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清人龚自珍在《定庵续集》里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高度重视历史，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文献与诸子对历史的重要性就有着清醒认识和深刻阐发。

教诲天子

《国语》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以国分类，记言论事，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前后跨越500年。书中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包罗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国语》常与《左传》并称，是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重要文献。其中，对“史”的重视主要有两个表现：一个是担任史官职务的人，大都成为贤明的智者；另一个是强调学习历史可以使人明智。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著名的“周厉王止谤”故事。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渔猎采伐。国都镐京的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怨声载道。

大臣召穆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周厉王却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就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了，甚至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典故的由来。

周厉王得知这种情况后，感到十分满意。他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召穆公劝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是，周厉王对此置若罔闻，最终导致“国人暴动”，周厉王被放逐到彘，郁郁而终。

在召穆公的谏言里，专门提到“瞽、史教诲”。给《国语》作注释的三国时期吴国人韦昭说：“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意思是说，太史掌管天文、历法与各种仪节，所以对天子负有教诲职责。他们都是贤明的智者，知天道，晓人事。

教育太子

《国语·周语下》还记有“单襄公论晋将有乱”一事。

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望远处，脚步抬得很高；又见晋国的郤锜语多冒犯，郤犫谈吐善绕弯子，郤至则自吹自擂。于是，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郤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鲁成公问：“你说‘晋将有内乱’，这是从占卜得知的天意，还是根据人事推测的呢？”单襄公答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单襄公否认自己知天道，却承认了知天意是史官的职能。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败不堪，郑桓公感受到风雨飘摇的危险局面，专程去请教王朝太史伯阳父，亦称史伯。对于桓公的疑惑，史伯报以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并为郑桓公及其宗族选定虢、郐之地作为东迁居处，从而为春秋初年郑庄公始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桓公还曾请教有哪一些国家会兴盛，史伯给出的答案是晋、秦、齐三国。形势发展正如史伯所预言，这些国家的国君后来都位居春秋五霸行列。可见，史伯不仅熟悉西周各种典籍，而且对西周诸侯国的情况了然于胸。所以，后人称史伯为西周末年尽知天下事的第一人。这显然与其担任的王室太史职务是分不开的。

或许是由于史官的智者形象，学史使人明智观念的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请教申叔时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提出有9种书是太子必须要学习的：“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可以看到，申叔时列出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和“训典”这几种要“教之”的文献。其中，多达5种即“春秋”“世”“语”“故志”“训典”等都是史书类古书。学习的目的，无论是“昭明德而废幽昏”，还是“知废兴者而戒惧”，着眼点都在于以史为鉴，体现了“多闻善败以鉴

戒”的学习意图。

问学智者

上面用《国语》记载的故事为例，叙述了春秋战国先民对“史”之社会功能的认识。其实，战国及秦汉时期流行的诸子文献中也包含同样的意蕴。

例如，《吕氏春秋》里就讲到夏桀、商纣和晋国末年的三位太史：夏太史令终古、殷内史向挚和晋太史屠黍因分别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纣之愈乱迷惑”及“晋之乱，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故而“出其图法，执而泣之”等。《吕氏春秋》的编撰者将这三位太史视作“守法之臣”，并专门强调由于史官智者身份与尊崇地位，故视之为“先识”，即有先见远识的智者。

著名的“孔子问学于老子史事”，在先秦诸子典籍中，如道家的《庄子》、儒家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中都有反映。《庄子》中至少有8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的。其中，《天地》篇记述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及“仁义”等情况；《天运》篇记述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老子跟孔子论“天道”；《知北游》记述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觉性。

《礼记·曾子问》中，也用四则的篇幅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内容上，都是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孔子从老子那里得到的教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天道》篇记载的“孔子见老子”故事中，通过子路之口明确指明老子的史职身份。将这一情况与上述老子广博的知识面相联系，一个贤明智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可见，诸子文献都认同史官多为智者。

总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一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宝贵传统，让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而从未断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极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这一情形，广大文史工作者更要继承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牢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充分发挥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积极作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