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叙事始终是史学活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但是究竟什么是叙事呢？叙事的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史学家究竟如何从自身层面出发采用史书进行叙事的呢？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答案。

史学意义上的叙事虽然在《晋书•陈寿传》中就作为良史之才的标准出现，但对此概念进行提炼和明晰定义还是在刘知幾的《史通•叙事》篇被提出的，即：从事实的叙述出发，既涉及史文表述的烦简、疏密，也涉及事义的呈现和事理的解释，理想情况下还要彰显史家叙事的纵横驰骋之势。而构成史书叙事的基础则是文直、事核以及不虚美，不隐恶。其中文直是指史书叙事之文应做到直书其事。用西方叙事学的说法，就是对史书叙事的话语提出要求。而事核则是史书所述之事应做到事得其实，针对的是西方叙事学中的故事的真实性的要求。而不虚美，不隐恶，则是史家叙述人物事迹不应有虚妄的美化，不可因其恶而隐讳，即从史书叙事的价值层面提出要求。

而构成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则是关于汉代的四部史书，即所谓的班荀二体和范袁二家。其中班固的《汉书》与荀悦的《汉纪》从纪传体和编年体的角度确定了皇朝史的叙述方式，也为后世史书风格奠定了写作模板。班固在太史公的基础上对体例进行提炼，纪传体皇朝史格局因《汉书》而正式确立。荀悦的《汉纪》在《汉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并创新式的提出了义例，于书首就提出了修史所遵循的义例。这也为后续编年体史书编撰所继承。同时《汉纪》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采用以时系事、以事系人的叙事结构，使得西汉十二帝的治政优劣能够更突出。袁宏的《后汉纪》则在《汉纪》基础上，运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式，更加突出了群体在历史中的作用，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叙事效果。范晔在《后汉纪》和《汉书》的基础上，采用更多类传形式来对人物群体进行描摹，并且提出史书叙事“以意为主”，通过总结一代得失实现“转得统绪”。

那么这四位作者又是如何通过史书叙事实现其主体意识的彰显的呢？班固采用了光扬大汉的做法，在皇朝意识引领下又保持实录。即在宣示“汉承尧运”的同时，又于史传中记录人心厌汉的事实作为镜鉴以提醒统治者“物盛至衰，固其变也”，以达到匡正汉主的目的。荀悦因出身自颖川士族，因此时刻心系汉室得失，希望能够借史书叙事实现献替之志。并且采用《汉书》写于光武中兴之后这样一个意向，去暗示东汉王朝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拨乱反正”的复兴机会。袁宏则因身处东晋玄学盛行之时，因此渴望通古今而笃名教，因前代遗事而维护皇权，并且对当时桓温的不臣之举进行批判。范晔虽然出身士族，但当时士族地位已经开始下降，并且政治上的失意，使得其只能通过借史托志，以史文传述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