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游记，我们最先想到的会是《徐霞客游记》；但如果说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游记，恐怕很多人就不清楚了，它就是《穆天子传》。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部书。

《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记》，被视为一部奇书。

提到《穆天子传》，我们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书名中的“穆天子”是谁。

穆天子即西周的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的第五代君主。

春秋时期的管仲劝导齐桓公效法先王，曾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王、武王的事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百姓当中表现好的，将其作为典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人；有的剪掉头顶的头发以示惩罚，有的用赏赐进行安抚，治理百姓始终如一。伍举在开导楚灵王时则称赞周穆王“有涂山之会”，将他与夏启、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等明君相提并论。可见周穆王在后人心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周穆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呢？

首先是喜欢游猎，远征西方诸部族。据记载，周穆王在位的五十五年里，周行天下，东达淮泗，西及昆仑，南至鄱阳，北绝流沙，行程共计十九万里。《穆天子传》这本书记载的就是穆王西征的故事。而喜爱巡游也成了周穆王被后人所诟病的地方。其实，巡狩与征伐是周天子控制诸侯的主要方式，为的是维护国家稳定和既定的制度。而且，穆王也不是那种只顾游猎而不恤国事的君王。《列子·周穆王篇》说穆王在享受游乐的同时，还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认为应该“盈德”，以免后人追数自己的过错。可见穆王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国君应该负有的职责。具体到穆王西征这件事，也具有积极意义：一是促进了西周王室与西方诸部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二是在政治上巩固了西周王室对于西方诸部族的宗主关系。在西征路上，一些部落首领向周穆王献重礼，周穆王也向他们馈赠回礼。这种活动，不仅有利于周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且促进了周朝与这些邦国、部落之间的友好往来。

其次是平息叛乱，巩固西周的统治。就在穆王西征之际，东方的徐人却趁机攻打洛阳。周穆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回师，平定了徐人的反叛。后来，周穆王又平息了荆楚和越人的反叛。周穆王的成功平叛，进一步巩固了西周王室的统治，使西周政权顺利地度过了瓶颈期，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段。

第三是任用贤臣。周穆王任用了很多公正贤明的大臣，比如祭公谋父就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卿士。《逸周书·祭公解》详细记述了祭公在病重期间与穆王的对话，可谓是语重心长，君臣之情，感人至深。

最后是制订刑典，以德治民。周昭王时，“王道微缺”；至穆王时，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为了维护周王室的统治地位，周穆王命吕侯制定《吕刑》，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刑罚典籍。在这篇典籍中，周穆王吸取了上古之世蚩尤作乱，延及平民，杀戮无辜的教训，又总结了上古圣王帝尧的经验和做法，告诫子孙后代及百官卿士，量刑可轻可重者，就轻不就重，要慎刑罚，治民以德。

从这四点来看，周穆王可以说是周代的一位明主，其历史功绩应该值得肯定。

至于《穆天子传》这部书的来源，则是从古墓中获得的。《晋书·束皙传》记载说：“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太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也就是说，《穆天子传》的出土是在西晋初年，地点是魏王墓。

根据《束皙传》的记载，《穆天子传》原为五卷，即今本的前五卷。但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这第六卷又是从何而来呢？此时我们就要将目光聚焦到《束皙传》中提到的杂书十九篇之一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上了。根据后人研究，《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所载的历史事件、盛姬的年龄以及所配的干支，都与《穆天子传》前五卷密切相合；又以语词、文笔相比较，也应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因此，可以断定，《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是属于《穆天子传》的一部分，而不是“杂书”。

《穆天子传》出土后即受到当时人的关注。只是西晋存在时间很短，加之战乱频仍，导致典籍散失严重。两晋之际著名学者郭璞，收集当时《穆天子传》的不同写本，进行整理，详加注释。这大大增强了《穆天子传》的可读性，促进了这部书的传播。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穆天子传》一直被视作史书来看待。《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它列入史部起居注类。《隋书·经籍志》云：“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说得明确又肯定。

然而，到了清代，对《穆天子传》性质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后来，又有学者将其视为神话，而非信史。

从史书到神话小说的性质转变，使人们对《穆天子传》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后来，经过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部书不是神话小说，而是记载周穆王西征的实录性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文献，其作者就是西周史官。理由如下：

首先，凡是神话所述皆为“神们的行事”。无论是解释开天辟地、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的神话，还是歌颂民族祖先、开国帝王的神话传说，这些“神”都具有超乎人类的能力，他们的行事也是超人的奇迹。而《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却不是神而是人。他的西行事迹，毫无超人能力之处。他的西征历时两年，而不是俄顷之际；为他拉车的是几匹良马，而不是神龙怪兽。他饥渴则饮食，劳顿则休息。他远涉荒迹，没有翻译就会言语不通。他迷信神，故有河神之祀。他会见部落首领，行的也是人的礼节，吃的也是人的酒食。其间全无神仙怪异之事。

其次，凡神话必然给人一种神秘的幻境，人物和故事都会披 上想象的外衣，编织离奇曲折的情节，或悲壮雄奇，令人歌哭，激发志气；或诙谐、美妙、奇诡，引人遐想。而《穆天子传》却言语质朴，既无故事情节，亦无夸张之描写，颇似一部流水账式的日记。

最后，就要说说《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了。正是西王母这个人物，让不少人将这部书定性为神话。其实，《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是人而不是神，她既不同于《山海经》中“披发戴胜，豹尾虎齿”的西王母，也不同于《汉武故事》《汉武内传》中仙女丽人的西王母。她既不怪异，也不神秘，没有丝毫神话色彩。那么，这个西王母究竟是谁呢？《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西方“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据此推论，周穆王西征时，西域诸部落更多地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西王母即该部落之首领，她出面接待远方来客周穆王，合情合理。须知，西王母的彻底神仙化，源于秦汉统治者“长生不死”的幻想。要不死就得有不死之药，方士东求于海而不得，于是便有了西求于西王母之念，也就有了“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神话。西王母既然有“不死之药”，那她自己当然是与天地同寿的仙人了。

作为一部先秦的珍贵典籍，《穆天子传》具有极高的价值。

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

如上所述，《穆天子传》是一部史书而不是神话，它详细记载了周穆王的事迹，是难得的西周史料。关于西周的史料，早期和晚期的较多，中期的则较为罕见，往往需要借助出土的金文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保存至今且未经篡改的《穆天子传》的史学价值就显得越发珍贵了。有学者在其著作中指出：“此书与《山海经》均未被先秦以后儒家所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为尤高。因此书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之王者与围绕此王者之百官之生活状态，颇能忠实。至欲知周室古代文化达于如何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一书，尚未有信凭之文献。如三《礼》之书，是限于儒家范畴，其内容实质，乃依于此书所记载而成具体的。其为研究三代文化之重要书，固不待言。”

其次体现在地理学方面。

先秦时期的地理学著作主要是《尚书·禹贡》和《山海经》。 但《山海经》充满神话色彩，其诸经所载方位、里程多有夸张、错讹之嫌；《禹贡》所记则没有涉及西域地区。而《穆天子传》以人物实际活动的交通线来贯连地理位置，明确记载了方位、里程和地貌特征，其中卷一至卷四的周穆王西征路线，是该书最具地理学价值的部分。有学者认为，周穆王西征的地域范围主要为西北的河套以西、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并进一步指出，《穆天子传》的记载表明当时新疆地区与黄河流域的交通路线有三条：一条是经黄河上游和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到罗布泊地区；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到哈密和吐鲁番地区，再到塔里木盆地或沿天山北侧向西到伊犁河谷地；一条是经河套地区向西北，到准噶尔盆地的北部和西部，再到伊犁河谷地。更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系从周朝就已经开始了，周穆王是比张骞还早的“凿空”西域的“探险家”。

最后体现在民族学方面。

《穆天子传》中明确记载的邦国、部落有三十多个，比如犬戎、焉居、禺知、河宗氏、赤乌氏、曹奴氏等。这些邦国、部族的地理方位、社会活动等情况，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特别是对一些部族的起源、迁徙、演变的记载，更是弥足珍贵的史料。这些资料对于今天研究古中国的民族地理学、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分布与区域民族构成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