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刘大年（1915—1999年），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著有《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评近代经学》《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等。

刘大年曾谈到对自己的评价：“我的过去，第一，是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抗日战争的发生，受爱国思想支配走上前线，是无数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宣传者，通过研究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职业上的分工。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民族精神是他学术工作的主线。

研究学问，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

刘大年说：“研究学问和从事革命事业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样，要取得相当成绩，环境当然有关，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他的很多论著，视野开阔，具有极强的跨文化阐释能力，能够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这与他不论环境如何变换，都能够坚持阅读、学习，保持博大的胸怀对待学术争论，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融通各种优秀学术成果密切相关。

1953年，刘大年开始筹备《历史研究》的创刊，后担任副主编。该刊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一文中，刘大年在分析毛泽东首先在历史学问题上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背景时说：“郭沫若和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主张不同。他们的书在读者中又都很有影响……古代史争论很大，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领导，有明确的方针。”他认为“双百方针”是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国内外科学、文化争论的全面、积极的反映。刘大年指出，学术争论的风气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有力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他认为历史类比、历史映射根本不是历史学，也不能把历史学当作解释政治任务的工具。刘大年反对“历史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的极端观点和“凡属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的空泛主张，并对“历史上某些事物、领域或某种状况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等观点进行了辩证分析。他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

1961年，针对“打倒帝王将相”的史学潮流，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康熙》，提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决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用生产力标准肯定康熙的历史地位，用阶级分析方法评论清朝政权的性质。《论康熙》较好地解决了对康熙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清史研究学术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大年是较早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给中国民族文化增添新的活力的历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针对一些逐渐弥漫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刘大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他在《评近代经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并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

引领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显学”

刘大年说：“我们祖国的历史，无论是光荣史还是受侵略、受压迫的苦难史，都是培养人民爱国思想的源泉之一。研究、讲授历史，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大年的论著具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他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多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例如针对否定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议论，他在《说历史的选择》中指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它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各个社会阶级、各种社会势力之间长期反复斗争的结果；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的继续。

弘扬民族精神，是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的主线。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刘大年本着“增强科学性”“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立论”的态度撰写、修订了《美国侵华史》，成为外国侵华史专著的代表作，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这种歪曲战争性质的行为，让刘大年注意到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极端重要性和国内当时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严重不足。此后，他倾尽余年几乎所有精力研究抗日战争史。

1989年，针对当时日本首相和法制局长接二连三地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辩解的行径，刘大年作了《日本当局为什么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倒退？》的发言，强调“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个性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这次发言，在国内外产生的积极反响是刘大年后来所说“保持客观性与怀抱爱国主义，绝无矛盾，只有天然一致”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例。

刘大年采用政论文体的形式，撰写了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许多富有影响力的文章。1996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代》集合了有关抗日战争的若干论文，反映了他对抗日战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2000年出版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了对历史的回忆，他在给战友的信中说，他写回忆录目的不是讲个人，是讲他看到的中国人在那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是怎样走过来的，讲他们坚韧奋发的民族精神。

1983年12月，胡乔木在视察卢沟桥时，提议要在宛平城修建抗日战争纪念馆，胡乔木嘱咐陪同的相关人员，如果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向刘大年请教。刘大年就有关建馆方针、史料征集、展品陈列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他还给胡乔木写信，提出办好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件关系振奋民族精神的带有关键性的事”，“它和物质建设投资一样，造福子孙后代”。与此同时，他还筹办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创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筹划和主持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引领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显学”。

刘大年说：“抗日战争中的一切问题，各种题目，细大不捐，中外不论，都在研究讨论之列，没有框框，更无禁区。”透过研究抗日战争史，刘大年揭示了抗日战争蕴含的民族凝聚力，他强调，“面对强敌，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不怕牺牲，为全民族的光荣和后世的光荣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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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4年2月2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