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成就。书中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反映了他的历史编簑学理论及思想。文章总体分三部分：关于选材的理论；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关于编纂的理念几部分。主要通过对《史通》编纂理论与方法的理解，试着探讨他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及其史学思想。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是唐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史通》是他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而成的著作。刘知几一生著述颇丰，但大都失传，只有《史通》流传至今。刘知几从理论上对文献编纂进行颇为系统的论述、并目提出了一系列编纂原则。他对文献编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开创之功，其史学思想影响深远。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史学和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他提出了史学家应该具有三才“史才、史学、史识”，被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发展成四才，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

刘知几的三才史学思想和他的《史通》著作，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呢？有何当时时代意义呢？

首先说一下当时历史背景，刘知几生活在武后、玄宗时代，供职史馆多年，自身才气勃发，却官职卑微，修史时处处得按照监修旨意，郁郁不得志，他所写史书和唐代之前史书不同，他并非描述某一时代人物史实，而是对之前各种史学作品提出批评，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

刘知几

他的史学思想，可以说也是时代的需要，他所处时代正是唐朝全盛时期，此前很长时间数量庞大的史学作品，时代发展需要对此做出一个阶段性总结。正好，刘知几填补了这个空白。

特别是唐之前甚至唐朝，都有大量篡改史实的情况，自司马家族篡位以来，到了隋唐朝代更替比较频繁，统治者为了掩盖和美化自己篡位的事实，往往要求史官按照自己想法写历史，这样很多史书成了统治者美化和歌颂自己的工具，这时候到了刘知几时代，唐朝已经很强盛，社会很安定，他顺应时代提出“三才”思想，对史官提出了严格要求，要有史实，要有历史丰富的知识和才学，后来被后人加上“史德”，对当时统治者和史官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武后和玄宗都是靠武力和不正常手段取得皇位，也是对当时统治阶层一种批评和控诉，史官会秉笔直书统治者的罪恶，告诫当时所有人要有三才精神和眼光。

刘知几很注意在史书编过程中对于史料的精选。“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他认为精选史料，不只在于能区别史料的精华和糟粕，还在于史家之肯割爱。他在《断限》篇中引了陆机的话“虽有爱而必捐”，来说明这一意思。关于“用跨”他指出，晦与显的区别在于：“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在《史通·补注》中提到，史料在精而不在多。要想取信一时，“传诸不朽”就应该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做过的那样，“征求异说采群言”。将笔记、小说中的神怪故事或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言不加考证地视为信史史料写入史书之中，刘知几是坚决反对的；对于谱牒类的史料他主张研究核实后也可使用。刘知几这种审慎的科学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也表现了他对“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原则的维护。刘知几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一般意义上说，刘知几重视“正史”的史料价值过于“杂述”或“偏记小说”。从具体的史料来说他对于正史的史料价值也查证，他对于要求史料真实的态度及原料和次料的区别，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这跟“曲学阿世”的史家有很大的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史通》一书提出了对史书体裁体例的研究和评论。在他看来，史学最重要的问题是确立史之法，也就是史例。他提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把史书体裁体例看得和国家大法同等重要。史法、史例是史家作史的纲、评论史书的依据，同时也是《史通》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在对史例、史法的论述中，他还谈到了“序”中附出了“例”强调了“例”的重要。他认为孔子编订《六经》，就是在“始发凡例”之下进行的。必须指出的是：他还提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的理论，将古代哲学上的“名与实”引入史学批评。如：批评“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以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在实际操作中刘知几往往以“求名责实”等作为考察史学发展和评论史学的基本方法，凡事总是先定其名再其实，这也体现了他浓厚的封建“名教”思想。

司马迁

刘知几对司马迁《史记》首创的纪传体各项体例条分缕析，为编史书指点门径。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编年体，由帝王领衔，按时间顺序记载国家大事。因此，须注意两点：只可为名实相副的帝王立本纪以显国统：只可包举大端，不必载入细节和小事。世家是为“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的诸侯所立的传。列传除周边民族以外，其余部分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活动……此外，刘知几还对书篇题目、序例、称谓、补注问题，从体例的角度也提出了一些说法。

关于史书的体裁，刘知几提出了六家二体的说法。刘知几通过对古往今来史籍源流的考察，认为大体上不出六家范围。《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 《尚书》 家；二曰 《春秋》 家；三曰 《左传》 家；四曰 《国语》 家；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这里刘知几所谓“六家”之论，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谓“六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刘知几的“六家”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而司马谈的“六家”论，则是论述学术发展大势，是论学本源流。因此，二者“家”的内涵是不相同的。

就刘知几“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几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包举一代，成为后世正史范本。

刘知几从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说，这“六家”应该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而当他纯粹从史书的外部形态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

《左传》

《六家》篇通过对六种史体的具体论述后，进而总结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而这里的“二家”，则显然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是纯粹就史书体裁而言的。

不过，关于“二体”的代表著作，《二体》篇有一处说法与《六家》篇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二体》篇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这里的“二体”是指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认为二书史体的创立，标志着史书编纂体裁的完备。我们说纪传体是以《史记》为代表还是以《汉书》为代表，其内涵是不同的，《史记》的纪传体是通史纪传，而《汉书》的纪传体是断代纪传。如果综合《史通》一书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历史编纂思想来看，他所说的“二体”，应该是指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因为一方面《二体》篇又说汉代以后的史书编纂是“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确，史书编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和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编年体。这里以荀悦《汉纪》为编年体的代表，无改于《左传》编年体的性质；而《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则强调的是断代。另一方面从《史通》关于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的评价可知，刘知几是崇尚断代纪传，而不主张通史纪传的做法的。《六家》篇说，通史纪传“疆域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汉书》的断代纪传，“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故而便于做，也容易做好。刘知几的说法，其实也是汉晋史学发展真实情况的一种反映。

当然，刘知几也看到了史之“家”、“体”还存在着一个流变的问题，《杂述》篇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刘知几认为，史书之“六家”、“二体”在演变过程中，到了近古，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十流”。刘知几关于史籍的分类，还有正史、杂史之分，他视“六家”、“二体”为正史，而对于近古史书“十流”的出现，他一方面认为这是“斯道渐烦”的表现，将它们归于“杂史”类；另一方面又能用变易的眼光来看待史体的变化，能够将史书之“家”、“类”与“流”相结合来观察史学的演变，这是其通识意识的一种体现。

刘知几朴实的修史态度及其史学思想值得后来人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