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王嘉的《拾遗记》。

王嘉一生的著述不多，《拾遗记》是其中重要的一部。而且，《拾遗记》在成书后短短的几十年间也散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拾遗记》十卷本是南朝梁代的萧绮搜集整理而成的。萧绮在《拾遗记序》中说：“《拾遗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

作为结合地理博物和杂史杂传两派的一部作品，《拾遗记》既具有杂史杂传的体例，又具有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内容。从整体结构上看，除第十卷外，《拾遗记》上自伏羲，下至晋代时事，以历史年代为经，俨然就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就每卷而言，《拾遗记》在每一卷内容、每一朝事迹记述的前后顺序上，也体现出“史”的体例：以时间先后为序，先记帝王以及与帝王有关的琐事，最后再记述一些名人逸事。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一个历史人物时，往往将其生平事迹、历史事件的始末，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这种记述人物的方法，后代学者称之为“互见法”。《拾遗记》中也有这一手法的运用。如对秦始皇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卷四“秦始皇”部分，写了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王享受各国贡品，希求长生之术以及耗巨资建“子午台”等逸闻趣事，反映出秦始皇穷奢极欲追求享乐的一面。而在卷五“前汉上”则记述了秦始皇怕泄露秘密，把为自己修建陵墓的工人活埋在墓中的故事，反映出了秦始皇残暴的一面。只有将两卷中有关秦始皇的记录连在一起，展现给读者的才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秦始皇形象。这种记述人物的“互见法”，也是《拾遗记》所具有的“史体特征”的反映。

《拾遗记》独特的史体结构，还表现在萧绮的“录”上。我们知道，正史中每一篇传记之后，大多有撰者的“赞”或“论”，而《拾遗记》中，萧绮在一些人物的杂传之后或者他有感而发之处，都以“录”的形式记下了他对王嘉所述人物或所记事件的观点和态度，与正史人物传记后的论、赞如出一辙。现当代研究小说的学者把萧绮的“录”看作是《拾遗记》在结构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拾遗记》具有丰富的内容，集杂史、博物于一体，语言华丽，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

作为一部杂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拾遗记》记述了帝王后妃、文人名士等各个阶层历史人物的异闻逸事。其中，最为人注意的就是圣人的出生神话，也叫作“感生神话”。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等。这些神话的共同特点是女子感外物而孕，显然是“民知有其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产物。

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拾遗记》对秦始皇、汉武帝、汉成帝、汉灵帝、魏明帝等帝王劳民伤财、大肆建造宫室苑囿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进行了记述。秦始皇为建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汉武帝为一睹已逝宠妃李夫人的芳容，竟然派“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耗费十年时间到暗海取潜英之石。王嘉对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明显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这是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应该引以为鉴。

《拾遗记》还记述了很多历代文人名士的传闻逸事。王嘉对孔子出生的神异传说的记述，充满了浓郁的仙道色彩，表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地位的提升，其中孔子之母感水精而生孔子的传说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反映。除此之外，王嘉对刘向、何休等文人名士异闻传说的记述，也都或称颂他们勤奋好学的精神，或对他们的忠义气节表现出由衷的赞扬。

《拾遗记》对异国民俗风情的记载也有很多。全书涉及的国名有四十多个，其中有详细记载的有三十多个。相比较而言，《拾遗记》对远方各国的记述，虽然不脱神仙怪异之事，但已完全改变了《山海经》荒幻无稽的特点，而多是西域诸国的传说化，对民情风俗的述写也并非纯粹虚构，而是有一些真情实事的。

在语言方面，《拾遗记》文辞艳丽，具有鲜明的赋体特征。除此之外，诗文的大量融合以及语言的形象化，都使得《拾遗记》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大放异彩，成为这一时期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的代表之作，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