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坚定的理论自信在任何时候都是其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当代中国的理论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的各种救国方案中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自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断将其推向新阶段、促其实现新飞跃的结果。

回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历史演进，对于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仰信念，以更加强大的自信、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理论自信的萌发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领先地位。但是，由于疆域的广袤、地理的阻隔，19世纪上半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发展并开始海外殖民扩张的情况下，清王朝的士大夫们仍然认为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西方不过是“蕞尔小邦”、蛮夷之地。此时的他们非常自信，但这种自信却是盲目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下，中国何去？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农民起义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的国民性，认为从器物到制度的简单模仿都非但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由此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正如陈独秀指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深谙中西文化精髓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纷纷自发地著书立说、创办刊物、创立社团。一方面，他们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特质，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另一方面，他们翻译外国著作，介绍国外思潮，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这一关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中心课题。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的几种出版物，《晨报副镌》《新潮》《少年中国》《国民》等

一时间，标志着理论自觉的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充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中一些还被付诸实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社会试验。

正是在这样的比较、实验当中，作为当时各种新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脱颖而出，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其实，早在1900年前后，马克思的名字就已出现在中文报刊上，马克思的思想已被介绍到中国。但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只可迎，不可拒”的新潮流，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实际上就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使一大批有志青年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把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才是对中国革命道路最先进、最科学的设计，才是中华崛起之希望。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于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的民族救亡之路已经证明：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经世之学不堪抵御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学说也都屡试屡败，而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全新窗口，“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在这里找到了交汇点，理论自觉的生成和发展必然带来理论自信的萌发，进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理论自信的确立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其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指导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深刻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先是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继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了第一个党纲，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和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问题是，产生于西方、发展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过原则性的回答：“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正是牢牢把握住了这一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在高度理论自觉、坚定理论自信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革命胜利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但在后期，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等原因，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革命根据地的勃勃生机使陷入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但在这个过程中，党内滋生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其错误路线先后3次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正是在这段极其艰难的岁月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能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毛泽东专门写了《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两篇文章，其中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自觉地、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和要求。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1937年7—8月，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揭露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第一次面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提出以后，毛泽东身体力行，在领导全面抗战的过程中，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推出了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通过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被打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了普遍认同，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共产党人》创刊号

党的七大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真正地确立起来了，这种自觉、自信带来的实践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从磨难中走出的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向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奋勇前进。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经过苏共二十大，苏联也暴露出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可见，在革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尽管探索过程历经曲折，但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还是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理论自信的提升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并且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后来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主客观因素影响，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偏差，在实践中造成了恶劣后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思想僵化的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自信，高举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凭着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自觉和自信，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这一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新的自觉和自信。

1997年9月1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的北京街头

即使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坚定地认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面向21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前启后，集中全党智慧，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大胆地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实现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新升华。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达到了全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并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最新体现。

理论自信是“四个自信”的灵魂，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和重要前提。只有增强了理论自信，我们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真正重视理论并自觉以理论指导实践，不为各种错误思潮和歪理邪说所俘获，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正确的思想引航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豪迈地认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作者：左鹏，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少军，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