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LANZHOUXUEKAN从《夷坚志》看宋代农民的多元化经营（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714099）［摘要］面对占地明显不足和封建官府种种苛剥的严峻现实，立足农业，兼营种植业、桑蚕业、养殖业、渔业、运输业、屠宰业、林业、狩猎等业种，从事种植经济作物、种桑养蚕、养殖畜禽、捕捞水品、运输人物、屠宰家畜、伐木烧炭、傍山狩猎等行业的多元化生产，便成了宋代普通农民维持生计与应对官府苛剥，摆脱生活困境的基本考虑和出路，洪迈《夷坚志》中大量记载了宋代农民多业并举的具体情况，并展现出诸多时代特征。［关键词］《夷坚志》；宋代农民；多元化经营［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收稿日期］201328［作者简介］刘树友，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史。农民的多元化经营，是指农民为摆脱生存困境或追求发家致富，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营其他产业。自秦汉至隋唐，由于人口规模适度以及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分工局限，农民的多元化经营仅呈偶发零星状。降及宋代，由于经济结构剧烈调整，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人口剧增及由此引发人稠地狭矛盾的突出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农民的多元化经营日益常态化、普遍化。

关于宋代农民的多元化经营问题，学界已有所涉及，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第四章、第十二章中论述宋代农业商品化及农民的从业分化时，涉及到宋代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与兼营工商业的情况；［1］（P531173）王曾瑜先生在《宋朝阶级结构》第七章中从“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角度出发，简要论述了宋代农民兼营工商业、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渔业生产的情86）李晓先生在《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一文中论述了宋代农民致力“粮食和衣类生产的同时，兼做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雇工”的现象。这些研究，无疑有益于人们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但不足也是明显的，主要是零散而细碎，抑或是研究其他问题时关涉到该问题，缺乏对该问题做整体研究。文章属于学界首次利用《夷坚志》这部宋代重要文献整体研究宋代农民的多元化经营问题，除了全面探讨宋代农民多元化经营的具体内涵外，还有意揭示宋代农民于多元化经营过程中显现出的诸多鲜明时代特征，同时从一个视角展示《夷坚志》的价值，使学界在形成关于《夷坚志》重要价值及充分利用《夷坚志》研究宋史的共识上，期能收到引玉之效。一、《夷坚志》一书简介在正式缕析宋代农民的多元化经营之前，有必要先对写作文章所凭藉的主要典籍———《夷坚志》做一扼要介绍，期使读者对该书有大致了解。

洪迈是南宋一代文坛耆宿，淹贯群籍，学业精博，著述丰赡。在其传世著作中，就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看，莫过于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一书。《夷坚志》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独著卷帙最为浩繁的志怪小说集，作者耗用了整整一“甲子”心血搜集整理而成。原书420卷，分初志、支志、三志、四志，每志又分10集，按甲乙丙丁等顺序编次。甲至癸200卷，三甲至三癸100卷，四甲四乙各10卷，共计420元代以来，散佚过半。今由何卓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夷坚志》，以涵芬楼刻本为底本，并从《永乐大典》等典籍中辑录出某些佚文，为传世收录篇目最多的本子，分初志、支志、三志，其中初志甲至丁各20卷，计70卷；三志分己、辛、壬，各10卷，计30卷；补25卷，共计207卷，收录故事2725则，规模虽不及原书之半，但字数仍有119巨，涵盖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举、科技、婚姻、生活、习俗、风情、民族、宗教、妇女等方方面面，堪称宋代史料之渊海。《夷坚志》以其记事的鲜活生动、曲折周详，文笔的优美流畅、清新朴实以及极强的可读性、故事性，一经问世便掀起巨大波澜，“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4］（P185）一时洛阳纸贵，进而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元、明、清许多话本、戏曲、小说故事之滥觞。

如果剔除掉书中荒诞不经的成分，则大量折射出了宋代社会生活本真的一面，记录了胼手胝足的宋代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真实经历，所谓“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5］（P1830）该书记述的宋代农民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大量史实，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鲜活生动弥足珍贵的资料。二、宋代农民的多元化经营面对占地明显不足和封建官府种种苛剥的严峻现实，立足农业，兼营种植业、桑蚕业、养殖业、渔业、运输业、屠宰业、林业、狩猎等业种，从事种植经济作物、种桑养蚕、养殖畜禽、捕捞水品、运输人物、屠宰家畜、伐木烧炭、傍山狩猎等行业的多元化生产，属于无需多少资金、技术、智识等要素的低层次业种，自然是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情势下普通农民弥补生计不足、应对官府苛剥与摆脱生存困境的最基本选项。（一）种植经济作物种植瓜果蔬菜一类的经济作物，除了耕地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外，还有农民刻意牟利致富的动机隐藏其中。因为种植经济作物较诸普通粮食作物而言，有着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民谚“一亩园，十亩田”，是说种亩经济作物的收益，相当于种植10亩普通粮食作物。宋人对此也有切身感受，“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6］（P710）“种蔬胜种稻”。

［7］（P359）这一点古今皆然。种植经济作物，可谓是宋代农民出于缺少耕地和牟利致富双重原因使然。“抚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饶氏居之”，［8］（P468）“去城二十里”的地缘优势，为述陂村柑橘销路提供了极大方便。江州谢生“家有小园种此果（柑橘）”，［9］（P1504）台州仙居县“园人陈甲常种蔬菜”，出售给当地宝积寺僧人。［10］（P909910）福州古田县师姑山有村妇种植竹笋。［11］（P1056）鄱阳有农民经营“菜圃”。［8］（P458）滨江临湖一带的农民种植菱芡一类的水生蔬菜，如鄂州人杨八“赁撲城下濠种菱芡，就壖地缚苇舍，母子处［12］（P864）鄱阳人胡三“采菱于上湖”，“要将菱角归家，事持洗涤，赴绝早上市”，［13］（P1142）反映了农民商品生产意识的增强。寿州下蔡县“左右居民七八家，亦种瓜者也”，［14］（P1631）德兴“海口近市处居民黄翁有二子，服田力穑以养其亲，在村农中差为赡给。又于三里外买一原，其地肥饶。二子种艺麻粟，朝往暮归。久而以为不便，乃创筑茅舍，宿食于彼。翁念其勤苦，时时携酒或烹茶往劳之。路隔高岭，极险峻，子劝［13］（P1180）反映了农人稼穑之苦。

（二）种桑养蚕种桑、养蚕密不可分，种桑旨在养蚕缫丝织绢，养蚕必以桑叶为食料，故合称桑蚕业。由于“养蚕之利，踰于稼穑”。［15］（P9）所以，桑蚕业始终是江南农民固守的传统农副产业，它具有满足自家衣料、官府绢税和增加收益的三重作用。对农民而言，往往是一身二任，既种桑又养蚕，“湖州村落朱家顿民朱佛大者，递年以蚕桑为业”，［8］（P496）“南昌县忠孝乡民胡二，桑叶有余，足以供喂养”，［10］（P935）［16］（P590）在农村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分工渐次细密的背景下，或受资金、劳力局限，二 者又有分离倾向，或专事种桑，或专事养蚕，互为依存。这两种情况在《夷坚志》中都有具体反映。例如“淮 ［17］（P42）“豫章蚕顿盛，桑叶价值过常时数十倍”， ［10］（P935） ［16］（P590）燕山三河有村民“以耕桑为业”， ［17］（P3） 金溪民吴廿九“其家有桑十余株，妇姑中分之”， ［18］（P997） 清楚地表明种 桑的独立及桑叶的商品化。而“余干润陂民谭、曾二家，每岁育蚕百箔”，［19］（P1023） 则说明谭、曾二家是专事养 （三）养殖畜禽养殖业是农业的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种植业一并构成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

就产出看，养殖业也远远高 于种植业。农民通过养殖畜禽，得到肉、蛋、奶、毛、绒、皮等畜产品，经过市场交易后换取货币，购回所需日常 生活用品，既可纾解生活困境，又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可观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古今农民对于养 殖业生产始终不乏浓厚兴趣。《夷坚志》中即有关于宋代农民从事养殖业生产及由此发家致富的不少记载。 养殖业主要分圈养（或舍饲）、放养两种。圈养的主要有猪。“江陵民某氏，世以圈豕为业”， ［10］（P883） 累积二百不啻，获利已多”，［19］（P1269） 寿春民姜七“专养母猪，多育豚子，贸易与人，一岁之间，动以百数，用此 成立家计”， ［20］（P1313） 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其母平生尤好豢豕”。 ［17］（P56） 人都借养猪而得以致富。有些农民资金短缺，养猪一半头，人猪同室，以致发生幼子被猪啮噬的悲剧，“福州古田小民家育一猪，其居窄隘，常置之寝室中。民有子未脱襁褓，其母出邻舍啜茶，以卧篮贮儿于床上。猪衔 ［11］（P1060）令人感慨不已！牛、羊则兼用圈 养、放养两种方式。余干村民张氏养牛五十头， ［8］（P460） 房州焦氏“资产丰裕，耕牛果及千头。迨今二百年，子 孙尚守旧业，牛虽减元数，然犹豪雄里中”， ［12］（P825 826）作者叔父家“养羊数百头，放诸山上”。

［16］（P632） 养殖牛 羊动辄数百乃至千头，显然已具备规模效益。养殖家禽的有婺源张村民张时，“所居临溪，育雌鸭数十头，日 放溪中，自棹小舟看守，岁收卵四五千颗”。 ［21］（P1429） 想来收益一定不菲。“平江屠者贾循，以货獐为业，常豢 饲数十头，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于市。吴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钱一千，人皆争买，移时而尽。凡二十余 年，赢得颇多”。 ［13］（P1150） 贾氏一身三任，养（獐）、宰、卖一条龙，并因此致富。还有养狗的，鄱阳某人“携一篮， 中贮五稚犬”，拟往市场出售， ［14］（P1580 1581）“龟山村民赵五家，犬生数子，两月后皆为人求去”。 ［14］（P1583） （四）从事渔业生产 江南河湖交织，港汊密布，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在耕地紧缺情况下，从事渔业生产，挖掘水产资源，以弥补 生计不足，也就成了滨江临湖一带农民的自然思维。生长于赣北鄱阳湖，为官吉州、赣州、婺州、越州等水乡 的洪迈，感同身受，体会尤深。 其实，从事渔业生产的农民具体情况各异，绝大部分属于借捕捞水产品以补给生计，艰辛备尝，收益有 限。惠州淡水盐场“在海滨，左近居民数百户，皆渔人也，见其捕取海物之艰苦”， ［11］（P1068） 氏兄弟“所居有两塘，各广袤二十亩，田畴素薄，只仰鱼利以资生”，［18］（P985） “鄱阳丽池村，无田畴，诸聂累世居 之。

采木于山，捕鱼于湖，以为生业”。 ［19］（P1284） “番城西南数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余家皆以渔钓江湖间 自给”， ［8］（P528） 溧水县“戴角村民，老弱夹岸呼噪，争携罔罟蓝畚，循水旁捕鱼”， ［16］（P579） “南城田夫周三，当农 ［22］（P747）“嘉州渔人黄甲者，世世以捕鱼为业，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 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 ［11］（P1124） “姑苏村民要二，以渔为业”， ［16］（P615） 奉化“渔人虞一，以取砑螺 为生”， ［18］（P990） “兴州长道民以钓鱼为业”， ［8］（P378） 楚州山阳县尹二，“家于北神堰新河之东，累世网捕，稍能足 衣食”， ［22］（P783） 饶州“渔人”周八“有一妻一子，渔钓于鄱江”， ［21］（P1466） 身，生涯惟叶舟而已”。［19］（P1251） 凡此均属农民借渔业生产以补足生计。若遇鱼疫传播，他们则面临生活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