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大儒王通（584—617）字仲淹，号文中子，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人。中国蒙学经典《三字经》于孔孟道统之后标举五人曰：“五子者：有旬扬，文中子，及老庄。”此处所谓的“文中子”，即当年人称“王孔子”的王通。王通的学术被后世誉为“河汾道统”，但其相关著述却已大多轶失，唯余《中说》与《元经》二者。今本《元经》的真伪难辨，不足为本；本文以王通门人所记录的《中说》（又名《文中子》）为本，从王通的经史观切入，分析王通的“文”之观念。

一、经道史传与三经皆史

王通深谙《六经》之义，尝言：“《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8.5） ①《六经》各有其内蕴而尽先王之义，故王通极力崇尚之而作《续六经》以为仿效。这里的《元经》即指王通自己摹仿《春秋》而撰写的《续六经》之一。但既然《六经》各有其义，那就不得不辨析其同一与差异以稽考其义理与进学的阶次，《中说•立命篇》中即探讨了王通所理解的“孔庭之法”：即“曰《诗》曰《礼》”先以立人，“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9.6）而后“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9.6）可见“不及四经”、不骤然侈谈《六经》是有深意存焉的。读经有利弊，要学会趋利避害，“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这种有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求诸于外物的推己及人（《礼记•大学》），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又要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的学经修文辩证法。

虽然，异中又有同。文中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4.21）又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2.8）文中子王通的道其实正存乎于经！所谓“史传兴而经道废矣”（5.24）。王通先经道而后史传，其义明矣：“《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经而任传。”（2.43）刘向采《诗》、《书》而成《列女传》，且又采传记行事而编有《新序》、《说苑》。（《汉书•楚元王传》）其子刘歆卒父前业，别为七略，后为王莽国师，又畏祸谋反，事败自杀。（《汉书•王莽传》）其言其行必为王通所一视同仁。相反，范宁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宛，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春秋穀梁传集解•序》）范宁由是甚为王通所许：“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2.43）而下一章王通与贾琼论经传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王通的以经为本道而以传注为旁支的观点：

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贾琼曰：“何谓也？”子曰：“白黑相渝，能无微乎？是非相扰，能无散乎？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与古今，《论》失于齐鲁。汝知之乎？”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2.44）

可见文中子以为道尽在《六经》而史传已然是次等学问，若汲汲于后者，则经之道本恐不能保。而贾琼作为一个好学生则必将再进一步逻辑追问，夫子言下之意难不成是轮扁斫轮？汉儒有弃经任传者夫子不为也，那么宋儒有舍经求传者，文中子莫非为其嚆矢先声？非也。以上二者“皆各执一边，未能中道而行。传以传经，故经不可弃；经由传传，故传不可废：此王通之特见卓识，不但超越汉宋习气，且与西方诠释学家言（如‘在的扩充’、‘效果历史’之说）相暗合焉。” ②

可见，文中子将很巧妙地将“原道”与“宗经”融入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的脉络之中，而自成其经道史传的进学阶次。而且，充分的反讽精神同时又让他在文道观、文经观之外提出了三经皆史的文史观，其文如下：

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1.3）

王通有大儒之风而以《诗》、《书》、《春秋》为经，且做《王氏六经》以为摹仿。但另一方面，他又以《诗》、《书》、《春秋》为圣人所述之史，《书》备王制，《诗》显兴衰之由，而《春秋》则明邪正之迹象也。三经同出于史而又有同一之差异。《慎子逸文》曰：“《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慎到当为文中子此说之往圣也，而前者出自道家后为法家的身份则尤为值得玩味。

经济乎道而亦可为史，钱谦益曰：“世之君子侈言古文，曰‘迁、固以下无史’，又曰‘欧阳氏之史，欧阳氏之文而非《史》、《汉》之文也’。彼固不知文，又安知史？不知太史公，又安知欧阳氏哉？文中子不云乎：‘昔圣人注史三焉。’《六经》，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继别之宗也；欧阳氏，继祢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后海，则以《六经》为原；等而下之，旁搜远绍，则以欧阳氏为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识，而论史者之质的也。”（《牧斋初学集》卷九十）此又以“文心”来观“史传”与“宗经”，论古文而本乎经史。

章学诚则更是印证道：“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哉？’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王通此三经皆史之观念实开后世李贽“经史一物”（《李氏焚书•经史相为表里》）与章学诚“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的说法。然其“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的经道史传辩证法，最接近的似乎还是王阳明的“五经亦史”（《传习录•上》）之说。

二、以儒为宗兼诸子九流

王通信而好古，却又允执厥中，他所继承的儒学道统绝非尽信书而没有自己的判断与分析，关于上古三代，他说道：“唐虞之道直以大……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其道甚旷，不可制于下。”（2.34）事实上，他所宗之儒唯独尊周、孔二人为圣人，虽天崩地坼，亦无以撼动，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1.9）又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之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2.35）政制之备莫若周公，而修文述作则必当折中于仲尼，文中子之文亦复如是。所谓“不杂学，故明”（8.29）。

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绝非文中子之意。“王通之学以儒为宗，然亦有取于释老诸子，以佛道百家之言发明周孔大义。”③汉有儒道之争，而魏晋以后又有儒佛之辨。针对这种责难，有大儒之风的王通并没有如韩愈一般写《谏迎佛骨》，而是非常客观地将儒道释三学并论：“《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王通此言可谓大义凛然，就事论事而实事求是，钱钟书《管锥编·全梁文卷一》曰：

“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语出于希圣继孔之文中子，缁流如闻肆赦之恩音，志磐《佛祖统记》卷三九《法运通塞志》隋仁寿三年下亟载焉；他如契嵩《镡津文集》卷二《广原教》称文中子“见圣人之心”，卷一二《文中子碑》、卷一三《书文中子传后》，或元常《佛祖统载》卷一〇特记文中子行事，亦所以报其为佛开脱之大惠耳。马令《南唐书·浮屠传》谓“浅见”者“昧”于“浮图之道”，如“梁武、齐襄之徒，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然则浮图之法，岂固为后世患哉！”，正摭取《中说》语。④

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有必要的发挥。王通论佛道为佛子所征引而为宋儒所訾议。如朱熹曰：“……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朱熹集卷六十七》）这里，朱熹显然是有意无意在误读文中子。前者是政治而后者是学问，如此说来，难不成《诗》、《书》盛而秦世灭，实乃仲尼之罪耶？其实“道可盗”也。屠隆曰：“罪不在老庄，而在假窃也。”（《鸿苞集卷一一·晋人》）信矣夫！“夫法因于蔽而成于过者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清谈盛、佛学倡，自有其政治与历史之语境，自反其身，所谓“理学杀人”，又岂是二程、朱子之原旨乎？学术之被用作政治意识形态而滥加发挥是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逃避不了的一个环节。当此之际，作为时代精神对立面的学术的出现正好可以起着纠偏与平衡的作用。一方面，为政在人，虎兕出柙当直面在其位、谋其政之人，政治本身说什么是一码事，做什么是另一码事；另一方面，如理学者之文以载道又何尝完全不同于文中子？宋学儒学中的理学心学也并没有完全摒弃佛家和道家之说，而是兼采其义以融入儒学。或问佛，文中子称“圣人也”，又指其教为“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4.25）王通其意甚是清楚明见、探本求原。“三教于是乎可一矣”，曰：“使民不倦。”（5.14）

司马谈撰有《论六家要旨》，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而其旨趣亦有所不同于其子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王通曰：“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4.7）“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一言亦可视为王通的夫子自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系辞下》），王通于经之外又深谙史中诸子之道，能够历史地看待其成住坏空、孰是孰非。这种以儒为宗而兼诸子九流的气象更进一步地发挥了他以经为宗而不舍史传的人文之道。

三、出经入史而自作元命

王通出经入史而又不舍子集，以道统摄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思想，我们也只有在这经史文中的复杂语境下，方能理解王通的文之观念。我们可以从《中说》来看王通所著的《续六经》——亦可反过来，从《续六经》看《中说》——当可更加明了王通的文中子之义。《尚书·吕刑》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通三十三岁便病逝，我们只能说他是“配享在后”了，但是历代又对他的评价不一，更合适的说法，似乎应该说他是“配享文中”。

王通仁寿三年（公元603年），上奏隋炀帝《太平十二策》（8.26、10.21）而不用。大业元年（605年）始，王通退藏于密，历时九年，著成《王氏六经》并开学收徒，之后多有被征召而终未出世，何也？闻辽东之役（4.17、5.31、9.9）、御河之役（8.12）而知国将不国、潜龙勿用矣。文中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10.9）王通当然以为仲尼之述早已备天地人之三才，但是其“历千载而不用，悲夫！”（10.20）但他又不满史传传经而舍经忘本的汉儒倾向，所以他才勤于著述而作《续六经》以俟来者（5.31），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蓘，则有丰年。”（10.20）

王通著《续六经》的文之观念看似是“出史入经”的表现，但实则又分明是“出经入史”的“自作元命”。贾琼问《尚书》，称“无制而有命”，又谓“两汉有制、志”。（5.26）其背后盖言《续书》之有制而有命也：

子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适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王通者，“隐君子”也。其《续书》之有制而有命者，继乎《尚书》而兼采两汉之制、志也。后人常驳王通之一味复古曰封建、井田、世卿、肉刑、至公之五端⑤，其实不然。章太炎曰主封建者“除王莽外，或意有偏激，或别含作用，固不可尽斥为顽固”（《论读经有利而无弊》）⑥，正可谓在不意间为王通之隐而制作做注矣。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者，绝非仅仅是道家的现实理想化，而更是儒家的理想现实化——“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贾琼问《续书》之义，王通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4.38）《续书》有名有制有志，后之帝制实难再开王道（5.27），千百万化，守中乃通（4.39）。复古崇经尊儒圣，复的不是古代的任何东西，而是以古制衡今世，灌注儒家精神。且何以致太平？文中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桀然可见矣。”（5.40）《论语·雍也》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易·系辞下》曰：“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王通所制人文与时迁徙而教化育人以俟来者，是政教意义上的为政，也是类似于苏格拉底不从政的从政，是一种克罗齐“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人文观。⑦王通之综衡南北的史学观与凌铄今古的经学观正是他文之观念的真文学，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1.8）此之谓也。

注释：

① 本文中凡征引《中说》处皆引用自张沛：《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其中的数字编码皆参考张沛《中说解理》一书中的编码以便读者索引，如8.5即指卷八《魏相篇》第五章。参见张沛：《斯文在中：大义述要》，载《中说解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

② 张沛：《斯文在中：大义述要》，载《中说解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亦请参见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1、182、372、387页。

③ 张沛：《斯文在中：大义述要》，载《中说解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④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1—1372页。

⑤ 如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儒臣传·德业儒臣》：“彼其区区欲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为后世之必当复，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然则使通而在，犹不能致治平，而况其徒乎！”

⑥ 《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2—23页。

⑦ 参见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人文主义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古代人文主义（西塞罗是其伟大范例），还是14—16世纪间在意大利繁荣的新人文主义，或是其后所有产生或人为尝试的人文主义，都在于提及过去，以便从过去中为自己的事业和行动汲取智慧。””人文主义被斥责为守旧主义和奴隶主义，由于它采用模仿观念并把过去（它所钟爱的特殊过去）提高到模式高度”，但“人文主义含义上的模仿，不是简单的复制或重复，而是一种在改变、竞争和超越时的模仿。”（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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