内容。在材料匮乏的先秦时段，它对于上古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五经之中，《尚书》尤为难治：一是成书年代久远，文字诘屈聱牙，内容晦涩难懂；二是命运多舛，传流过程极其复杂。既有《今文尚书》早出，立于学官，又有新文献发现，《古文尚书》并入；既有官学传流，又有家学私传授受；既有孔鲋、孔安国对《古文尚书》的全力挽救，功彪史册，又有张霸伪造百篇，欺世盗名，可谓是头绪众多，疑案重重，千载传流如乱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文、古文之真伪。”［1］100自明代以来，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已经成为《尚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在众多的学术公案之中，《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古籍辨伪史上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学术难题。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胡人南侵，怀帝被掳走，王室倾覆，百姓流离失所，危在旦夕之间，何暇顾及文献典籍，于是“众家之书并亡”，欧阳、大小夏侯所传《尚书》亡佚殆尽。东晋元帝时，朝政趋于稳定，豫章内史梅赜献《尚书》58篇，以弥补当时《书》经之阙。东晋时期，《古文尚书》立于学官，置博士。唐代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学者奉诏编纂《五经正义》，其中《尚书正义》即以孔传《古文尚书》为依据，其后成为科举考试的钦定书目，厕身于十三经之中，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布。宋代至清代的学者们揭露其为伪书，相当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走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历程。

一、宋代“《古文尚书》伪书说”初现端倪

自东晋至唐代三百年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一直被列为官学，并未引起学者的怀疑。南宋时期，疑经思潮兴起，吴棫率先质疑《古文尚书》不可信，他说：“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俱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2］7-8吴棫为怀疑《古文尚书》的始作俑者，他的依据是《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难易有别，辞气明显差异。《今文尚书》诘屈聱牙，晦涩难通，《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平缓卑弱，难免有作伪的嫌疑。吴棫撰写《书裨传》十三卷，可惜已经失传。朱熹注意到辞气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延续吴棫的理路，强调《古文尚书》言语气象卑弱，不似先汉之文厚重有力量。《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熹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3］1978《今文尚书》难读，伏生皆背诵记得，《古文尚书》容易，伏生却不记得，此与常理不合。《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熹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3］1985又曰：“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3］1978《古文尚书》在东晋时期突然出现，此前经传中并无记载，竹书在孔壁中保存数百年，必然有文字残损。朱熹从竹简在孔壁中保存情况、文献的流传过程，质疑《古文尚书》存在问题①。和吴棫相比，朱熹怀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并《书小序》《书大序》及《孔传》皆怀疑为伪造。吴棫、朱熹所言，是读《古文尚书》时真切的感受，所以引起蔡沈、洪迈、晁公武、陈振孙等学者强烈共鸣，“《古文尚书》伪书说”迅速扩展开来。

二、元、明时期对《古文尚书》作伪的揭示

書纂言四卷 元吴澄撰 清通志堂刻本

元代赵孟頫《书今古文集注》将今文、古文分开编注，吴澄《书纂言》舍弃古文，只注今文，从事实上确定了《古文尚书》的伪书地位。他们只是怀疑《古文尚书》“采集补缀，无一字无所本”②，但没有列出翔实证据来进一步地说明。真正从学理上走出关键性一步的，是明代梅鷟的《尚书考异》。梅鷟考辨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一句时说：《缁衣》：“《君陈》云：‘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郑氏曰：“克，能也。由，用也。”《尚书》无“己”字。《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圣人也，岂有不引“《书》云”，而攘以为己吐哉？以此观之，一节之中，但“尔其戒哉”一句，乃晋人杜撰，以承上接下，余皆搜与袭。［2］122梅鷟指出，《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袭自《礼记·缁衣》；“尔惟风，下民惟草”，袭自《论语·颜渊》，只有“尔其戒哉”为晋人所杜撰，以承接上下文之用。除了考察《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梅鷟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逐条考证《古文尚书》，详细列出其抄袭的资料出处，抉摘《古文尚书》文献造伪之痕迹，如同抓捕盗者，获其“真赃”。又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篇：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士》：“是弗克庸帝。”改“帝”为“德”。“大淫佚有辞”，以“慢神虐民”易之。“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约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则又敷衍为“启迪有命”至“爰革夏正”。又曰：“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故易之以“慢神虐民，皇天不保”。［2］73

梅鷟认为，《古文尚书》所有的文句皆是从先秦两汉典籍中抽绎出来的，“无一书不搜葺，无一字无所本”。他辨伪的目标，是力求把《古文尚书》所有依傍的本源、作伪的痕迹一一找出来。但我们看梅鷟找的例句，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和《中庸》“庸德之行”，“慢神虐民”和《多士》“大淫佚有辞”，这些例句不管语意还是关键词语，都是有明显差异的。梅鷟强把它们说成是“缀辑、抄袭”，其结论难免有捕风捉影之嫌。另外，由于是初创，文献搜集也不全面。如对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惟口出好兴戎”一句，梅鷟只注意到它和《礼记·缁衣》的关系，没注意到和《墨子·尚同中》的因袭。

必须说明的是，梅鷟《尚书考异》虽有其明显疏漏之处，如断言孔壁《古文尚书》为孔安国伪造，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出自皇甫谧，没有将孔壁古文与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区别对待等。但他将考据的方法运用到文献辨伪之中，逐句寻绎《古文尚书》蹈袭先秦两汉的材料来源，依据《论语集解》反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利用积石山等地名，举证《古文尚书》成书在孔安国之后，从《大禹谟》篇指出作伪者变乱《尚书》之体例，真正从实证的层面，落实《古文尚书》为采集补缀之作。和宋人简单地依据文辞古奥、语气缓急辨伪相比，梅鷟在考据方法上有显著的推进。朱琳《尚书考异跋》说：“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梅鷟新颖的学术考证理路，启迪了其后阎若璩、惠栋等学者的研究。质言之，有明一代郑晓《尚书考》、归有光《尚书叙录》、罗敦仁《尚书是正》、郝敬《尚书辨解》，都曾对《古文尚书》作过辨伪工作，而梅鷟《尚书考异》作为第一部专门考察《古文尚书》真伪的专著，其严格的证伪方法，引领了当时古书辨伪的新风气，堪称《古文尚书》真伪考证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链环。

三、清代“《古文尚书》伪书说”成为定谳

（一）姚际恒《古文尚书通论》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对《古文尚书》皆有所怀疑，但在辨伪方法上有所突破的是姚际恒。姚际恒撰《古文尚书通论》十卷，专攻《古文尚书》之伪。他从文献、史事及制度等多方面考证《古文尚书》之伪，其细化到对语词的考察，颇为有特色。姚际恒说：某之攻伪古文也，直搜根柢，而略于文辞。然其句、字诚有显然易见者，篇中不暇枚举，特统论于此。句法则如或排对，或四字，或四六之类是也。字法则如以“敬”作“钦”，“善”作“臧”，“治”作“乂”、作“乱”，“顺”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无”作“罔”，“非”作“匪”，“是”作“时”，“其”作“厥”，“不”作“弗”，“此”作“兹”，“所”作“攸”，“故”作“肆”之类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书》。然取伏《书》读之，无论易解难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浑沦不凿，奥义古气旁礴其中，而诘曲聱牙之处全不系此。梅氏《书》则全借此以为诘曲聱牙，且细咀之中枵然无有也。譬之楚人学吴语，终不免舌本间强耳。［4］622《古文尚书》作伪者并非简单抄袭传世文献之文，而是有所改编。姚际恒辨伪的独到之处，在于抽绎作伪者改编句法、字法的原则。他说《古文尚书》作伪者故意把不整齐的文句，改为四字句或六字句，以成排比句式；把“敬”改作“钦”，“善”作“臧”等，以示文辞古朴、佶屈聱牙，掩饰其晚出的痕迹。这种句法、字法的改动，模仿的是《今文尚书》，却又始终模仿不像。姚际恒的考证“多超人意见外”，启迪了此后的研究。阎若璩将姚氏的很多成果，吸收、纳入到自己的辨伪体系之中。（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欲证其伪，必先立真。和梅鷟怀疑孔壁《古文尚书》不同，阎若璩首先确认孔壁《古文尚书》16篇为真古文。孔壁《古文尚书》发现以后，孔安国汇编整理，马融、郑玄为之作注。此三人所引《古文尚书》，即真《古文尚书》，将梅赜本《古文尚书》25篇与之比对，便可判定其真假。阎若璩虽与梅鷟考据方法接近，但他终能集《古文尚书》辨伪之大成的重要原因，在于他首先确立孔壁《古文尚书》为辨伪之根柢。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六条：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传，然犹幸见其互异处于陆氏《释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于后，以竢后圣君子慨然愤发，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马、郑、王所传三十一篇之本为正。［4］560

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清乾隆十年（1745）朱续晫近堂刻本

阎若璩将《经典释文》、孔颖达疏等文献中，马、郑、王三人对《古文尚书》的注释辑出，以此作为标准，验证梅本《古文尚书》之伪。阎若璩精研《古文尚书》20多年，罗列128条证据③，分篇数、篇名、文辞义例、文献来源、史实考证、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繁征博引，多角度剖析梅赜本《古文尚书》剽掠、作伪的疵漏之处。从《古文尚书》篇数、篇名看其书之伪，《尚书古文疏证》第一条：《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

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4］1-2《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楚元王传》皆记载孔安国发现的《古文尚书》为16篇，据马融《书序》，杜林漆书为16篇。从西汉至东汉，从孔安国到杜林，《古文尚书》篇数皆为16，而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25篇，两者篇数不能吻合。梅本《古文尚书》25篇依次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孔壁古文十六篇为《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汉代真《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但梅赜本《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有5个篇名不同，篇数相差9篇，明显属于不同的《尚书》系统。

从历法、文献摘引看《古文尚书》之伪，《尚书古文疏证》第五条：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际亡，当建武以前，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其篇固具在也，故刘向著《别录》云“《尚书》五十八篇”。班固志《艺文》“《尚书》五十七篇”，则可见矣。刘歆作《三统历》，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辞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质之今安国传，迥异。无论此篇已亡而复出，相距三百年中间，儒者如班固、郑康成皆未之见，而直至梅赜始得而献之，可疑之甚。即其事迹时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纣，是岁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谓“惟四月七既旁生霸”是也。……今后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为王至于丰，其说既无所本；以“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又与其事相乖。［4］16-17孔壁《古文尚书·武成》篇虽然亡佚，但刘歆《三统历》曾有引文摘录。一月三日癸巳周武王出发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诛杀纣王，四月己丑为朔日，甲辰为望日。

阎若璩将刘歆引文与梅赜本对照，发现上古时期干支纪年，说“某日”之前要先说“某月”。《武成》先说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该月二十八日，接着说癸亥、甲子，已经是二月四日、五日，但该篇不冠以二月，不合古人纪时之法。梅赜本《古文尚书》“四月哉生明，王至于丰”，没有依据。“越日”是从本日开始计算的，丁未越三日为己酉，《武成》说“丁未，祀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不合古人记时的体例。孔壁古文有《伊训》一篇，刘歆《三统历》曾摘引“诞资有牧方明”一句。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伊训》无此句，阎若璩据此推断梅赜本《古文尚书》并非孔安国所传。

从文献来源发掘作伪证据，《尚书古文疏证》第三十一条：此（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畿，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4］122究竟是《古文尚书》抄袭先秦典籍，还是先秦典籍的出处原本就在《古文尚书》？判断的标准是什么？阎若璩从《荀子》书的体例出发，认为《荀子》引《书》称“《书》曰”或直接称篇名，此处引用“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称古《道经》，则确定不是来自《尚书》类文献。《古书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当袭用《荀子》之文。

又“允执厥中”见于《论语》，阎氏推论《古文尚书》“虞廷十六字”当为缀辑《荀子》《论语》两书之文而成。从地名辨《古文尚书》孔传之伪，《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十七条：因考《汉·昭帝纪》：“始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陈、鲁、长沙之类？余曰：此独不然。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故《墨子》言虽金城汤池。”一说以郡置京师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则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而安国传突有之，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传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人耳！［4］396-397阎若璩认为，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初次设置金城郡，此前未有此地名。而孔安国卒于元鼎末元封初，年不满四十，他不可能知道自己去世后设置的金城郡，所以孔安国《传》中竟然有安国去世之后地名，其伪书性质难以掩盖。据《古文尚书·泰誓》，孟津在黄河之北，而《武成》篇“师逾孟津”，将孟津归在黄河之南。

同为《古文尚书》，孟津地名竟然差异如此。阎若璩据这些地名透露的信息，力证《古文尚书》乃后儒杜撰而成。细节考辨固然重要，更难得的是确立辨伪的“大本”。阎若璩对于自己辨伪的总体理路，作了细致的说明。他说：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余之辨伪古文，吃禁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不然，仅以子、史诸书，仰攻圣经，人岂有信之哉？［4］601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证文献时，有时衍及旁文，过于繁琐，难免流于细枝蔓节。他注重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学者之间的师徒传授，但没有考虑到汉魏孔氏家学——孔安国家族后裔之间的《尚书》流传，没有考虑到汉代师传与家学并存的情况。单从某一项分析他立论的证据，如以篇数不合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或许有商榷的余地，但从整体而言，阎若璩首先确立孔壁《古文尚书》为真实可信，然后将汉代文献记载中真《古文尚书》的内容与梅赜本对照，由根柢至枝节，从篇目不合、文辞袭用、文体伪谬、地名晚出、违背礼制等诸多层面，条分缕析，多角度、全方位抉发梅赜本《古文尚书》之罅漏，则方法得当，证据坚实，“祛千古之大疑，立不败之定谳”，最终成为清代辨伪学的典范之作。梁启超先生说《古文尚书》二千余年被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虽有积疑，但皆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5］11。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地位，在清初学界委实是第一流的［6］5051。明清之际，战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当时的知识分子有鉴于此，把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社会作为治学最为紧迫的任务，奋起反对理学的空疏。自唐至宋明，理学经过学者的长期建构，体大思精，清儒很难从理论体系层面将其推翻。宋儒强调道统，注重心传，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是宋儒理学建构的重要支撑。清儒姚际恒、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伪作，虞廷十六字无所依托，则从文献层面釜底抽薪，为罢黜理学、倡明考据学扫清了障碍。由义理主导到实证考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代表着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转向。综上所述，历来抉发《古文尚书》伪迹的学者众多，我们重点从学术的角度，将宋代至明清学者的的贡献予以廓清。《古文尚书》语言平易，《今文尚书》佶屈聱牙，吴棫、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主要是从语感上入手的。他们的质疑并不彻底，也没有切实的证据，但筚路蓝缕，开启了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书的先声。元明时期怀疑《古文尚书》的人数并不少，唯有梅鷟从语句、文体、史实及传授源流等方面，一一抉发《古文尚书》剽窃的出处，真正将宋人的怀疑落实到学术层面。清代阎若璩认定孔壁《古文尚书》为真，立其根本，从孔壁《古文尚书》与梅赜本的差异处着手，最终使《古文尚书》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注释

①《朱子语类》卷七十九：“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宋儒推崇的“十六字心传”等理学观念皆在《古文尚书》之中，朱熹从卫道的角度，反对彻底否定《古文尚书》。他尝试以《书》有两体的方式解释今古文的差异，委婉地维护《古文尚书》的权威。参见姜龙翔：《朱子疑〈古文尚书〉再探》，《嘉大中文学报》2011年第5期，第152页。②如吴澄说：“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氏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参吴澄：《书纂言·目录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册，第238页。③《尚书古文疏证》128条并未全部完成，12条有录无书，17条录文全阙，实存99条。参考文献［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2］梅鷟.尚书考异［M］.北京：中华书局，1985.［3］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