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论丛               年 月 第  卷 第 期             《历史研究》    —   编委遴选及变动原因分析盖志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      摘要     年创刊的《历史研究》  聚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精锐之师代表着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创刊之前郭沫若等人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十八位编委人员。随着史学和时代发展在    至    年间《历史研究》进行了三次编委调整其中既有人员的增补也有编委的撤换。这几次编委的变动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历史研究》编委的变动及工作情况折射出了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值得后人进一步思索。 关键词 《历史研究》编委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秋党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出一个史学界的刊物为此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

    年 月《历史研究》在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和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下顺利创刊。截至    年停刊《历史研究》共出版  期发表文章逾千篇。这十三年间《历史研究》的编委经历了三次调整这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新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解读史学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历史研究》编委遴选与变动的原因、编委的工作情况解析建国后十七年史学与时代的微妙关系。《历史研究》的定名与编委人员的选择经过了中科院历史所的慎重讨论。    年 月初创办人员仍不知《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两个刊名该如何取舍后来郭沫若书写了“历史研究”四个字方才结束了这个艰难的选择②。刊物编委的选择也颇费了一番周折。郭沫若、刘大年、尹达乏人参考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名单   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的历史学科专门委员会下设的近代史组和历史考古组的成员以及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终于确立了最后的名单④。正副主编的人选也经过了一番争论原被推定为主编的刘大年考虑到古代史的文章多近代史的相对少而且在古史分期问题上郭老与范老意见不一最终推荐郭老的助手尹达担任主编④。

    年 月《历史研究》创刊时形成的第一届编委名单为召集人郭沫若主编尹达副主编刘大年其他编委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翦伯赞共十八人。从《历史研究》创刊伊始的编委会组成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占多数这充分证明了《历史研究》的办刊宗旨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其中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等为史学界尊崇的“五老”更是名列其中。他们建国前就开始尝试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并撰写了不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历史研究》还集合了一批相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如尹达、刘大年等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在中国革命的“圣地”系统地学习了唯物史观并逐渐成长为新中国史学的中坚力量。胡绳、嵇文甫、吴晗等人则代表了另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建国前他们投身革命洪流宣传救 作者简介 盖志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