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有关“熟知非真知”的告诫,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等被现代人命名的历史现象十分有益,盖一种命名一旦通过语言的约定俗成作用流行开来,就会在人云亦云的语境作用下形成成见,超越世俗观点而洞察事物真相的可能性也就随之逐渐变小。丝绸之路既由李希霍芬(曾七次到过中国)于 1877 年提出,此后,各种著述层出不穷,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也有所拓展,如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丝绸之路其实并不是一条明确的路,只是一个通道,或是一个交流带。这个通道是东起中国、西达欧洲、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带。
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地图
李氏提出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欧亚之间的一条陆路通道(后被称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中途经过亚洲腹地,在干旱的沙漠、戈壁和高原中由绿洲相连而成。而中间又有分道,如从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后,就在新疆境内分为南、中、北三道,其中南、中两道到喀什又汇成一道,翻越帕米尔高原后进入中亚地区。
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为主的中亚两河流域,到达伊朗高原,然后再到达地中海沿岸。其实,这一路线在中国古籍《隋书·裴矩传》中已有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大体相似。
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或可以算是法国汉学家沙畹,1903年,他在其《西突厥史料》书中说到丝绸之路可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1968年,日本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丝绸之路》。而在中国,陈炎是最早关注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 他于1980年正式提出、而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走向,则包括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菲律宾、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
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说看,李氏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河套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命名恰好是着眼于以文字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事件为起点,完全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对西域重要战略资源的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无法洞察所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其实乃“玉石之路”。
早在“丝绸之路”形成以前,曾经有一条“玉石之路”,将新疆和田玉运入中原,此路也称“昆山玉路”。中国史前传说的昆仑山,并非今日新疆与西藏之间的昆仑山脉,因而先秦时“昆山玉路”的走向,也不是从关中平原一路向西,而是要经过北方草原地区。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中国美玉都来自西域。至少在距今1.2万年前,先民就发现了普通石块中卓尔不群的玉石,并且通过交换将玉石源源不断运向东方,延续万年的玉石之路,正是沙漠丝绸之路的前身。
随着古时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和游牧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东西方的交流过程也是日渐频繁。即便是难走的沙漠地带,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国内陆沿海的商人就已经陆续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同中亚东部边缘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货物包括产自中原地区的丝绸,产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产自沿海地区的海贝特产等。
丝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铜器、车器、兵器等常常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至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
这种神兽纹样受到中原国家的的青睐,被用来装饰马具、漆器、饰贝腰带的腰饰牌等,甚至在西汉早期还形成一种贵族时尚流行于西汉王朝。同时,西方的玻璃制品、金银器等也经由草原地区传入中国。汉代“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的一条“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
这一地区的月氏是善于经商的民族,由于经营对中原地区玉的贸易,而在中国以“玉的民族”见称;月氏人将玉运至中原,又将中原的丝绸运至西方,在西方则又以“绢的民族”见称。巴里坤兰州弯子很有可能是古代游牧民族大月氏王庭所在,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数百人生活在这里。
西方人自古就艳羡来自中国的丝绸,而中原人则自古就喜欢产自新疆的和田美玉。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而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称为“美玉之路”或许更为准确。
自西学东渐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价值的殖民化进程,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来视角、外来理论和外来观念。“丝绸之路”说就这样日渐兴旺和流行起来,最终压倒和淹没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的真相。在本土文化重新获得文化自觉意识的今日,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对这些外来的文化价值给予重估和再权衡。其结果,无非是替代或修正外来的“丝绸之路”说,代之以“玉石之路”或“玉石—丝绸之路”。
从全球鸟瞰的视野看,比丝绸要早得多的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资源开发所派生的金属矿石。对“玉石之路”的学术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从四千年之久的“玉石之路”发展演变为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这期间的全过程,值得做多学科的深入探讨。不论是丝绸贸易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香料之路等,这些都不具备文明发生的动力意义。只有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化、贸易通道才具备这样的意义。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文明发生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是玉石神话信仰。除了玉石本身的颜色引发的天之联想以外,每一种史前玉器的形制都隐约潜含着某种神话观念,最初出现的玉玦、玉璜是这样,随后出现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也皆是如此。玉石崇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从八千年前开始,用了大约四千年时间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其大致的传播路线是,先北方,后南方,最后进入中原。
第一波为“北玉南传”;第二波为“东玉西传”,在4500年前扎根中原,以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为代表。中原地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伴随着王权崛起而揭开序幕,在此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开始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
“西玉东输”之后,西域就成为中原华夏王权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供应地。相比之下,史前地方玉的地位相形见绌,经过儒家君子观“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以《穆天子传》所反映的西周最高统治者的西域资源诉求看,玉石是中原文明最渴望得到的战略物资,对于建构中原王权意识形态起到重要的作用。周穆王西去昆仑山之前,要先循着黄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
西晋时期,在汲县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批古简,其中整理出一篇《穆天子传》,记载了近三千年前的周穆王驾八骏马车西巡游猎之事。周穆王从中原出发,途经甘肃、内蒙古和新疆,最终抵达昆仑山西麓。当时仍是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西王母,不仅款待周穆王,还赠他八车宝石。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处获取不少玉石,满载而归。
周穆王从中原出发的第一站不是向西进入甘肃,而是向北去往河套地区。对玉器信仰和相关神话观念缺乏认识,就无法理解周穆王沿着黄河而去西域的支配性要素,那就是华夏先民关于“河出昆仑”和“玉出昆岗”的神话地理想象。
周穆王去河套地区为的是用玉器祭祀黄河。这种宗教行为背后的动机仍然是神话信仰。文本叙事说:“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这里提到两种重要物品,一是束帛,二是玉璧,二者的结合正可以体现“化干戈为玉帛”的华夏崇尚的价值理念。具体地看,束帛即丝绸,它是用来包装玉礼器的。周穆王祭献给黄河的正是西周王朝专产的玉璧。如果要追问西周生产大量玉礼器的原料产地,那就是自甘青到新疆的祁连山与昆仑山地区。
古代先民从昆仑山、和田一带,由近及远地向东西两翼延伸,把和田玉运到远方。向东经甘肃、宁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周穆王西巡路线,就是这条古道的东线。
从史前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伴随着重要的兵器和礼器革命。从玉石戈到青铜戈的演变过程,看华夏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发生意义,可以揭示西北游牧文化元素对中原文明建构的影响,特别是夏、商、周时期“玉石之路”东段的三条道路:北道即黄河道,中道即泾河道,南道即渭河道。由这三条路径的存在及其文化传播作用,论说以陕北石峁文化及甘肃平凉地区方国卢方等为代表的西北玉兵器文化对中原王权玉礼器体系形成的贡献。
张骞通西域走的便是古代的“玉石之路”。汉代在甘肃设置的玉门关,其实就是以运输玉石而闻名的,在汉代以后的玉帛之路则更加繁荣。正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说:“归隋汉使千堆宝,少答朝王万匹罗。”又如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写到:“彩玉河边情事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玉门关是新疆和田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个关口,它的位置在敦煌以西,汉代的时候,朝廷派兵驻守,并正式定名玉门关。古代玉石经过玉门关后,还要两次东渡黄河,最终到达雁门关。雁门关是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分水岭,也是玉石之路进入中原的最终一个关口,一旦越过这个门户,新疆玉石就算真正进入了关中地区。这条延绵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终点,即是商王朝的都城河南安阳。唐代的玉门关位于敦煌以东。
新开的“伊吾(哈密)道”不经过敦煌,但关卡仍命名为玉门关。现在的和田县城夹于两河之间。两条河都发源于昆仑山脉,在下游合流为和田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转为地下伏流,而后汇入塔里木河。城东的河流是玉龙喀什河,城西的是喀拉喀什河,两河都出产玉石。在和田县西北与喀拉喀什河相望的是墨玉县,因此这条河也叫墨玉河。这样的话,两条河的名称中都带了一个“玉”字。玉的原石没有棱角。想必是从海拔七千米以上的高山一路顺水而下,棱角自然而然地磨平了。我在和田县有幸看到了原石。虽然大小形状各异,却没有一块是带棱角的。在加以研磨雕琢之前,它们已是圆滑的形状了。
中国远古形成的神话地理观,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河出昆仑”与“玉出昆岗”。神话学视角成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与黄河上游河道的神话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从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玉器到中原史前玉器的关联性,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东部板块与西部板块千百年来凝聚为一体的关键要素。
先秦昆仑山在阴山地区,并非是今日新疆与西藏之间的昆仑山脉;传说中输送美玉的昆山玉路,不经河西走廊而必过雁门。从辽河上游牛河梁出发一路向西,经由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可达阴山、河套、贺兰山地区;中途向南进入中原锁钥雁门关,经汾河谷地可达中原。这条“丁”字形线路,能把我国上古时期最主要的几支玉文化联成一体,它才是昆山玉路的主干道。这条路曾起到沟通南北不同文化的作用,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单纯促进货物交换的意义。
张骞凿空西域以后,中西方开启了交通和贸易的新纪元,而中原地区与新疆的玉石往来,其实也一直仍在延续,即使到了宋代,位处新疆的于阗王国就仍然与中原地区进行着玉石贸易,但这时候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玉石早已经退出了主角地位,丝绸、瓷器、茶叶开始占据主流,甚至以往火热的陆上丝绸之路,也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
丝路之前的玉石之路受制于漫长的地理限制,和中国长期的分裂、战乱影响,其始终没有进入到官方的正式记载中,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断续联系和交通行为。而这条道路随着丝绸之路的崛起,最终被逐渐遗忘湮没在了历史的黄沙中。
传播中华文化 点亮华人生活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