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千年来，关于王安石本人以及他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大变法的争议从未停止。这场改革需要大量的宋代官僚参与其中。在遭到强烈的反对意见时，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王安石只能选择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的盟友。然而当苏轼、司马光一众出色的理想主义士大夫都被排除之后，新政只能交由那些在设法令王安石满意地履行公务的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的官僚。尽管拗相公本人两袖清风，律己甚严，可新政还是不可阻挡地往弊政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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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强调经过改革的官僚体制是最基本的需求，因为所有其他改革措施能否成功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此，却并非只有他看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许多官僚往往按低于儒家标准的方式行事。然而事与愿违，王安石改善官僚行为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且值得怀疑的成绩。

另一方面，旧有的痼疾又因新的并发症而雪上加霜。许多官僚的行为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庞大的官僚机构、严重的分裂和颓靡的士风，暴露了王安石官僚主义理想理论的致命弱点。在此状况之下，新政不可能成功或是持久。

尽管宋代的文官整体上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准上，但如宫崎市定所揭示的，官僚中充斥着腐败和勾心斗角。

宫崎市定

宋代官僚的薪俸高于之前的朝代。地方政府官员的所得远低于身处京城的官员，他们的抱怨使得官田的分配有所增长，而其地租即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但是，那些出身不富裕，或者没有私人收入的官员，经常会发现，他们的收入不足以负担不断增长的物价和不断提高的城市生活水平。苏轼直言不讳地宣称，官员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应发生在太平盛世。

王安石对这一情绪也并非无动于衷。在变法期间，官员的薪俸有所提高。王安石明显希望通过推行这些措施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减少贪污腐败。在他掌权期间，确实有可观的进步，但随后不久，这些增长被反变法时期的物价增长，尤其是后变法时期弊政导致的通货膨胀抵消了。王安石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又一次化为泡影。

不道德的官僚因对他们的薪俸不满而转向腐败。这早在宋真宗时期就已经变得引人注目。腐败有多种形式。对于官员们来说，一种温和的方式，是为了他们的私人社交场合而使用办公经费和从役员那里征调供应。一场宴会，通常有表演者，往往要花费二十到三十贯。有时，官员们会将官银器作为抵押以向地方富户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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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滥用官员的免检特权从事贸易。比如，苏轼在丁父忧返乡期间，即被查贩运盐、木料和瓷器。更严重的腐败形式，如全汉昇所指出的，是依靠官员的声望或依靠与商人营私舞弊的合作，利用私人资金或使用官钱进行定期贸易。

当然，还有极其严重的腐败，比如，贪污和伪造办公账目，与大地主勾结以非法从人民手中获取千金之利，巧取豪夺他人财产。这些不良行为，以及他们对儒家标准的漠视，为那些在变法之初没有很多土地的南方官僚家庭何以到北宋末期明显成为大地主，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

对于官僚主义失范最坦率的自白来自邓绾，一个名义上属于但实际不够格的改革追随者，他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

王安石是一位理想化的士大夫，律己甚严。他过着简单朴素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显示出佛家自律、禁欲理想的影响。在支持提高官员薪俸以使其有足够的收入而不致沉湎于财务欺诈的同时，他也削减了办公经费，使得自我放纵的官僚们非常不满。

然而，王安石对腐败的打击，并非完全没有偏见。他为了轻微的过失而批评苏轼等政治对手，但在寻找有行政能力的追随者时，他经常对他们错用其才以自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

王安石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事务上，可能没有觉察到，有些人在设法令其满意地履行公务的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

在王安石退闲以后，高标准放宽，腐败增加。到后变法时期，渎职行为远甚于从前。就此而言，保守主义者责怪王安石没有对道德的自我修养给予首要关注，而为许多无耻官僚打开了权力之门，无疑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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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儒家标准的又一表现是十分过分的奸诈的政治手腕。对官僚来说，这是他们迎合上级、自居为其家臣或“门下客”的正常表现。一些过于积极的官僚甚至向那些掌权者的亲戚和朋友示好。又有人日日趋诣权贵之门，赢得了“游魂”的绰号。

王安石对此类行为持批判态度。他拒绝接待那些凑上来祝贺他掌权的人，很少应酬，拒绝喝酒，也只有很少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这样，王安石可能引起许多官僚的反感。另一方面，王安石又经常被不停与他讨论政府事务的下属所包围，因此阻止了其他人靠近他，也防止有人提到任何不利于变法的事情。王安石致力于改革官僚体制，却因此变得越来越孤立于大多数官员。

与寡廉鲜耻的官僚的翻云覆雨相比，溜须拍马不过是小毛病，而理念型官僚于此之中常常手无寸铁。比如，范仲淹的改革因他的数名追随者被迅即罢免而中止——他们被指控在一次酒宴上诽谤皇帝。

王安石拥有皇帝对他的充分信任，这才幸免于此类攻击的可能。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决定性转折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1074年他第一次辞官离朝，此次从权力中心跌落的一个促因是其自身阵营的运作——主要由吕惠卿所操控。曾布违背王安石的意愿，通过调查证实了市易法和免行钱在执行之中有不法之事。由于曾经在皇帝面前反复为这些措施辩白，王安石为此大失颜面。他指派站在自己一方的吕惠卿去进一步调查，希望弥补政治损失。吕惠卿则以此调查为武器，加剧了王安石和曾布之间的不和，而并非为王安石的政策失误完全撇清责任。

随后不久，王安石请辞，并推荐吕惠卿继任。吕惠卿一取得权力，立刻把曾布贬为地方官，不再善待王安石，并尝试将王安石的其他追随者拉拢到自己一边。但是他并没有长期掌权。当次年王安石还朝后，同样的运作由更小的角色如邓绾操控，造成了吕惠卿的垮台。曾布和吕惠卿都是有经验的行政官僚，他们从显要位置上被罢免，打破了变法集团的统一，使得新政只能交由能力更差劲的人手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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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退闲以后及后变法时期，类似的背叛事件屡见不鲜。吕惠卿信赖杨畏，后者不久即转向反对吕。曾布后来官复原职后不得不与蔡京分享权力，然而最后蔡京不但将曾布从权力中心踢出，更蓄意策划了一次对他贪污的诬告。对于王安石下台后尤其是后变法期间改革热情的消逝，此类政治倾轧难辞其咎。

……

变法的广泛性大大增强了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派系不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迫于形势的事实。最初，王安石努力劝说政坛元老留下来，但无济于事。接着，对新政不断增长的批评对他来说变得无法忍受。他变得易怒，时而会遭受头晕之苦。阅读批评的奏章会让他双手发颤。作为报复，超过二十名台谏官员被罢黜。他尤其坚决地将反对募役法的人逐出中央政府。王安石如此坚信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宣称所有的反对者是毫无价值的，是片面的，是墨守成规的，是麻烦制造者。他希望皇帝不要听信批评变法的任何人。……王安石对其政策的坚持，甚至连偶尔的批评也不能容忍，反过来害了他自己。在变法之初与他合作的韩绛，他的亲戚同时也是另一位大臣吴充，最后也不赞成他并离开了他。尤其是在曾布被免职以后，他的下属已无人敢于顶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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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官僚的政治行为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远离儒家标准。除了旧有的腐败和政治手腕，任人唯私也加剧了……偏袒很快发展成派系斗争，派系斗争从政策冲突堕落到报复性迫害。官僚体制非但没有如王安石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改革，反而受到许多弊端的影响，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只有像蔡京那样，不顾儒家标准地进行密谋的人才能久握权力。官僚体制的堕落，随之而至的即是帝国的崩溃。

* 以上内容节选自《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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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美] 刘子健著

张钰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

☆海外宋史领军人物刘子健成名力作，宋史名家虞云国长篇导读，邓小南、赵冬梅倾情推荐。首开士大夫政治研究之风气，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学术典范之作。

☆批判性地融汇现代中国与日本学者的既有成果，集王安石变法研究之大成。重审士大夫政治的宿命，叩问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

☆从政治思想、官僚行为、政府运作发掘尚未凸显的王安石新政的新面相，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富国强兵并非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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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作者指出，王安石的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的反对者并无二致。问题在于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造、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实现这一理想。由此，作者着重分析了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聚焦吏役次官僚制，考察新政的政府运作，并以募役法这一新政核心制度作为个案研究，总结归纳新政的特点。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

作者简介

刘子健(1919—1993），祖籍贵阳，生于上海，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1948年赴美。20世纪50年代，研究重心转向宋史。1960年，入斯坦福大学任教。1965年，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刘子健是美国宋史研究的学者，也是促进国际宋史交流的领袖人物，对突破国家与民族界限的国际性学术合作卓有贡献。主要专著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两宋史研究汇编》等。

转编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