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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研究古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必须以古代文学史料为基础，而对于文学史料的发掘亦必不可少，近来对于地下的文物史料的发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了文学史料，提供更为可观的文学研究素材，这些素材可以将以前记载不是很清晰、记载史实有偏差的片段进行修正与补充，甚至还能够将以往的研究结论推翻，推陈出新，所以，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但是二者也不等同，古代文学中包含了古代文学史料。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

一、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文学史料的研究是一项较系统、全面的工程，就研究过程而言，它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对史料的确认、对史料的体悟分析、对史料的价值评判以及对史料的准确表述。这四个阶段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连接紧密，层层推进。

一是对文学史料的确认。这个阶段是研究者对史料本身的真实度进行了解辨认，主要证实史料存在与否，进而明确史料存在的时代以及史料的著作者等问题等。在确认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自然科学，通过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对史料进行鉴别，排除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进行史料的实证研究。

二是对文学史料的体悟分析。通常在对史料确认完毕之后，研究者要开始对史料进行研究分析，这个过程会融入更多研究者自身的思想感情，从而更加丰富完善了文学史料的研究。当然他们在呈现出史料所具有的史实后，根据对史料的切身情感体验，会产生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感悟，进而探寻史料中所蕴含的一些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史料的成因等。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于史料的感知和领悟也是不尽相同的，因而经过体悟分析所得出的史料结论也不一样。体悟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臵，他的作用无可替代。

三是对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而这一阶段的评判必须要以体悟分析为基础，评判是要将自己的位臵臵于史料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而价值评判的出现是由于个人、集团或者是社会认知的需要，由他们制定较为合理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对其所认识的文学史料从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价值评判。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存有差异，那么对于同一种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也各有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性，才使得评判标准有了存在的意义。

四是对文学史料的表述。当某份古代文学史料经过前三个阶段之后，最终能够得以传播与体现的途径就是通过人们对文字史料的表述，如缺少这一环节，对于文学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文学史料的价值就不能完美呈现，也就无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二、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史学界每当有重要新史料的出现，都会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特别是近几年考古学家出土的大批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都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实物支持，同时在文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史料

就目前已被发现出土的古代史料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古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形成后在当时所出现的文学现象。如在出土的史料中，很多都是属于秦汉时期的，在马王堆、银雀山、八角廊等发现的帛书内，很清晰地还原了部分经书和子书的原始面貌。随着时代的前进，新史料的发掘成果也日益显著，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宝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新史料修正、补充、完善已有的研究结论

新史料的出土问世，能够使文学研究者们不断推陈出新，对先前已有的结论与观点进行修正，不完善之处得以及时补充，甚至将先前结论推翻，提出新的看法。如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研究者就指出，阜阳汉简中的《诗经》并不是鲁、齐、韩、毛这四家中的任意一家，很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记载但却是在当时流传的另外一家。可见《诗经》在汉朝的流传状况并不像文学史料里记载的那样，真相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探索。

（三）新史料的发掘促使新学科的诞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敦煌石室的史料相继被发现，之后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日后的甲骨学和敦煌学。再者，由金石学向古器物学的转变。在之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金石学于宋代时形成，明清时得到发展。清末民初，随着一大批新史料和出土文物的的出现，使得史学界已不再只拘泥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是将其增加新的内容，由狭义上升到广义，称其古器物学。

（四）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产生影响

由分析我国古代的文学史料，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从明代开始就有很多学者怀疑古书的真实性，清末时康有为也对此产生过质疑。后，则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疑古对于文学的研究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消极体现为研究者们思想过于极端，造成评判标准失衡，反而不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

三、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文学史料并不等同于文学史，因受实证科学的影响，有些学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认为史学与史料学是相同的含义。比如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和我国傅斯年、蔡元培均认为史料就是历史，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1]。这些史学家毫无例外地强调史学应该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并且需要在科学考辨基础上建立史学。他们的哲学言论虽然可以让以后的众多学者充分认识到史料的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观点并不全面。尽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史料和史学二者不能划等号，谁也不能代替谁。历史的本质其实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生产生活活动，人类的活动一经发生就是不可逆的，“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2]。不论是个人自身的活动还是他人的活动都是如此。现存的史料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历史发展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史料经过多年的流传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史料的数量规模非常大，在某些事件上的史料也会出现缺乏记载的情况，所以流传下来的史料要远远少于没有记载的空白事件，史料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相比显得非常渺小。有部分流传下来的史料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事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史料对历史的反映是有偏颇的，这些史料并不是最原始的资料，而是作者通过整合多个史料形成了更便于他人理解的史料。作者即便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所见也是有限的，因此记叙也是片面的，如果作业的记叙较为详实，其中必然包含着很多来自他人的内容，也必然杂糅了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不可能完全客观地体现出当时的历史原貌。作者的记叙即使再客观，也会掺杂进自己的观念。现在的史料都有人为参与，所以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实实在在是客观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重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史料如此，当然文学史料也是如此，所以认为史学就是史料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历史真实的客观研究。

陈寅恪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单纯地依靠实证科学，想象在历史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是存在空白的历史记载也能够深入探索其中的深层次意义。史学没有主观意识也就不能称之为史学，而且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在史料中加入主观意识不仅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对史料更是有益处的。我们都知道史料数量无论在何时都是有限的，但是人们通过史料看到的内容确实无限的，而且不同人对同一史料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并且人们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可以看出正是将主观融入到史料中才会充分激发出史料的活力。整体的历史研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作为历史一部分的文学史研究也是如此。

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呼吁要公正客观地看待历史，对历史的研究要完全立足于史料，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呼吁其实是非常理想化的，纯客观地看待史料、研究历史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前面提到的傅斯年开始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后来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傅斯年赴美治病期间时对史学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亲身感受到了科学实证主义在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已经逐渐下降，完全客观的史学更是水中月、镜中花。刘大杰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史研究学者，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傅斯年的基本一致，最开始崇尚在历史研究中将主观因素完全剔除，但是经时间验证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文学史料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而且很多文学史料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模糊的，其实史料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只有当人们的主观意识介入之后，史料才产生了价值。所以在文学史研究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不同时代不同人们对同一史料有各种各样的感悟。每个时代对文学史的研究固然有继承前人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特点和生活境遇对史料产生了新的评价。就拿陶渊明及其作品来说，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根本没有受到任何重视，后来虽然在齐梁时期得到了钟嵘等人的关注，但是对其的评价也不甚高，直到唐宋时期，陶渊明及其作品才得到了文人墨客的高度评价。乃至于同一个时期两个学者对同一史料的阐述相互对立甚至同一人对同一史料的前后认识完全不同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可见，文学史的研究者从来都是主动的，学者在研究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观指的就是学者的知识体系、所处立场以及研究方法等自身独具的方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理论范式。不管自己有没有刻意的控制，学者对文学史的研究总是会按照自己的理论范式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论范式决定着学者看到内容的广度和深度。[3]第二，价值观念。学者自身的价值观念通常会通过文学现象的评价体现出来。第三，情感差异。很多学者会将思想感情融入到文学史料中。

文学史的研究中当然也存在主观能动性，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都需要正确的引导。而且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并不能划等号，文学研究不单纯是文学史料的体现，最主要的是学者自身通过文学史料表达出来的观点，其中蕴含着学者的思想感情。完全堆砌史料的文学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学者的文学研究即使没有立足于新的史料，但是却从旧史料中提炼出了新的观点，就应该对其进行肯定。我们在研究各种文学史著作时不仅应该看到学者思想见解和情感上的不同，同时还应该看到他们之间的互补作用。虽然我们肯定研究者主观性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必须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指的就是史料。不论是评价和阐述都应该是立足于史料自身的，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就会出现意图哲学、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因此，我们无论是对文学史料进行研究还是对已有的古代文学进行研究，都应该在客观与主观共同的作用下开展，不能专注一方，而是应该相互融合，才能做好研究。

参考文献：

[1]傅斯年.史学论略及其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