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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1915—1999），湖南华容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理论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36年肄业于长沙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8月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员、八路军第五纵队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毕业后担任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等，参加了“冀南反顽作战”“百团大战”和反“四·二九铁壁合围”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工作，并担任两校历史研究室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学术组织和学术研究，并在政务院（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兼职，参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层规划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许多重大活动。1957年下半年开始以副所长名义实际主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先后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先后负责恢复中国史学会、筹建孙中山研究学会和创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参与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推动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著有《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赤门谈史录》《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抗日战争时代》《评近代经学》《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刘大年集》等，合著《台湾历史概述》，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第1—3册、《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等，多部论著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境外发表。201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大年全集》16卷。

刘大年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之一。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治行政职能，并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刘大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多年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管理工作。

负责中国科学院管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实务

1951年7月，中国科学院共有党员20多名，只有一个党支部。刘大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和中国科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从当时全国的情况看，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国民党系统接收过来的，党员知识分子所占比重很低。刘大年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曾经长期在抗日根据地从事游击战争和宣传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工作。因此，他在中国科学院承担了很多兼职，被翦伯赞戏称为中国科学院的“检讨”和“行走”。

刘大年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据刘大年日记，1951年11月18日起，他就开始参加各种与思想改造运动有关的会议。12月12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了以院长郭沫若为主任委员的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刘大年担任学习委员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1952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卫生处，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党组，书记由科学卫生处赵沨担任，刘大年为副书记。党组下设思想改造办公室，刘大年具体负责办公室工作。1952年9月初，中国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全部结束。由于较好地贯彻了“和风细雨、自觉革命”的方针，注重保护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总体上比较成功。

刘大年参与了中国科学院一些重要刊物的建设与创刊工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地批评科学院的出版物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负责出版刊物和图书等工作的编译局。1952年3月5日，中国科学院第25次院长会议决议，调刘大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第二副局长。5月24日，又决定将《科学通报》与全国科联的《自然科学》合并，郭沫若指示《科学通报》应刊登社会科学的文章，编辑委员会中增加刘大年为副主任。随后，刘大年与赵沨就如何办好《科学通报》、拟定出版计划，以及充实和整理编译局组织等事项进行交流。刘大年先后担任合并后的《科学通报》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编委、新成立的《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科学通报》第二届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在编译局任职期间，刘大年多次与院长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等人交流，讨论整顿《科学通报》、编译局工作方针、培养翻译及编辑人员等事项。1953年9月21日，刘大年出席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后又开始筹备《历史研究》的创刊。1954年2月，担任《历史研究》副主编。

刘大年手稿

刘大年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建工作。1954年4月1日，经中国科学院第12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刘大年被任命兼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从此，他负责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队伍和学术研究等方面情况的调研，就学部筹建工作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撰写全国社会科学基本情况的报告，参加筹建学部的各种会议，并负责起草或修改郭沫若有关筹建学部的报告。4月7日，中国科学院第16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组织学部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通过刘大年等13人为委员。5月31日，刘大年正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6月1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成立大会。刘大年负责起草学部成立大会报告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分。该部分包括5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各研究所目前的工作和社会科学学部今后的工作。

刘大年参与制定了中国科学12年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后，刘大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负责哲学社会科学部日常事务，包括处理学部公文、起草工作报告、筹备并参加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组织制定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计划等，还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委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席会议，列席中国科学院常务会议。1955年12月，刘大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会，讨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长远规划。会议提出要把“缺门”建立起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能解决国家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刘大年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刘大年编辑撰写1万字的郭沫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社会科学报告。1956年1月31日，刘大年参加国务院召开的有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参加的制订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以范长江为组长的十人科学规划小组。刘大年又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办公室统一规划工作，他被提名为办公室主任。2月2日，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与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各学术团体的联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负责与政府各部门联系。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此后，刘大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组织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2月至10月，邀请全国各学科有代表性的学者来京讨论制定规划。除了组织讨论外，刘大年还定期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等汇报规划工作。社会科学规划起初仅限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学科，随着讨论的深入，范围越来越大，扩展到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刘大年参与了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总规划草案的修改工作，据其日记，9月下旬就与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修改了总规划中科学史、语言、教育、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外语等部分。10月29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白皮书送呈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十二年规划工作推动了中国科学院院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很快建立了几个新的研究所。到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已有14个研究机构。

1957年8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建立，刘大年任分党组成员。1977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

1995年7月25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汝信在《祝贺刘大年同志八十华诞》的讲话中说：“大年同志通过长期辛勤的工作，促进了我们社会科学的繁荣。”

见证和践行“百家争鸣”方针

1986年7月，刘大年在《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发表《“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回忆1953年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相关讲话等内容，说明“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针对历史学问题提出来的。1986年8月，刘大年又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对《“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作补充修订，认为毛泽东对创办历史刊物提出“百家争鸣”方针，是《历史研究》的光荣。

在《〈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一文中，刘大年引述陈伯达的话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文章还在分析毛泽东首先在历史学问题上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背景时说：“郭沫若和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主张不同。他们的书在读者中又都很有影响。以前郭沫若在蒋管区，范在延安，各说各的，到北京以后，讲论著文，近在咫尺，彼此难免作些答辩。他们的主张又都各有赞成者。……古代史争论很大，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领导，有明确的方针。……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来历就远不止于此了。它是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国内外科学、文化争论的全面、积极的反映。”1991年12月28日，刘大年找到《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原件，为纠正《“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中的一些史实错误，他又致函《党的文献》编辑部，说：“1986年《文献和研究》上所载的我写的一篇稿子，有需要更正的地方，兹如实纪出，连同‘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复印件一并送上。更正文字最好能够刊出。”这使得该文的史实性得以进一步确认。

《历史研究》创刊后，不仅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同观点的论文，也发表当时并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论文，较好地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与刘大年如何对待学术争论有关。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学术争论的风气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总体上是民主的，学术批评大多立足于学术范围之内。

1952年6月19日至20日，刘大年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的《学习斯大林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为纪念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两周年而作》，是一篇主张西周封建说、不同意郭沫若战国封建说的论文。文章发表前一天，刘大年向郭沫若说明情况，说自己是“幼稚年学生”。郭沫若没有看刘大年的稿子，只说“我们中国幼稚年学生都像你那样就好了”。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胡绳的《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对于中国学术工作的意义》，该文也倾向于批评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但郭沫若并不介意，他认为，作为学术争论，根本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刘大年的文章发表后，与侯外庐交流。侯外庐认为，学术争论应有自己的观点。这件事对刘大年影响很大，他后来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重视学术标准和加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近来有学者发现，刘大年在20世纪50年代对所谓“旧派学人”多有维护，并因此受到不少年轻学人的批评。个中折射的是践行“百家争鸣”的学术理念。改革开放后，刘大年组织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主持了不少影响很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推动学术讨论的方针、方法。王玉璞将此概括为“征集论文的十六字方针：广泛征集，重点组织，专家评审，择优入选”，“评选论文坚持百家争鸣方针，不以某一种观点为依据决定取舍，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达到一定水平的文章就可以入选”，“入选论文是‘一个标准’‘三个不照顾’：在学术水平面前人人平等，不照顾名望，不照顾单位，不照顾地区”，等等。

揭示学术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刘大年在治学方面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这与他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关。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大多认同学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至少在公开发表物中持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学者避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倾向于认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刘大年较早地感受到中西学者在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而在看待学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则有着较大的文化共性。

1963年，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近代史诸问题》。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历史研究〉载文论述坚持历史科学党性等问题》，介绍刘大年对学术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其中提到“人们研究历史，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其实，资产阶级历史学里面也有很多人承认研究历史需要有时代目的”。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在说明“资产阶级历史家里面也有很多人承认研究历史需要有时代目的”时，列举了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章炳麟《訄书》、英国历史家巴拉克劳《扩大历史的视野》、美国历史家林德《历史客观性的性质》、美国学者武德瓦德《重新解释的时代》、钱穆《国史大纲》等论著中的观点。其中，关于国外史家的言论，文中说：“英国历史家巴拉克劳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历史家能够给这一代什么东西，他准备在什么程度上来满足那种希望在历史中发现解决当前任务的关键和指示的要求’。另一历史家林德认为：‘只有和未来的变化有关的人，对于认识过去才真正发生兴趣’。‘要是我们不大大奋发有为地去研究近代史对我们提供的经验，那么悲叹在历史中不能去进行试验，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武德瓦德的结论是：‘这个时代所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要求他们回答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所提出的问题，即关于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问题。如果现在的历史家规避这个问题，人们就要转向别处去寻求回答，那他们就有资格承受托尔斯泰曾送给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究的称号了——托尔斯泰把他们叫做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的问题的傻子’。”刘大年在这里强调，“通古今之变”也是20世纪中外史家的共同追求。

刘大年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外一些资产阶级史家否认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存在的观点，揭示其实质是主张为现实目的而随意解释历史，指出“资产阶级历史学可以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作出贡献。但是一碰到历史的基本观点，碰到现实斗争，它就必然要充满偏见，走上根本反历史、反科学的道路”。文中说，美国“现在主义者”李德一方面绝对否认历史发展中有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号召美国历史研究者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强调“无论是冷战和热战，征调了每一个人，号召着每一个人尽他自己的责任。历史家和物理学家一样，不能逃避这种责任”；李德还公开说：“在美国，大多数历史家看来，科学首先是谋生之道，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实质上是‘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历史家必须使付款人满意于他们的著作，这是解决任何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很多人注意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批评西方学者的现象，但往往忽略他们所批评的是什么。在《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中，刘大年所批判的是西方学者中那些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反共、反华言论。前几年学术界对西方相对主义的学术批评，其基本观点与刘大年在该文中对“现在主义者”李德等人的批评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后，刘大年在多个场合提出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他本人的很多论著也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但是，他明确反对将历史学当作解释政治任务的工具，反对史学学术论著商品化，其中一个重要基点就是对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家作品的反思。无论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是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刘大年都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管采用什么研究方法，都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违背客观事实。1999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50年报告会上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报告中提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应当就是全面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加上全面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来攀登上一个全新的制高点，回答人们期望得到回答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

坚守主体性原则

1952年10月17日，刘大年参加中国科学院第4次院务常务会议，听取计划局副局长丁瓒作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丁瓒在报告中提请刘大年参加访苏代表团。12月底，刘大年在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汇报工作后，对胡乔木说：“日丹诺夫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我觉得这个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日丹诺夫还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没有矛盾的。这个观点对错暂且不说。而他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这一论点好像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倒像是历史唯心主义。”胡乔木认为刘大年的意见很有道理，但指出日丹诺夫的意见在一定范围内，如文学艺术，又可以成立。1953年2月至6月，刘大年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学习苏联先进的历史科学和科学工作干部培养经验，向苏联学术界介绍新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现状，并负责代表团资料组工作。回国后，刘大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科学通报》发表了5篇学习苏联的文章。

近几年来，西方有学者注意到，在中苏人文交流中，中国学者保持了较好的主体性原则，这大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961年，中苏尚未在媒体上公开辩论，刘大年先后在《历史研究》发表《论康熙》和《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没有点名批评苏联学者，而且《论康熙》开头引用的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话，但文章实际上都有针对苏联学者相关观点的一面，刘大年后来也曾经因为这两篇文章成为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等人批判的头号靶子。1979年起，中国史学界普遍开始反思苏联史学的弊端，苏联史学逐渐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983年，刘大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论领袖与群众》一文，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改善的迹象，但刘大年文中并没有批判普列汉诺夫，而是继续正面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言论说明自己的观点。这说明，刘大年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在学习苏联史学方面长期保持着冷峻的独立思考，不媚俗、不趋势、不做违心之论。这或许是《论康熙》等文章长期受到史学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0年9月，“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刘大年担任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在会上致题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开幕词。刘大年对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归纳的美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四种派别，即“冲击—回应”派、“传统—近代”派、“帝国主义决定”派和“中国中心”派，进行了评论，认为前三种派别是西方主线决定论，后一种是中国主线决定论，明确指出这两条对立的主线都存有明显的缺陷，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主张辩证看待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刘大年始终关注境外学界的学术观点，他的不少论著，包括其绝笔《评近代经学》，都有针对境外学术观点的一面。他所思考的问题，显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与境外交流合作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如何通过交流与对话，登高望远，构建能够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芯”。从成名作到绝笔，刘大年的不少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境外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其作品既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传播了中国的声音；又坚持了科学态度，尊重事实，客观冷静地回应当时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发出“天壤公言”。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