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北京市珠市口西大街241号，就是虎坊桥路口以东，保留着一座名人故居，它的主人是家喻户晓的清代名臣纪晓岚。

纪晓岚，名昀，字晓岚，直隶河间府献县，即今河北沧州人，清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其父纪容舒通过科举考试，做过户部、吏部的京官，还外放做过云南姚安知府。纪晓岚11岁时随父入京，24岁中举人，31岁成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会试同考官。45岁时，纪晓岚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后因泄露盐务机密，被贬到新疆乌鲁木齐，在那里待了三年。回来后，49岁的纪晓岚以侍读学士身份担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这一做就是13年。《四库全书》完成后，他又相继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并充任经筵讲官，多次主持会试。嘉庆十年，即1805年，晋升为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同年病故，享年82岁。

纪晓岚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以诙谐和博学多智著称，乾隆皇帝曾称他为“活着的东方朔”“朕的司马光”；嘉庆皇帝更是在御赐碑文中赞誉说“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故谥号“文达”。

然而，拥有官员和文人双重身份的纪晓岚，留给后世的著作却不多。除了参与政府修书而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最为著名的一部就是《阅微草堂笔记》了。

《阅微草堂笔记》名曰“笔记”，却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部文言笔记志怪小说，是纪晓岚晚年的作品。

乾隆五十四年，64岁的纪晓岚到承德去编排皇家藏书。因事务不多，便在公务之暇，追述以往见闻，写成了笔记小说6卷，题名《滦阳消夏录》。以后数年间，他又相继写成《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4卷和《滦阳续录》6卷。以上5种笔记，共24卷，总计1200多则故事。每写成一种，便刊刻流传。后来，纪晓岚的门生盛时彦在征得老师的同意后，将这5种笔记刊印在一起，并以纪晓岚在北京住宅的书斋——阅微草堂命名，称为《阅微草堂笔记》。在合刊时，盛时彦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按照纪晓岚写作的顺序，将五本合为一本；二是仔细校对，将错讹的文字一一订正；三是为全书作了序。可以说，盛时彦所作的工作是相当严谨细致的。在刊刻前，纪晓岚本人还对全书作了审读，又在每种笔记之前加了简短的小序。

《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小说在内容编排上，可以说是“全无体例”。其写作素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家族、亲友和童年见闻，二是在京师为官接触的学子、文人、官场和世态，三是所到新疆等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真实的社会人物，更多的则是虚构的鬼狐神怪形象，有的是作者亲见亲闻，有的则是转记他人提供的见闻。叙事体裁则有故事，有寓言，还有论说及类似诗话一类的杂记等。

从纪晓岚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仕途还是较为得意的，受到了乾隆、嘉庆两位皇帝的赏识。特别是他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识和文才在当时也是十分出众的。这样一位集官员、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人物，本可以像历代先贤那样著书立说，以传后世，而纪晓岚却偏偏选择了在年迈之时潜心写这么一部志怪小说。要知道，小说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被重视的。其原因何在呢？也就是说，纪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的动机是什么呢？

有的学者提出，由于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文人学者为求保身，往往埋头于故纸堆中，做一些繁琐而无味的考据。而纪晓岚因为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十几年，对考据已然没有了兴趣，但又不能随意创作，只好写此笔记小说以消磨时间。这种看法虽说有一定道理，但不是纪晓岚的写作此书的动机。

读了这部书，我们会发现，纪晓岚虽然深得皇帝的赞赏又位高望重，按说不该对社会特别是官场有什么不满。但是，他以一个正直而有远见的官员身份，透过所谓“乾隆太平盛世”的虚华表面，看到了潜在的社会危机。由于不能说得太露骨，他便托狐鬼来揭露社会的腐败，抒发己见，寄托愿望和理想。例如，书中记一县吏“平生所取，可屈指数者，约三四万金”；又记一“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宦橐逾数万”，官场贪贿之风盛行，于此可见。又如，书中写一县令遇到杀人的案子，自己没有主见，“乃祈梦城隍祠”，据梦境所示，硬指一姓“祝”者和一名“节”者为凶犯。人命官司，居然问鬼神而不问人，视人命如儿戏，如何配得上父母官的称呼。

纪晓岚写这部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程朱理学的空谈性理和伪道学者的虚妄臆断、违情悖理、门户之争、虚伪营私深恶痛绝。他主张以儒学为本，儒释道三家并存互补，各修其本业，共同有益于世道人心，而反对党同伐异，扬己而抑人。此外，对于迂阔昏馈、泥古不化的腐儒，书中也多投以鄙视和嘲笑。

纪晓岚写这部书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看到当时社会伦理纲常大坏、世风日下，于是要“神道设教”，以示劝惩，从而弥补法律行政、思想教化的不足，以使人远恶向善，最终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封建统治正常秩序的作用。为达到这一目的，书中写了种种故事，让人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神道设教”还是宣扬因果报应，在今天都属于封建迷信的范畴，应该予以否定。但是，我们也不妨站在作者的时代和立场考量，他主张“神道设教”和因果报应，是希望世人都以儒家的道德约束自己，多为善，不为恶，从而改变世风、改善吏治，使社会走向安定，而百姓只有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才能够正常地生活和生产。这样看来，身为官员的纪晓岚是怀有一颗爱民之心的。

说到《阅微草堂笔记》，还不能不提当时社会上已流行着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那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于这部书，纪晓岚读过，也提及过，但多为批评之辞。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纪晓岚批评《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聊斋志异》的写作意图是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表达了作者蒲松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孤愤，这很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而《阅微草堂笔记》的主旨则是“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强调的是一种道德教化，书中虽用狐鬼等故事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和阴暗面，但其目的是为引起为官者的重视，尽早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清朝的统治。也就是说，纪晓岚批评《聊斋志异》是由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前面介绍过，纪晓岚是一位科第顺畅、高居庙堂的达官显宦兼学界巨匠；而蒲松龄则是科场铩羽、蛰居乡野的落魄书生兼穷“馆师”，这就注定了他们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纪晓岚无疑是以清朝维护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蒲松龄虽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但他的所作所为处处流露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这是纪晓岚所不能容忍的，批评《聊斋志异》则是他的一个具体表现。

《阅微草堂笔记》虽为一部笔记小说，但它集中反映了纪晓岚的为官处事思想，其中一些仍值得借鉴。

首先，纪晓岚作为一位尊奉儒家思想而又较有识见的官员，对百姓生活是极为关注的，其注重民生的思想在书中有所体现。像书中记载：“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写荒年百姓生活困苦的情形，这已是我们在其他小说中绝少能看到的。而对于社会上无视于此的人，纪晓岚更是借狐鬼之口进行了批判。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还突出表现在对虐待奴婢的揭露和抨击上。《笔记》中揭示的奴婢受酷虐的种种惨苦之状，也是同类书中极少能见到的。如它记载了一位小奴婢被主人逼迫而死的情形，还记录一龙钟老叟被强者欺负之事。对此，纪晓岚说道：“衔冤茹痛，郁结莫申……横遭荼毒，赍恨黄泉，哀感三灵，岂无神理！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同情与愤慨之心，于此可见。

其次，书中对百姓的勤劳善良、尊老爱幼、重义轻利、急难相助、不畏艰险、舍己为人等优秀品质及在生产、生活中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也多有描述，并进行了褒扬。如书中写众盗劫一富室，富室全家都不敢出声。一个十五六岁的灶婢，伏地蛇行潜至后院，点燃积柴，惊起村人，最终靠集体的力量将群盗擒拿。此故事凸显了少女的机智与胆识。又如仆人王发驱逐了两个找替身的鬼，使一为鬼所诱而自缢的新妇得救。二鬼夜间来报复，王发斥责说：“尔杀人，我救人，即告于神，我亦理直。敢杀即杀，何必虚相恐怖！”鬼神之事，其实纪晓岚也是不相信的，他写这个故事，意在褒扬百姓的勇敢无畏、正直无私的品格。

应该指出，纪晓岚关心民间疾苦，褒扬平民百姓的优良品质和聪明才智，多来自于他对儒家的传统思想的汲取。孔子讲“仁”，“仁者爱人”；孟子讲“仁政”，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中都包含着亲民思想。另一方面，纪晓岚关注民生，也是为统治者敲警钟，若不关心民瘼，使他们不能安居乐业，那么“太平盛世”就可能走向不太平。

最后，书中除了狐鬼故事之外，还有大量的史实考证和实际见闻。比如，纪晓岚考察了《西游记》中涉及的官制，论定其作者应为明代人，而不是元代道士丘处机。他还考证昌吉筑城出土的一只绣花弓鞋，当为汉族妇女之物。这说明新疆地区早就有汉族人居住，各族人民早就睦居共处。又如纪晓岚曾被贬到乌鲁木齐，他写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刮大风，掀天揭地，“人马辎重皆轻若片叶”；又写乌鲁木齐悍暴无敌的野牛群，凶猛为害的野猪，肉极肥美的独峰野驼；还写哈密瓜的种植、储运之法，等等。这些记载，为今人研究中国的风物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