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像

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史官建置》篇，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和最完备的一篇关于史官建置的专文，也是史官自我价值认识的突出反映。《史通》其他一些篇章，也多有评论史官的精辟论断，形成了对古代史官评论的整体认识。事实表明，只有当史学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史学家才有可能萌发这种自觉性，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评论。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史官价值的评论、史官制度史的评论和史官素质优劣及社会职责的评论。一论史官的价值《史通·史官建置》篇起首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何者而称不朽乎”？当然，不是现实中的人都在思考如何才能“不朽”的问题，刘知几本意当是举出一个人们都可理解的说法，以便进一步展开说理。刘知几写道：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浦起龙通释本，2009，280页）

对于这段话，清代注家浦起龙在“如白驹之过隙”一句下注了“发端庸浅”四字，意谓刘知几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庸俗、浅陋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后文来看，刘知几要讲的核心是史学的功用问题。那么，怎样才能“不朽”呢？刘知几回答得很简单：“书名竹帛而已。 ”其实，唐代早已用纸，这里也只是模仿古人的用语罢了。这就是说，史官通过文字和书写工具把当时人们的言行记载下来，使后人借此得以知晓前人所作所为；而后人获得这种记载，便可了解前人的思想与活动。扩而大之，社会的人便可一代代借此保存“历史的记忆”。而那些留在“历史记忆”中的人们的“功也名也”，便是“不朽”的标志，可见史官（当然也包括不是史官的史家）的价值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史官们的价值还在于：他们所提供的“历史的记忆”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是善或恶的承载者，而这种善与恶对后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刘知几这样写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同上书）

在这段文字中，刘知几把史官的记事、载言同史书的劝善惩恶，以及“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彰显了史官的作用。这里，当是接触到了史学的本质了，那就是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八世纪初，中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阐述了史官—史家的真正价值。二论史官的历史《史通 ·史官建置》篇评论史官的历史，大致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概述战国时期以前史官之设立及其早期发展情况，二是略说此后各时期史官任职兼评其素养高下。刘知几写道：“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他从传说中轩辕氏的仓颉、沮诵讲起，又据《周官》《礼记》所载，周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进而做出结论：“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同上书）史官早期的历史，大致如此。刘知几关于历代史官任职情况及其素养高下的评论，颇有系统，下面略举数例，以见其旨。他论夏殷至战国的史官：“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 ”战国时期，晋国的大夫赵鞅“有直臣书过”，齐国的一公子田文也有史官“侍史记于屏风”（同上书），反映出史官设置自天子、诸侯、大夫逐渐下移的趋势。

他论魏晋南北朝的史官，其特点是：“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并举出华峤、陈寿、干宝、孙盛、沈约、裴子野等，称他们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同上书）这一段话，把魏晋南北朝的史官（著作官）都评论到了，这是史官建置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他论十六国的史官：“至若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他们或“撰其国君臣纪传”，或“撰其国书”，或“撰录时事”等（同上书）。这段记述在讲了三国时期史官建置后，继而讲到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内容，如“伪汉”“前凉”“蜀李”“南凉”“前赵”“后燕”等。这是作者刘知几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他看来：十六国时期的这些小朝廷本是与中原历史相联系的一部分；十六国时所置史官自是所应论述史官建置的一部分，这都显示出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意识。他论唐初史官：“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他论唐高祖至武则天时的史官：“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又论：“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

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同上书）前者是突出“善恶尤著者”，后者是突出“朝廷所属者”。这是对唐初的史官做了评述，所言当得自亲身感受。在《史官建置》篇的结尾处，刘知几做了几点小结：一是历史上有些史家如春秋时期孔子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南北朝之陆贾、鱼豢、张璠、范晔等，“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同上书）。这表明，刘知几明确地区分了官修和私撰的两条治史路径，后人即有以此作为研究领域者。二是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同上书）这表明，历史撰述本是由两部分人共同完成的，二者缺一不可。这一认识对于提升史官—史家的自觉意识，有重要意义。三是对于修史中的不良风气予以尖锐的抨击，如汉、魏以来的“多窃虚号，有声无实”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挂名”。作者进而指出：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

……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此其效欤！（同上书）刘知几的这些话，在他以后的年代里，治史者读了都会得到启示而自警自励。三论史官的品德、职责与社会贡献史官—史家是史学活动中的主体，在刘知几的史学构成思想中，关于史学主体的论述散见于《史通》的一些专篇。其中，除以《史官建置》篇为主，还见于《直书》《曲笔》《覈才》《辨职》《品藻》《人物》等篇。前面论史学功用时，已经讲到有无史官是有无“竹帛”（史书）的关键，而有无“竹帛”是有无“史之为用”的前提。由此可知，在史学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史官—史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考察其品德、职责与社会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关于史官—史家的品德。刘知几认为，优秀的史官、史家应当“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馀烈，人到于今称之。”（同上书，180页）这是讲史书编著的原则，也是讲史官、史家的职守和道德。所谓“成其良直”“仗气直书”，并以春秋时南史与董狐、三国时韦昭、北魏时崔浩为榜样，无疑是强调史官、史家的道德操守。关于史官—史家的职责。

刘知几在史馆修史长达二十年之久，对于史官的职责自有深刻认识，他在《史通》一书中反复讲到史官职责，是极其自然的。如《人物》篇写道：“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同上书，220—221页）前人的大善大恶有“诫世”和“示后”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否真正发挥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既与史官的知识积累有关，更与史官的价值判断、是非标准有关。刘知几强调史官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出于对史学功能的重视，有重要意义。此外，刘知几认为，史书编著中有关历史人物传记的分合及历史人物的善恶分辨，史官也承担着重要责任。他指出：“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刘知几《史通·品藻》，172页）在刘知几看来，史官对历史人物的“流别”“异品”处理是否恰当，是史官鉴识高下的标准之一，这直接关涉史官的职责。他又进而指出：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刘知几《史通·品藻》，175页）。

这里，刘知几再次强调了史官的职责，同时也指出了具体的处置方法，使著史者有所参考。从中还可以看到，刘知几对史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作用，充满着真诚的、崇高的期待之情。关于史官—史家之社会贡献的评价。从刘知几评论史官、史家的职责来看，可见他对史官—史家之社会贡献持有正面的、积极的认识。他在纵观古今史官—史家之后，便以其提出的标准，对古往今来史官—史家之不同层面的社会贡献做了这样的概括：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几《史通 ·辨职》，261—262页）刘知几认为：“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董狐事迹载《左传 ·宣公二年》，南史事迹载《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都是史学上的重大事件，即不惜一死而坚持“书法无隐”的原则，从而对后世史官、史家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源头之一。刘知几赞扬那些“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史官、史家，并举左丘明、司马迁为例。《左传》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相传为“左丘明”所作（笔者按:顾炎武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这一看法，多为今人认可）。加之刘知几酷爱《左传》一书，他称道“左丘明”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刘知几称赞司马迁，也是着眼于《史记》历史影响之深远。刘知几赞扬的第三个层面的史官是“周之史佚，楚之倚相”，称他们是“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史佚是周代史官，《左传》《礼记》载其有关事迹，表明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倚相，即左史倚相，《国语·楚语下》突出地记述了他的事迹：楚国大夫王孙圉回答晋国大夫赵简子询问楚国所存宝玉的情况，说：“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国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80页）。左史倚相的机敏、胆识，使刘知几把他同“周之史佚”并列起来而加以赞扬。通观刘知几在《史通·辨职》篇中所论，反映了他的史官—史家之品德、职责、社会贡献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对史学活动之主体的深入思考。值得重视的是，从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论，人们可以联想到他的“史才三长”说，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刘知几关于史学主体的理论。《旧唐书 ·刘子玄传》记：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馀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旧唐书》卷一〇二，3173页）

这一论述，即使从今天来看，还是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的。如果说，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论，是从某些具体方面入手，论证史学主体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他的“史才三长”说，就是从理论概括上阐明史学主体的重要性。二者结合，可谓刘知几的史学主体论。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12期“名家论史”栏目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