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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之新史学派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之新史学派新史学派(一)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以进化论为武器,以《新史学》为开端。1、梁启超

新史学派

(一)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以进化论为武器,以《新史学》为开端。

1、梁启超,将传统史学的缺点归纳为“四弊二病”(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5)能铺叙而不能别裁;(6)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方法论,(1)研究人类群体进化之公理公例(2)借鉴多学科的方法。

2、王国维,在治学上深受西方近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具有“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的科学态度。他在史学研究中特别重视史料问题,并提出了“以事实决事实”的治学名言。

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归纳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3、胡适,中国近代第一个有着方法论自觉的学者,一生以传授科学的方法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我的歧路》和《自传》中都有体现。

方法论,(1)实验的方法,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胡适表述为,一是重视事实,科学研究从事实入手,二是将一切观点看作假设,都需要验证,三是重视验证,一切假设只有进行验证之后才能判断真假。后来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试验的方法其实就包括归纳、演绎、假设、实证等现代科学的方法。(2)历史的方法,胡适认为任何的观点都有其两端,即原因和结果。因此在《发刊宣言》言,整理国故要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这本身就包含有历史主义精神的。

胡适植根于进化论的史学方法论思想,奠定了我国20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许多后辈史家是在这而旗帜下成长起来的。

4、顾颉刚,以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而闻名于世。该方法论思想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二是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形象愈放愈大。三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情况,但是知道该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关于方法论原则:(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胡适做过总结,收录在《古史辨》中:(1)将每一史实的传说,按照先后次序排列,(2)研究每个时代该史实的具体情况,(3)研究该史实从简单变复杂,从陋野变雅驯,从地方变为全国,从神变成人,从神话变成史实,从寓言变为事实,(4)若可能,解释每一次变化的原因。

5、傅斯年,以提出“史料即史学”而闻名于世。其具体的研究方法有(1)史料比较法,(2)自然科学的方法。

小结,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其方法论特点:(1)以历史进化论作为其本体论基础,(2)更广阔的的研究视野,(3)对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派进行科学改造,(4)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20世纪20-40年代

新史学派史学方法论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重要时期,具体表现就是反映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据《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与历史研究法相关的书籍有二三十种。该时期研究有如下特点:

1、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体系

梁启超在《新史学》提出历史学任务是研究人群进化现象之公理公例,而在20年代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研究历史原因的方法做了系统的总结。关于如何辨伪古书,梁启超也总结了12条公例,至今仍奉为定说。此外还有杨鸿烈的《历史研究法》和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都对此做了系统的总结。

2、多一些思辨色彩,某些具备方法论性质

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专门谈到史学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他将讲了四条:一是以整体眼光看历史,二是重视时代背景,三是提倡比较方法,四是注重因果关系。另外,周容的《史学通论》和罗元鲲的《史学概要》等在论述史学研究方法时,也不是单纯地讲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而是带有思想方法的性质。该段时期,学者重视辩证的思维方法,归因于他们对史学性质认识的深入有关。

3、重视学科交叉,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

大多数的史学理论读本,都有阐述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章节。

小结:该时期的史学研究已经有了方法论方面的总结,但更多更普遍的仍是传统历史考据的方法,对历史研究法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这与新史学派所遵循的史学观有关,整体而言,新史学派的历史观仍是进化论,它运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论,所以,它长于考史而疏于论史,讲进步而不明历史发展之大势。在急需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的那个时代,就显得捉襟见肘,新史学不能承担引导中国历史发展的向导作用。因此,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实现一场真正的革命。

(三)台湾地区史学方法论研究(50-90年代)

该时期,台湾地区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有二三十种之多,从总体而言,基本延续了新史学派的宗旨和风格,但也有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拓宽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围

突破了“史料即史学”的方法论界限,一切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路径都被纳入史学方法论研究范畴。如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王尔敏的《史学方法》(6个W)、许冠三的《史学与史学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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