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李纯阳
孙方友
李纯阳是陈州李集人，早年就学于私塾，后进陈州师范读书，后来又到开封东岳艺术学校求学，在学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还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然后就以老乡的身份，在吉鸿昌麾下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0年，冯玉祥下野后，蒋介石为达到改编、瓦解吉鸿昌部队的阴谋，委任吉鸿昌为二十九路军总指挥，调驻河南潢川，围攻共产党的鄂豫皖根据地。在与红军作战中，吉鸿昌连连失利，对其震动很大。就在吉鸿昌进退两难之际，李纯阳对吉鸿昌直言相告，说是蒋介石对他明升暗降，调往河南的目的就是让他卖命当炮灰，接着又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吉鸿昌的处境，指出：“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人民为友……”终于使吉鸿昌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州抗日支队的队长姓薛，叫薛冰。薛冰比李纯阳大几岁，一直在陈州做地下工作。原来薛冰的公开身份是县立中学的体育教师，在学校里发展不少青年学子参加了革命，后来支队一成立，这批人便成了支队的骨干力量。李纯阳虽然是陈州人，又是上级党派来的，但在这些人心目中仍然是“外人”。虽然是革命队伍，可宗派思想多多少少是不可避免的。好在李纯阳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闯过革命大世面，见过毛主席，所以支队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李政委。这当然与薛冰带头尊敬分不开。由于以上原因，薛冰很害怕别人说他搞宗派，所以处处小心。每回支队开会，薛冰总让李纯阳先讲；每逢县委或地委开会，薛冰又总是让李纯阳代表支队发言；有人汇报工作，薛冰也总是让下属给李政委汇报……薛冰这样做当然是“避嫌”，出发点是好的，没一点儿恶意。不想队长“避嫌”，下属们也跟着“避嫌”，从干部到战士，每个人对政委都很尊敬，每个人对政委都极关心。吃饭时，有人会问：“政委吃了没有?”睡觉时也有人会问：“政委睡了没有?”……事无巨细，众人皆把政委放在了第一位。这样李纯阳就觉得受不了，大会小会都讲：“我是来打鬼子的!我不是来做客的。”他私下跟薛冰交换意见，说：“老薛，你是队长，我是政委，工作要有主有次。有些事儿是你主我次，有些事儿是我主你次!更多的事儿是取得一致，啥事儿决不能都让我越俎代庖!”薛冰说：“支队里的人大多是我的学生，我是怕他们亲疏有别，所以要树立你的威信!”李纯阳说：“威信是通过个人努力才能树立的，虽然需要你的帮助，但决不是包揽一切!”薛冰笑了笑，说：“不管怎么说，我决不能让人怀疑我是搞宗派!”薛冰虽是教师出身，但是教体育的，身上很少夫子气，打仗非常勇敢，有勇又有谋，但就是政治上有些不老练，唯恐别人说闲话。尽管李纯阳一再提出同志间客气是必需的，但不可过度。薛冰表面接受意见但仍是改不了，一见李纯阳就客客气气。队长对政委客客气气，战士们对政委更是客客气气。天天处在“客人”的位置上，李纯阳就受不了，觉得很“假气”，觉得薛冰在“外”他。
万般无奈，李纯阳便向上级汇报了思想，要求调出支队，再去更艰苦的地方开展工作。上级问他原因和理由，他一直不说，问得急了，才吐出心声。上级看了他一眼，说：“一切全怪你自己!你身为政委，却调整不好战士们与你本人的关系，何谈你去开导别人?你光说薛队长和战士们对你客气，你是什么心态对他们的？不也是客客气气吗？”
李纯阳挨了批评，一夜未睡。他过去多做地下工作，而对的多是敌人，用不着婆婆妈妈。现在对付敌人只用武力，而对待自己人却也如此伤神，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仔细想想，上级说得是有道理的!这些天，自己于下意识之中，老担心薛冰“外”自己，所以看什么都显得做作，疑神疑鬼。为防止战士们“外”自己，自己也就客客气气，唯恐被“孤立”了。其实，仔细一想什么事也没发生，全是自己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
这以后，李纯阳恢复了正常，对谁都是该客气客气，不该客气不客气。自己一不把自己当客人，心态就变成了“政委心态”，工作起来倒也十分顺利。薛冰呢，为了团结同志，仍是时刻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主要表现就是全力支持政委的工作。慢慢地，他客气得成了习惯，事事都要有政委表态才觉得心里踏实，时间长了，就有了某种依赖思想，逢事儿没李纯阳表态，仿佛就没法决策一般。也就是说，除去打仗以外，李纯阳代替了薛冰思考。
由于有人替自己动脑筋，薛冰越来越勇多谋少了，逢当没有李纯阳在场，就显得优柔寡断，没有了过去的果断作风。
而这一切，却始终未能引起李纯阳和薛冰的足够警惕，于是就酿成了1942年夏天的悲剧。
事情发生在“五一”前后。为粉碎日寇的“五一”扫荡阴谋，共产党豫东特委专门在太康马厂召开了一个会议，陈州支队政委李纯阳接到通知后立刻就和两名队员动了身。大概就在李纯阳走的当天下午，日寇的扫荡突然提前进行，陈州抗日支队被围困在了东城湖内。
枪声激烈又缠绵，急促地在东城湖周围构成一道火墙，然后倾斜下来，像谨慎而无情地收拢着的罗网一般，在骚动不安的间歇中沿着湖边的树林和低洼的淖地向前移动。偶尔传来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根据声音持续的时间，可以估计出以东城湖为中心的包围圈正在缩小。而且日本人这次像准备了足够的耐心和稳妥，只是紧紧地围着，并没有马上要解决战斗的样子。他们仍然实行了“铁壁合围”的残酷战术，烧毁了陈州以东近百个抗日支队的“堡垒村”。
除去李纯阳和两个警卫外，陈州抗日支队全部被围困在东城湖里。又给养不足，抗日支队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吃饭问题。
好在陈州东城湖比杭州西湖还大，内里又长满了芦苇和蒲草，便于与日本人周旋。日本人的汽艇只能在没有芦苇和蒲草的水域内游弋，进不到芦苇深处，这当然也是日本人遇到的最大障碍。为消灭陈州抗日武装，日寇像是下了很久的决心，烧毁了湖周围所有的船只，决心要把抗日支队困死在东城湖之中。
李纯阳在外围焦急万分，若根据他的决策，应该很快组织突围，决不能坐以待毙!因为日寇扫荡初始目标很大，完全可以趁混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下可好，错过了战机，敌人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将抗日支队困死在城湖内。
对这些问题薛冰队长当然也十分清楚，作为指挥员，他可以说对战争有着特有的机智和勇敢。如果政委在身旁，二人肯定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拍即合，极快地带领同志们走出险境。可没有李政委在身旁，薛冰竟开始怀疑自己。第一个方案出现后，由于没有李纯阳做佐证，他马上否定了自己；接着又出现第二种方案，又由于没政委鉴定自己方案的正确性，便又开始了第二种否定……就这样否来否去，他突然感到思想很孤单，没了依靠和参照，显得飘忽不定。于是他就变得犹豫不决，始终不能下决心突围……
战机就这么在薛队长的犹豫中错过了。
被困已经十几天了。
百十号人分别坐在十几条木船上，从这片岛屿迁入那片岛屿。他们不能生火，干粮早已吃光，仅靠蒲根维持生命。吃生蒲根喝生水，不少队员拉肚子。好汉子搁不住三泡稀屎，拉肚子的队员个个面色发黄，刮风就能吹倒的样子，早已丧失了战斗力。
这样下去，只有束手就擒！
为此，薛冰很着急。
李纯阳更急，他在外围等了十多天一直不见支队突围，便决定冲进包围圈内去寻找同志们。他写了一封信，派一名队员送到特委求救，然后就和另一名队员冲进了包围圈。
薛冰一见政委，顿然有了精神。
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趁黑突围。
薛冰也在拉肚子。薛冰对李纯阳说：“我带着拉肚子的人，由我们掩护你们，向东突围。”政委不同意，政委说：“你们身体虚弱，应该由我们掩护你们。只要突围出去，我们仍可以在湖里坚持。等你们养好了病，再里应外合打出去不迟。另外，我已经派人给特委写了鸡毛信，如果情况不是十分吃紧，特委会派人来帮我们一下的。”争来争去，队长争不过政委，只好按政委说的计划办。政委李纯阳组织好不拉肚子的队员，挑选几名船手，拨给薛冰，然后就带领没病的队员向西划行，佯装突围。
不一时，西边湖里就枪声大作。
枪声一响，薛队长急忙命令所有船只向东挺进。敌人果然中了李纯阳的声东击西之计，使得队长他们突围成功。
可做梦未想到，薛冰他们一上岸，迎接他们的是满目焦土。队员们互相搀扶，走五里不见人烟，走十里不见人烟。到处是烧焦的房屋、树木，到处是腐烂的尸体……队员们找不到一点儿吃的，喝不到一口干净水。他们又渴又饿，病情越来越重……一个队员倒下了，又一个队员倒下了……剩下的队员围着队长，问他怎么办?由于政委不在身边，薛冰又一次陷入了犹豫不决，最后说：“突围时政委要我们向东突围，就一直向东吧……”
走五里不见人烟，走十里还不见人烟……
一个队员倒下了，又一个队员倒下了……最后，薛冰也倒下了……
结局是意想不到的悲惨!
一个星期后，豫东特委派来了武工队，与陈州支队里应外合，终于粉碎了日寇的阴谋。李纯阳带队到处寻找薛冰和同志们，可做梦未想到他们寻到的却是一具具腐烂的尸首。望着倒下的薛队长，李纯阳万分悲痛。他怎么也想不通，东边没有老百姓，薛队长为何不向北或向南呢？
“三十七条人命啊……若有老百姓，怎么会呢？”李纯阳痛苦万分地说。
2000年1月
选自《孙方友小说全集》《陈州笔记》（卷三），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
孙方友（1949.9—2013.7），河南淮阳人，新笔记小说巨匠、文体家，被誉为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王”。作为小小说的开创者、笔记小说的承前启后者，孙方友自1978年起涉猎各种体裁的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鬼谷子》《衙门口》《女匪》等6部；中篇小说《虚幻构成》《谎释》等39部；短篇小说、小小说《颍河风情录》《罗汉床》《霸王别姬》等200百余篇；特别是新笔记小说《陈州笔记》（由《陈州笔记》与《小镇人物》两个系列构成）系列的创作，被誉为继《聊斋志异》之后中国笔记小说的又一座高峰，《聊斋志异》和《陈州笔记》分别代表着笔记小说与新笔记小说两种文体的最高成就。除小说外，还创作有电视剧、散文作品等；曾获小小说创作终生成就奖、首届“金麻雀”奖、吴承恩文学奖、杜甫文学奖、郭澄清奖等各种奖项70余次；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土耳其等多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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