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厚先生的大作《河北抗日战争史》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此为地方抗战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颇值得祝贺。谢先生是抗战史研究名家，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河北抗战史的资料编纂和论著发表方面多有贡献。我与他相识二十余年，曾熟读他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河北抗战史》等著作。我对晋察冀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也有所涉猎，除了受到业师魏宏运先生、傅尚文先生的教导之外，从谢先生的成果中也获得不少教益。《河北抗日战争史》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有抗战学术史意义的重要著作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术大厦的建立，既需要全国范围的研究，也需要地方的、更加具体的研究，后者是前者的基石。

《河北抗日战争史》并非作者的从无到有之作，而是在1994年出版《河北抗战史》的基础上重写的，其间经历26年，几十年重磨一剑，殊属匪易！以我所见，以省份命名的抗战史著作，1994年版《河北抗战史》不仅在河北是第一部，在全国也是第一部。此后，广西、云南、台湾、安徽、江西、重庆、湖北、河南、四川等省抗战史陆续问世。因此，谢先生在此领域具有开拓之功。而今，新的《河北抗日战争史》，638页，55万字，是一部篇幅厚重、内容丰赡的省域抗战史著作。

如果说以全国范围为对象的抗战史著作为抗日战争史的全面研究做出了贡献，那么《河北抗日战争史》等省域著作则为地方以及全国抗战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并在抗战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赞扬谢先生多年来的默默奉献。

全面阐述了十四年河北抗战的历史过程

时间、变化为历史的本质特征，空间范围的人和事都是在时间的约束下演进的。

《河北抗日战争史》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期间的抗战史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局部抗战阶段河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武装抗日斗争，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一分量在抗战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绝大多数抗战史著作都是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为时间断限的。以全面抗战作为抗战时期的起点，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同地区的抗战史有着不尽一致的抗战历程，从而时期划分也不完全一样，也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东北三省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的起始具有历史的客观性与合理性，那么除了东北，河北应该是第二个有理由以此为抗战起点的省份。谢先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中国局部抗战的开端，与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相呼应，河北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1933年起开始发动一系列的武装抗日斗争。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历史，谢先生的分期将地方抗战与全国抗战相结合，从而凸显出河北抗战的地方特点。其中，第一个阶段为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武汉失守；第二个阶段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百团大战”结束；第三个阶段为1941年初日伪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政策至1943年底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毁灭扫荡”被粉碎；第四阶段为1944年初局部反攻至1945年9月日本签字投降。以上分期与全国抗战分期既有一致的地方，更有河北抗战的独特性。

通过河北抗战提出中共抗战具有抗日与民主的“双重性质”与“双重目的”

凡属好的研究，一定要在具体的叙述中阐发自己的见解，即所谓“微言大义”。“抗日与民主”就是该著特别强调的一个见解，对于深入解释中共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战无疑是一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也正因为此，学界似乎更多地强调了民族抗战的一面，而对中共抗战的“革命”的一面却有所忽视了，甚至对抗战的革命性持怀疑态度。但正如谢先生所说的，仅仅把抗战当作抗日问题或民族问题来看待，是不全面、不公允的，是错误的。

谢先生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不单纯是以抗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独立的问题，更不单纯是武装斗争问题，它还伴随着争取民主和改善生活条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的复杂斗争和广泛内容。因此，中国抗战包括河北抗战具有抗日与民主的“两重性质”和“双重目的”，两种性质就是反帝也伴随着反封建，双重目的为民族独立与建立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也伴随着开创新中国。在此基础上，决定了中共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目标：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创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抗日斗争，更不单纯是武装斗争，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与建设。

其实，中共自创建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都是革命史，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行为都是革命的。即便仅仅从反帝角度而言，抗日战争也属于革命的范畴，何况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造更属于革命的。该著的阐述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此外，《河北抗日战争史》还引发我们思考一些此前较少注意的问题：

第一，以省域为范围进行抗战史研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敌后抗战的生态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和日伪占领区的犬牙交错关系，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少是以省域为单位的。以华北抗战而言，只有山东是以省域为单位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都是跨省或交界的抗日根据地。那么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和地方根据地有无对“河北”抗战的指示，有无“河北”抗战的概念或意识？要尽量找到河北抗战史和根据地抗战史的平衡点。

第二，在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吕正操、孟庆山是最重要的领导人。但两人是如何合作的，有无矛盾和纠葛，就很值得注意。尤其是二人后来境遇、地位有很大不同，更留下探索的空间。这并非仅仅属于个人之事，而是关系到冀中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三，该著对国民党抗战有一定的呈现，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更多是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阐述，而对其敌后抗战却有所忽略。国民党在敌后当然与共产党军队有摩擦的一面，但其抗战的一面也应给予关注，从而使敌后抗战变得更加全面。

（作者李金铮，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