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被称为中国史学始祖这个说法，我印象里应该是来自梁启超。“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不过这个说法本身并非确论，只是一部分格外推崇司马迁的人的一家之言，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同这个说法。

当然另有一部分人，虽然也认同司马迁，但并不主张将司马迁放在创始人，始祖，或者中国史学之父一类开创者地位上。

原因很简单，司马迁之前还有孔子。而孔子的地位是很难被取代的。

孔子更适合作为中国史学开创者的角色。

古代史上称赞和贬斥司马迁的人都不少，大都跟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也都有迹可循。

西汉时期能看到《史记》的人很少，价值观也相仿，偶尔看到即惊为天人之作，自然赞誉者多。

杨雄在《法言》中就盛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太史迁，曰实录”。

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初期，正处在一个儒家思想发生革命性改变的转折期。西汉时期的儒家有较强创新意识和激进色彩，居于主流的是谷梁学和公羊学这类今文经学。东汉初今文经学逐步让位给保守、刻板，拒绝创新的古文经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巨大的转折。

今文经学激进，不强调师门、师法这些桎梏，有强烈的，且毫不掩饰的钳制君权意图。

哪怕相对保守的谷梁学也属于今文经学，也有这个倾向。司马迁作为西汉人物，不可避免也会受到这个影响。他对皇权的态度，本质上其实是维护的。但为了顺应当时居于主流的今文经学儒家主流意识形态。他有意识做了曲笔，显得对皇权并不友好。

到了东汉初，特别是汉明帝时期，要扭转儒家钳制皇权这个态势，就大力倡导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偏保守，形式上对皇权也更维护。

这里要格外注意一点，儒家思想骨子里面天然的就有钳制皇权的倾向性，古文经学形式上更注意维护皇权，也只是形式上而已，骨子里钳制皇权的基因并没有改变。这也是日后古文经学长期一统天下的时代里，更贴近公羊学今文经学的司马迁思想，依然很容易得到后世儒家偏好的主要原因。

在古文经学置换今文经学，凸显形式上对皇权的拥戴这样一套话语体系之下。司马迁当初做的那些对皇帝明贬实褒的曲笔反而起到了负作用，成了被批判的典型。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痛骂司马迁的人历代都有，但以东汉到魏晋时期所占比例最高。

汉明帝亲自下诏批评司马迁：“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后来的另一个明帝（魏明帝）也持类似观点：“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直到晚明清初的王夫之还有批评司马迁的极端言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迁之书，为被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王夫之主要批评的是司马迁的曲笔过多，认为史官就应该直笔。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王夫之很多观点非常好，《读通鉴论》非常值得读，不过，他有时候难免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求全责备过甚，经常出现对古人极度严苛的极端批评。

扯远了，继续说回东汉魏晋时期对司马迁的批评。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显然确实是注意到了这个时期批评司马迁的声音偏多的现象。

理解了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就理解了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其实已经很含蓄了，甚至可以看作褒奖。

班彪：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班固：司马迁……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在当时批评司马迁成为主流的大背景下，批评的浅，且无关痛痒，本身也可以看做一种另类的褒扬。

此后有了越来越多模仿《史记》的纪传体正史，就有了对比，自然也就有了更客观的评价标准。

所以对司马迁的评价也再次好了起来。

张辅：“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葛洪：“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到了唐宋及其后的元明清时期，司马迁的崇拜者就更多了。

唐朝专门研究和评价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史记》进行注疏的也越来越成体系。很多评价已经有了理论依据和客观标准，不再过度囿于感性认识和政见上的成见。

史学理论逐步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司马迁的良史属性就越来越显著。打一个比方，史学理论对史学家和史学作品的评价就好比食客对美食的评价，从食客到美食家，再到美食学，专业性越来越强，标准也就越来越清晰明确。史学理论成熟之后，司马迁的优点就越来越凸显。

唐朝开始，对司马迁的评价还有一个巨大的转向，那就是开始关注其文学性。很多人赞誉司马迁，赞的不是他的史学贡献和史学能力，而是赞扬他的文学才华和作品的文学性。

韩愈：“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

当然也有从史学角度盛赞司马迁的。

刘知己：“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郑樵：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马端临说：“《诗》、《书》、《春秋》之后，唯太史公号称良史。”

章学诚：“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赵翼：“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梁启超：“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

梁启超是串联中国古代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对传统文化钻研极深，对传统史学理论有精到的深度认识，而且学贯中西，对西方史学也有非常细致的系统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