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兴起的当代文学史料热潮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也招致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包括史料研究的思想性不够，忽视了作品的审美、情感维度，对作家的灵魂世界乏缺探究，让文学研究陷入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历史研究等。对于这些批评，已经有学者撰文回应。我也曾在一篇小文章里，就有的批评家所指责的随着史料研究的兴起可能会引起作家伪造史料，以及所谓史料研究的“碎片化”等“问题”提出过我的看法。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怎样辩护，这些争论都不会消失，因为争论里不乏“求全责备”“操之过急”的议题。这样的议题是史料研究所不能承受的，比如希望史料研究既能在史料的发掘整理上有所成就，又同时在作品的美学阐释或作家的情感灵魂研究中直接发挥效用，甚至是立即将发掘的史料转入文学批评的现场，这样“完美”“速效”的研究理想，不只是批评者，实际上也是很多史料工作者心向往之的，但是否真的能如批评者期望的那样实现，甚至是仅靠史料工作就达至这样的境界，可能就很难说了。

不过，让批评者承认当代文学史料工作价值的最好办法，不是如祥林嫂一样到处申说，而是拿出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更为未来的文学研究提供可靠的专题性的案头工具书，甚至因为史料研究工作的整体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批评的方式和面貌，协助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产出更严谨和更富历史纵深感的著述来。批评者从中受益之日，想来也是争论减少之时。这一点，早已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中显现出来。很少听偏重古代文学文本阐释的学者抱怨偏重古代文学文献整理和考掘的学者思想性不够、是二流的历史研究等上面提到过的问题，反而是偏重文本阐释的学者会特别重视文献学的考据成果，在阐发义理之前会广泛阅读，生怕自己的观点建基于错误、偏颇的文献基础之上。与之类似，比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早重视学科“古典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从致力于现代文学文献收藏、整理和考证的学者那里受惠。前些年一直坐冷板凳的专事现代文学史料收藏和研究的学者，在近年不断受到学界礼遇，原因即在于此。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原本已是“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需要学界同人有更多宽容与耐心，也需要研究者有更多沉潜与耐性。在这个时候，可否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本身有无价值、有何先天缺陷等问题暂且存而不论，而将注目的焦点集中于史料研究的“内部”到底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予以建设性地讨论并寻求解决的路径？

今天的会议所研讨的“文献史料与当代文学史的教学问题”即是这样一个建设性议题。讨论这个议题时，应该首先区分一下这里的当代文学史教学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面向本科生的当代文学史教学，还是面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文学史研究方向的学术训练。如果是前者，可能史料研究与之的关系只是延展性的，因为一般本科生的文学史学习面对的大多是相对稳定的知识，实际教学中教师要使用某一特定的文学史教材，不少院系针对文学史这样的基础课程还会安排统一命题、集中判卷之类的期末考试。面对这样的状况，教师发挥的空间有限，类似的学术训练只能在小型的选修课上进行，否则所教的学生会在期末考试中“吃亏”。而面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史料训练（或许也应包括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生和教学型大学中对文学史研究有特别兴趣的本科生）就很有必要，这也是目前在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教育中相对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教育较为薄弱的方面。这次会议能以此为题，当视为当代文学“历史化”或者“史学化”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水到渠成的产物，大家确实需要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当代文学史方向（也应包括现代文学史方向）的研究生应该在“历史化”方面经历哪些学术训练，阅读哪些基本书目，学习哪些课程，以及哪些训练应该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层面的基础课（比如版本、目录、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等）来完成，哪些由当代文学的方向类课程来完成，进而相对系统规范地在当代文学研究生教学中开出若干与过去的作家作品专题研究、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可以并列的文献学课程来。

这些年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实践者众多，但细数起来，可能在投入史料研究之前就已经具备良好文献学功底的学者并不算多。所谓的良好的文献学功底，首先指的是在学院里经历过良好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传统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在硕士阶段已经侧重学习专业类或方向类课程，如果在硕士阶段读的不是“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类专业，所就读的“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专业又对文献、史料重视不够的话，他们在点数自家的文献学“科班训练”时，恐怕只能稍稍提一下本科阶段或者硕士阶段偶然听了一耳朵的文献学概论之类入门课程了。就我有限的观察而言，大多数重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的文献学训练来源于从业之后的自我教育，而不是本硕博课堂上的“科班训练”。

良好的文献学功底还应该包括搜集、整理和使用“新”媒介文献方面的学术训练。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概念是大不相同的，版本、目录、校勘等只能部分适用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因为现当代文学的文献都是相对而言的“新”媒介文献。这“新”媒介在19、20世纪主要是报刊，现在则日渐明确为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现代文学研究对报刊文献的研究已有大成，当代文学的文献类丛书也出版过多种，但这样的文献学成果都可以说是“新近”（相对于“古代”）边做边学、边实践边总结中生成的。这种状况自然不足以影响同人们取得的成绩，但建构出相对稳定、系统的“新”媒介文献学体系已经是当务之急。

此外，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功底还应包括采集、整理和使用口述史料的学术训练。这是古代文学文献学中不存在的问题，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口述访谈对象则日渐凋零；而对于目前尚没有起讫“下限”的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口述史料则是不断增长的富矿。在这方面，青年学生完全可以担当起当代文学口述史料采集、整理的重任。这当然不是说这样的工作不需要相应的学术功底。青年学生承担口述史料采集、整理之前，最好也要经过较为系统的训练。口述史料采集整理的训练至少包括如何做采访前的准备，如何取得受访者的信任，如何设计有价值的问题，如何安排及临时调整提问的方向和次序，如何在采访中引导受访者描述而非辩解，如何甄别和查证口述史料的真伪，以及影像器材的使用和后期剪辑，口述史料采集的规范，使用中涉及的隐私、伦理、道德、法律等问题。当代文学研究出版过不少“访谈”类著作，但若从专业口述史的角度来审视，可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如果在当代文学硕博教学中，能就传统文献、报刊文献、影像文献、新媒介文献、口述文献等研究对象开出一份数量适当、比重合理的文献学书单，同时设置若干有质量的、体系化的文献学课程，可能对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以及研究生的培养都是大有裨益的。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研究方向的学位论文的附录中，由青年学生采集的一手口述史料越来越常见。这些口述史料很多是凭采访者的一腔热情完成的，其可信度与操作的规范程度很可能是正相关的。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学者能否参照其他学科的口述史经验和方法，再结合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特点，编纂出类似“当代文学口述史料工作指引”之类的著作，让学生在采集口述史料时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学生修习过这方面的课程，或许他们在学位论文写作的史料准备阶段，就会自觉增加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料的安排，也会在具体的实践中感受到更多方法上的帮助，从而为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同行采集到更多有价值的史料。这样自觉且相对规范的口述史料采集如能长期持续下去，那些分布在学位论文里的口述史料会自动地聚沙成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宝藏。

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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