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们来讲周穆王姬满。

穆王姬满一向是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主角，这是由于他跟西王母之间的那场倾国倾城（是真的“倾国倾城”）的罗曼史。这段记载在《穆天子传》中被赋予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这个《穆天子传》是什么呢？我们在前文常引用一本书，《竹书纪年》。该书是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出土的。出土时是一批杂乱无章的竹简，经过以束皙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勘校，整理出十三篇《纪年》（即《竹书纪年》）和五篇《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掺杂着大量的神话志怪，不足采信。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读一读即可。《史记》与《竹书纪年》的记载就各具特色了。二者对穆王的记载篇幅都不大，一个是《周本纪》的一部分，一个寥寥数语，但内容的重点皆指向穆王对外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史记》颇具寓言性，这个我们稍后会说到。《竹书纪年》则保持了一贯的冷漠的色彩，杀戮与征伐本身就是这本书的常态，也是这本书所体现的一个文明进化与扩张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竹书纪年》的铁血描述赋予了穆王很多“英武帝王”才具备的特点，而《史记》则将穆王的战争行为与周朝天下的衰落建立了因果联系。不仅仅是从道德与威仪上，更是从客观的国力上。无论是哪种记载，穆王的征伐行为都是不可取的。《竹书纪年》的记载本身就带有很浓重的消极色彩，那种疯狂的对外扩张字里行间都充斥了国力的飞速流逝；而《史记》则将其定义为“错误的战争”，或者说是“不合时宜的征讨”。

对于穆王的评价，二者不尽相同。《史记》中穆王在一种错误的决策下发动战争，浪费了他作为一个颇有个人魅力的帝王的威名。《竹书纪年》则是将他作为一个强势的君王来塑造的。他跟西王母建立外“交”关系的故事也足以看出，自古以来穆王身上的浪漫主义就是被世人所肯定的。穆王一部分的最后，甚至还专门点出了他开疆拓土的数据。

就此，我们很难说他是不是一个昏君，或是不是一个暴君。《史记》与《竹书纪年》记载的事迹本身就差异巨大，角度和出发点也完全不同，但无一例外以围绕战争的讨论为主体。我们似乎感觉到穆王的穷兵黩武将周朝拖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但战争的动机本身就是多元化的。或者，他是想通过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结果让国家陷入了更绝望的境地？

这一切如果不把《史记》和《竹书纪年》重新分析一番，是很难做出评断的。因为政治、历史毕竟不是传奇演绎，不存在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史记》或许写得有些精神洁癖，但我们心里应该有杆秤的——评价一场对外战争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国力与国内矛盾。在国力足够的情况下，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这种对外战争一定是正义的。如果劳民伤财，那无论目的如何，都是在作孽。国力疲弱还不能良好地处理国内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展那恐怕就不是昏庸，而是傻缺了。

必要的战争即是正义的战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于苍生而言，一场在充足国力支持下的可以转嫁国内矛盾的对外战争或许是个最优解，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那么，抛开司马迁“德”的论调，我们分析下穆王西征会得到怎样的结论呢？

我们先来看看穆王是怎么登基的。

相比起昭王之死的神秘与隐晦，穆王的登基笼罩着一种令人心惊的风平浪静。《史记》在还未叙述其事迹的时候就给他的执政生涯与他背后的周王朝定了性，“王道衰微”一词表明了司马迁对穆王的一个基本看法：他的力量是无力回天的。或者说，在他的任期里，充满了周王室给他留下来的挑战。

关于姬满即位时的年龄及后来执政的年岁，《史记》与《竹书纪年》各有一种记载。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司马迁，《史记》

《竹书纪年》属于早期编年史，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其中的一些记载。

自周受天命至穆王百年。——《竹书纪年》

加上《史记》里面有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的记载，《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说法并不一致。如果真要深究，我认为《竹书纪年》的数据是过硬的。所谓“受天命”指武王登基，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至穆王元年，共享国百年。但这种说法遭到诸多主流学者的反对。量化西周时期各位王的在位时间，我们的证据还是太薄弱。

我认为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是将逻辑建立在《尚书》的基础上的。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尚书》

《尚书》里的记载不可小觑，配合应证的史料众多，在这里暂不一一列举。其实纠结穆王的具体年份是意义不大的，浩瀚如海的史料无非是通过对数字的纠结向后世传达一个信息：穆王是西周王朝的节骨眼。

穆王对国家的衰微有自己的理解。他的方法很有针对性，也很尖锐地指出一群智商不够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统治着这个国家。他有相对的措施，只可惜与历史长河中的那些明星比，他的方法显得太过于平庸——

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命。复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复宁”二字给了穆王一种浅薄而脆弱的荣耀，《尚书》自然而然地给了《臩命》一席之地。《史记》中占有较大篇幅的《甫刑》（即《尚书》中的《吕刑》）是在穆王西征之后完成的，此处不可颠倒顺序。司马迁在叙述《甫刑》时的笔调是中性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甫刑》的核心作用：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如果西征对于穆王而言是一种犯错的话，他在错误都已经犯了很久之后还在做自己一开始就在做的错事——用不恰当的方法处理统治阶层的矛盾。

当然，穆王自己似乎自始至终没有预料到。毕竟西征的动机，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复杂。这个我后面会讲。

此时的穆王用了一系列大多数君王都会和大多数君王都不怎么干的方式试图激活统治阶级的死寂，这种新生的气给穆王同时带来了希望与挑战。对于穆王而言，此时最可怕的是头脑昏沉。如果说昭王末年的周王室已经是一具被邪念推动的行尸走肉，穆王则是让它的鼻间有了游丝般的气息，还远远谈不上拯救。

也是在短暂的和平之后，他似乎忘记自己的父亲就是死于远征，准备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挥霍黑暗之中难得的一丝生机。

被穆王当作“软柿子”捏的，叫做犬戎。对，你没有看错，就是那个后来在“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里灭掉西周的犬戎。善于将历史写出戏（喜）剧感的司马迁几乎将这一事件当作西周灭亡的伏笔。在他看来，穆王的致命原因是不道德。

先王燿德不观兵。——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这段描述出自穆王与祭公谋父的对话。这一段在《竹书纪年》中也有一笔带过。《竹书纪年》属于编年体，可以准确地看到这场谋划与正式远征犬戎之间不过一年的时间。那么从穆王登基到这次对话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史记》上说的那点儿等于没说，《竹书纪年》的一些记载倒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列举一下，主要有三类事：筑宫、纳贡、封官。

先说说筑宫，发生在穆王登基元年正月、冬十月、九年。建筑、地点，在有确切的考古证据之前，我们也只能差不多看看，无从考究。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宫。…… 冬十月，筑祗宫于南郑。…… 九年，筑春宫……——《竹书纪年》

在这里还有一处迁都的记载，让人看得匪夷所思：

穆王以下都于西郑。——《竹书纪年》

这里的“西郑”几乎是个全新的地名。就连神话一般的《穆天子传》也没有出现一个所谓“西郑”的地方。反倒是自古有一种声音认为“西郑”其实就是出现频率颇高的“南郑”写错了。这里我们暂且持保守态度，因为这种关于地理和遗迹的讨论，考古是拥有着最高话语权的。与其纠结于几行字的记载不如去实实在在地拿洛阳铲去挖一挖。在这里就不作讨论了。

其次是纳贡。《竹书纪年》里有一句记载。

八年，北唐来宾，献一騮马，是生騄耳。——《竹书纪年》

这个“北唐”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西戎的一部分。晋五经博士孔晁注《逸周书》时有所提及：

北唐 以闾，闾似隃冠。——《逸周书》孔晁注： 北唐 ，戎之在西北者。

北唐的首领前来进贡一匹纯黑色的马。这匹黑马生下了八骏之一的騄耳。

最后，说说封官：

命辛伯余靡。——《竹书纪年》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穆王登位那一年。辛伯余靡这个人在《吕氏春秋》里也有所记载。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此人是个能臣良将，为昭王立下过汗马功劳。

如何评价穆王任期的前半部分呢？“多姿多彩”？或许只是种比较丰满的国力在支撑着他的浮华罢了。

根据《竹书纪年》中的描述，在远征犬戎之前，穆王是对外动过手的。在穆王进行筑宫、纳贡、封官等一系列举动之后，他小试牛刀一般地对外打了一仗。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竹书纪年》

一看到“北征”，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穆王把北唐给打了？显然不是的。北唐是一个西北方向的民族，距中原地区甚至比犬戎都要远。穆王应该是在战犬戎立威之前先拿北方的一个小部落练了练手。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穆王真是纯粹拿战争找乐子的基础上。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在前文提到“转嫁国内矛盾”是一场对外战争发动的必要性之一，其实穆王攻打犬戎的理由远远不止这一个。

在什么情况下，会逼的一个大国对附属藩国开战？《史记》对这段的记载，不管是褒义还是贬义的，都在围绕一个“为政以德”的问题。我们说要抛开司马迁的儒家之“德”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却发现就算我们撇开儒家，也撇不开周礼。

其实您或许已经想到答案了，捍卫周礼，就是那个时候发动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对于周王室的朝贡是一种物质与形式上的臣服，对于周礼的贯彻与运用则是一种周朝君主极为重视的思想上的控制。如果思想控制出现了问题，那么不惜通过战争，也要将其扭转过来。

这一点，不是宗教，胜似宗教。而司马迁以“德”论穆王西征之结果，可谓是本末倒置。因为所谓“德”，正是穆王发动战争的理由！

北方的旷野之地，以及后来的犬戎部族，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穆王是做出过一些努力的。首先，犬戎绝非我们印象中的蛮夷之地。《史记·周本纪》中如此评价犬戎：

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这句话让人看得很困惑。犬戎竟然有能抵御周王室的“精神武器”？这说明犬戎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是达到了一定高度的，绝非我们印象中要通过纯粹武力去制服的边陲番邦。

其次，我察觉到周王室的自卑心理还是在作祟的。

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狄之间。——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这一段太关键了。“及夏之衰”，说明远在夏朝走下坡路之前，周王室就有着深远的农耕文明的传统，周部落的历史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久远得多（这一点一定程度上符合张光直先生对“夏、商、周共存”的假说）。他们自己说是祖宗丢了官，其实……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毫无疑问，周部落在某个时期由农耕民族转变为了游牧民族！这一时期我猜测在孔甲乱夏前后。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所有周人的心里阴影。既然周王室曾经也是游牧民族，那么，其称霸中原的合法性就不是“周礼”能够解决的了。

在犬戎的眼中，“周礼”的必要性甚至合法性都是可以质疑的。或许他们已经搞出了一个更“合理”的方案。既然伪农耕民族周族能够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别人，那犬戎为什么不可以。只因为周部落占据中原了吗？周部落的文明能和甲骨与青铜构建的商文明相媲美吗？

于是穆王开始动手了。你说耍赖也好，你说君威也好，总而言之，这场战争是为自卑而爆发的。或许在穆王的身边，几个老臣的嘀嘀咕咕，也让那些本来就不怎么团结的贵族对自己的祖先都产生了怀疑。

《史记》对这场战争的记载是非常仓促的，对西王母只字未提，也不可能提。

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四只白狼、四只白鹿”，与其说是战利品，我认为更有可能是战俘。因为《竹书纪年》里有对战俘的记载：

取其五王以东。——《竹书纪年》

数量好像不太对，但在《后汉书·西羌传》等古籍中皆有对这场战争中俘虏与被迫迁徙的记载。王国维先生认为这些论述都是出自《竹书纪年》，因而如果《竹书纪年》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就会错一串。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犬戎正式与周族为敌。这个结果是不是穆王想看到的，很难说。

《史记》对穆王在开疆拓土方面的记载，到此已经为止了。但《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只是个开始。

很奇怪的是，这么繁多的对外战争，《史记》竟然一个字都没提。

是因为司马迁认为这些战争的真实性不可靠吗？不是的。史家会出于自己的价值观对史料进行删减，这很正常。司马光就把李白给删了个干净。司马迁可能只是觉得穆王“有缘千里来交配”以及在后期的伐纡（《路史》作“纟亏”，，窃以为不可信）、东征、南征时的顺风顺水不符合他儒家的三观。在《竹书纪年》中最后对他的战绩的评价俨然一开疆拓土的明君：

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两亿七里。——《竹书纪年》

在这里我们详细讲穆王与西王母之间故事，以及在南征之后的又一次西征，也是《竹书纪年》里有记载的最后一次战争。

《穆天子传》神话成分太大，我们不作讨论。《竹书纪年》中对于穆王与西王母之间的故事是如下描述的：

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 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穆王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甹人。” 穆王十七年西征，见西王母，宾于昭宫。——《竹书纪年》

穆王十七年，发生了一些事情的。穆王想见西王母，却被西王母阻止了。原因是每次他们约会的手段都是“征”，可见这种暴力方式已经对西方部族造成了太大的损坏。而且这里有一股势力“鸟甹人”引起了西王母的担忧。

四年之后，穆王再度西征，成功见到了西王母。

多么大气的爱情故事，穆王简直是霸道总裁啊！

这个“鸟甹人”，我在历史上没有找到其他记载。我个人认为，所谓“甹”，根本不是形容词或名词，应当做动词解。这个字在《竹书纪年》的古本中作古体字“谷甹”，《尔雅》对其的解释是“掣曳也”。可见并不是一些译本翻译的“鸟喙人”（这个《山海经》的味道太浓了），而是一个牵制了周族势力的部落。只可惜这个部落的来龙去脉，我们很难搞清楚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穆王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的。

最后一次西征，无论是不是为了西王母，穆王将“周行天下”的霸气推至顶峰，却也将国力燃烧到了极限。

穆王西征，環理天下，亿有九万里。——《竹书纪年》

我们还是要回到《史记》的。

《史记》中虽然对穆王的记载较之《竹书纪年》有很大删减（或缺失），但不可否认，以制度的改革为统治期间的终结是一种盖棺定论。这不仅反映了穆王的执政成就，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争发动的溯源。这也是我一直说，对外战争与内政一定息息相关的原因。穆王频繁的对外战争无论于爱情、与国运、与权谋，扬威是相对的，消耗是绝对的。我们很难得到那时候经济的一手数据，但毫无疑问，其子共王姬繄扈即位的时候，账簿恐怕是不好看的。

战争，无论作为动机还是结果，都不及作为手段来的聪明。

天地间，一片名为“周”的黑云，在扩散并蠕动着。

附录：

《竹书纪年》记载的穆王时期的对外战争总汇：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王遂迁戎于太原。）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穆王十七年西征，见西王母，宾于昭宫。穆王三十七年，伐纣，大起九师，东至于江，叱鼋鼍以为梁。（用王八和鳄鱼作桥，太猛了！）穆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穆王西征，環理天下，亿有九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