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是宋代四部大书之一，收入了许多五代以前的小说和杂史笔记，有很大的文献价值。鲁迅在《破唐人说荟》里特别把它推荐给要读唐代小说的人。浦江清师在《论小说》中指出：“九七八年《太平广记》的结集，可以作为小说史上的分水岭。”可见此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太平广记》成书以后，宋代不止有一个刻本，但久已失踪。现存最早的大体完备的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谈恺所刻的版本。谈恺所根据的钞本已有残缺，他和合作的朋友们一再校补，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明清两代据之翻刻、钞写的本子又有一些校补，但成绩不大，因为校补者能见到的版本有限，可参考的资料不多，加之校勘工作不够严谨，如《四库全书》本就说不清所据的版本为何，书中校改的地方极少，平均也就一卷才有一条考证，还有一部分改错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绍楹校点本，才用到了谈刻的三种印本和野竹斋钞本、陈鳣校宋本、许自昌刻本、黄晟刻本等，做了一次认真的校勘，改正了一些明显错误，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可信、使用方便的新版本。1961年，汪绍楹先生又稍加修订，由中华书局印出了新一版。此后通行了几十年，是海内外学界最常用的版本。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出版社为避免“繁琐校勘”的批评，只要求忠于底本，尽量少作改动，不校异文，某些明显的错误可以径改而不出校记。因而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现在张国风先生又从头开始，以谈刻的第三次印本为基础，校以明清各本，幸而又见到了台湾大学所藏的孙潜校宋本和韩国所藏的《太平广记详节》等新资料，以个人的力量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进行仔细的校勘，做成了一个更完善、更精确的《太平广记会校》。这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大的新成就。

首先，张国风在认真研究了现存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梳理了《太平广记》版本传承的源流。从孙潜校本、陈鳣校本、沈与文野竹斋钞本、《太平广记详节》本和《永乐大典》所引佚文等考证了宋刻本的大致面貌。因而能追本溯源，探索到谈刻本之前的某些变异，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谈刻本所有的局限，部分恢复了宋本的原来面目。

其次，他对谈本的校订采取了十分严谨的态度，改字、补字一定出校说明，必以已知的宋本为准。

再次，对于他本的异文可以两通的，也写入校记而不改正文，异文较多的则全文附在篇后。辑录的佚文补在各卷之末，以便继续考证。这就保证了原书的客观可信，避免了校订工作的主观随意性。我以为，对于重要的、问题较多的古籍，校勘体例宁可稍繁而毋缺，还是利大于弊的。

应该说，这完全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的做法。《太平广记》是一本经典性的大书，虽说它是古代小说家的渊海，但并非一般的读本。不仅是小说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书中还有许多古代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乃至科技史的材料。加以传本已有残缺错讹，情况复杂，在北宋的四部大书中问题最多，需要进行认真全面的研究。版本的考证、文字的校勘、佚文的辑集，是对古籍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因此《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感谢的。

张国风对《太平广记》的研究坚持了二十多年，已经作出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太平广记会校》则是在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总结性的成果。《会校》的工作几经周折，时间拖得很久，但是也有不少幸运的机遇。如在韩国发现的新资料，就对校勘工作很有裨益，使书稿质量有所提高。这正好有助于整理者克服时下流行的浮躁之风。张国凤坚持了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根据新资料在校样上还不断有所加工。读者对《太平广记》的版本源流想要有进一步了解的话，还可以参看他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一书，可能对《会校》的学术价值会得到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