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以宋仁宗的一生为线索，讲述了北宋皇帝赵祯治下风起云涌的朝堂故事。（资料图）

吴铮强掉进了寇准的“坑”里。在一般的历史叙述里，寇准的形象耿直敢言、忠心可鉴，他直谏宋真宗北上御驾亲征，最终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为辽宋两国百余年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然而，历史学者吴铮强在宋代正史的背后，发现了另外一个寇准。正史中描写的澶渊之盟中的宋真宗胆小如鼠，几乎是寇准拖着真宗御驾亲征，在前线，也是寇准神机妙算，一直喝酒赌博，最后把仗打赢了。“这些情节是虚构的，亲征本来就是真宗自己提出来的。”种种关于寇准的正面事迹，吴铮强几乎都找到了不同的故事版本。

顺着寇准的线索，吴铮强发现关于宋朝的各种史书，就像电影《盗梦空间》里的多重梦境，让现代读者迷惘其中而不知身在几重。“宋朝历史的掩饰与虚构是从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就开始，然后经历了好几手不断掩饰与重构的过程。”他说。到了明代，时人编撰了关于宋史的通俗读本《宋史纪事本末》，“把原来混乱的掩饰与重构系统化、清晰化、定型化了”，这也导致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通过宋朝留下的原始历史文献去还原，而是依据已构建过的史书去认识那段历史。

其中最典型的掩饰，就是宋代的宫斗。寇准形象的变异，也与真宗、仁宗两朝的宫斗密切相关。吴铮强认为，中国古代其他的大王朝，如两汉、魏晋、隋唐、元明清，宫廷政治的基本面貌大致还是清楚的，宫廷政治本来就是理解这些王朝历史的基本路径，“研究唐史不知道玄武门之变、韦后之乱，研究汉史不知道诸吕之变、巫蛊之祸，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这些常识的现象，在宋史中却变得非常特殊，“传统史书给人的印象，宋朝已经摆脱了类似的宫廷政治现象，《宋史》中还专门强调，宋朝已经没有吕武之乱那样的后妃干政现象，更没有汉唐那样的宦官干政现象，其他武人、外戚也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层之外，好像宋朝的宫廷完全是按照儒家的伦理规则在运作似的。”

“一方面觉得有些胡闹与悲哀，另一方面也有些赞叹与兴奋。”吴铮强说，赞叹是因为宋明之际士大夫以理学理想构建出的宋史叙述，其误导性竟然可以如此成功；而兴奋，则因为这给今人的宋史研究留下了巨量的空间。

吴铮强写出《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一书，专门讲宋代宫斗。他要让本应在王朝历史中举足轻重的宫斗，从层层遮掩的史料中显影，让读者至少可以从深层的梦境往更上一层梦境推进。他不揣摩官家的心事，但官家的种种幽微心事，顺着他对史料的爬梳，变成了一种合乎历史情境的推理。

重点不是“宫廷政治”而是“研究”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说，“不研究宫廷政治，就读不懂宋史”，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说法扩大，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不研究宫廷政治，就读不懂古代中国历史？

吴铮强：帝制时代的中国，宫廷政治具有普遍性，存在于官僚制的权力体系中。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讲豪门家族的遗产争夺、上市公司的股权争夺，或者最近发生的国内某主播相关事件，社会上都会理解为宫廷政治，这不只是一种比拟，还是类似于把官僚制的概念泛化为社会学概念的一种理解。

“不研究宫廷政治，就读不懂宋史”，这里的重点词不是“宫廷政治”而是“研究”。“宫廷政治”对任何中国王朝及其官僚制组织都同样重要，但是对于宋朝来说，有个特殊问题就是必须要重新“研究”。《宋史》甚至把斧声烛影（太宗篡位）描述为太祖禅让，好像研究宋朝的历史只要关注士大夫们的政治理想就可以弄清楚了。所以这句话的关键，不是在说宫廷政治本身重要——这是常识，而是说研究有多重要，因为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也没有弄清楚。

关于北宋政治家寇准的种种历史记载都有不同的故事版本，吴铮强发现，寇准的真实形象和正史相差很大。（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你之前说写作宋代宫廷史是受到林鹄关于寇准的观点的启发，你现在认识到的寇准的形象和正史中的寇准有哪些不一样？

吴铮强：寇准后来谥“忠愍”，他与王钦若形象的忠奸对立后来成为叙述宋朝这段历史的主要脉络，但我现在认为，这种脉络完全是出于特定政治目标构建起来的，脱离了真实的历史情境。

我本来是想梳理一下如此荒唐的寇准形象是如何构建起来的，然后就掉下巨坑了，我原来以为对寇准的虚构就集中在澶渊之盟，哪里知道他一生所有的重要事件其实都存在问题。这些事情真的一言难尽，我这里讲另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乾祐天书。史书上讲这是真宗引诱寇准干的，寇准不管是否乐意，反正都是寇准被动上乾祐天书。我重新梳理后发现，上乾祐天书最初完全是寇准主动的，涉及宫廷重大的政治斗争，而且是在真宗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是真宗晚年寇准与刘皇后激烈政治斗争的序幕。

南方周末：如果寇准的真实形象和正史相差那么大，那为什么宋代官方要塑造这样的寇准形象，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掉真宗的形象？

吴铮强：笼统地讲，这是抽象的士大夫政治的问题，因为真宗不但崇道，而且临终前将权力交给了刘皇后而不是寇准为代表的士大夫，这是士大夫阶层完全不能接受的。后世士大夫试图构建士大夫主流的宋朝政治史，就必须塑造士大夫阶层抵制真宗澶渊之盟、崇道、刘太后专权的形象，真宗形象就必须牺牲掉了，否则体现不出士大夫的伟岸来。当然这种叙事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说直到明朝才定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厘清。

要讲中国的原始史料比西方少，这是偏见

南方周末：宋代士大夫热衷于掩盖宫廷政治，很大原因是你提到的儒家理想的驱使。但就像你在论文《寇准谋废东宫考》里的推测，宋太宗三子夺嫡与唐太宗择储的情节和权力结构有相似之处， 且宋太宗、刘娥问鼎权力时对唐太宗、武则天有意无意的模仿……是否这些特定的事件触发了宋代士大夫“超越汉唐”的心理，激发了他们掩盖历史的动机?

吴铮强：对的，我认为宋代士大夫超越汉唐的心理，首先是针对宋帝无限崇拜汉唐的心理。这在王安石与神宗的对话中非常明显，神宗抱着崇拜的心理问王安石，唐太宗如何，意思是自己能不能成为唐太宗这样的伟大君主，他没想到唐太宗直接被王安石鄙视了。至于掩盖历史，是帝王与士大夫双重作用的结果，帝王要掩盖具体的作为，士大夫要构建士大夫主导的历史叙事。

掩盖历史的另一个至今没有认识清楚的问题，就是把熙宁变法理解成王安石变法，好像是王安石指导神宗变法，我个人相信王安石没有这么厉害，是神宗选择王安石执行他的变法计划。这个掩盖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既要为神宗推卸责任，又要构建士大夫政治，还要重新肯定变法，这是三个不同时期对历史的构建。现在我们对熙宁变法的理解，其实是建立在这种层叠构建的基础上的，很多讨论还在构建中打转，还没有接触到历史实相的层面。

我很喜欢用“盗梦空间”的比喻：如果所谓的历史研究陷入了层层叠叠、无穷尽的反复构建之中，甚至无从判断自己身处盗梦空间的第几层次，那就必须随身配备一枚区分真幻的陀螺。然而这样的陀螺并不存在，从梦中醒来的机会已经永久丧失。理论上讲，还原到第一层梦境仍有可能，也是极限——这应该就是构建的边界。历史研究的第一层梦境，可能就是可以利用的原始史料。史料不再是醒梦的陀螺，或许甚至不是第一层梦境，而是尚未毁灭、最浅的第n层梦境。

南方周末：关于史料有一种说法，日本、欧洲的史料性质，如教堂档案、乡村档案、寺社文书，和我们的编撰过的史书完全不一样，于是很多人说中国的原始史料不够丰富，你怎么看？

吴铮强：传统所谓的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是指一种政治意识，即以治理国家为核心的历史编纂传统，这和现代历史研究根本是两个观点，这是事实。但要讲中国的原始史料比西方少、中国的史料不可靠，那我就完全不同意，这是偏见。金文、汉简、甲骨文、敦煌文书都是原始史料，明清就更不用说了，我自己就是专门研究龙泉司法档案的。宋代的原始史料也很丰富。

但我更想说的是，这都不是重点，关键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你说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是不是原始文献，跟原始档案有区别吗？问题是，这种材料很常见，学者也反复引用，但是好像没有研究出什么新的局面来，这才是大问题。宋朝不是没有原始文献，而是研究宋史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原始文献的意识，总是受制于后来构建的叙事框架，哪怕是原始文献，也只是从中摘寻几点材料去填补后来的叙事框架，没有利用原始文献整体上重建历史认识的意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缺陷，当然也是最大的机会。

为什么没有想过依据《宋大诏令集》本身构建一个历史叙事体系呢？要知道《宋大诏令集》完整呈现的宋代，和一般被接受的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可能根本不一样。《宋会要》、宋人别集也是同样的情况。用我前面盗梦空间的比方，现在对宋史的认识可能是在第五、六层梦境徘徊，有些人努力还原到第四层，有些人甚至还想再制造出第七、八层，但宋代的史料，至少有大量可以还原到第二层的，可以还原到第一层的原始史料绝对数量也不小。前面的工作是海量的、极具挑战性的。

影视剧《大宋宫词》的故事背景是真宗时期宋廷的皇权之争。（资料图）

我不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

南方周末：你把宋代宫廷政治分为皇帝时期、皇太后时期、太上皇时期和权相时期几个阶段，这是依据某种内在的演变逻辑，还是只是给政治形式的一种命名？

吴铮强：写作时这个分期主要是从形式上去讲的，但这种形式不是没有实质意义。如果对历史的理解总有一种线性发展的固定思维，就非常有局限性，这个思维在宋朝宫廷中未必成立。

形成宫廷政治四个阶段的整体脉络比较复杂。皇后、太后是皇权最核心而且合法的补充，贯穿于整个宋朝。皇太后从来没有缺席过宋朝的宫廷政治，宋朝垂帘听政的皇太后除了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与神宗向皇后，南宋时还有哲宗孟皇后与高宗吴皇后。北宋后期，太后垂帘听政现象并不是完全延续，但这阶段的皇后无论成败都有模仿真宗刘皇后的冲动。从这个角度讲，后妃参与政治可以说是宋朝始终存在的现象。

太上皇政治从徽宗开始，到宁宗朝结束，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和宋金战争相始终。宋金战争中，皇帝为推卸战争责任而退位为太上皇，这是太上皇政治形成的真正动力。徽宗退位后逃到南方，很明显是要推卸抗金的责任；高宗是在完颜亮侵宋失败后退位，很明显他也不想再承担抗金的责任。但两人退位后，并不是完全就不干预政治了。把这个时期称为太上皇政治没有问题，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

宁宗朝之后出现了权相政治。太上皇政治的长期延续势必导致皇权本身的衰落，所以宁宗继位本身是与后宫、权臣联合的结果。按照一般的理解，王安石、秦桧二位权相是屈于皇权之下的皇帝代理人，而南宋后期的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是皇权的实质操控者。但我有一些新的理解：这两者的区别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大，韩、史、贾也未必是皇权的操控者，或许他们也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而已。南宋后期权相政治的实质，是帝、后、相三者联合掌权的权力模式，皇帝未必大权旁落，皇后或太后仍深度参与，可能只是拿权相作为南宋屈辱政治的遮羞布。

南方周末：帝、后、相的联合专政模式，涉及皇帝的微妙心理，书名是“官家的心事”，其中是否涉及心理史、感觉史等新的史学研究方向？

吴铮强：心理史、感觉史，这个概念在写作时是不强烈的，书名是后来取的。坦率地讲，我尽量避免揣测帝后相的心理。但书名没有不合适，我不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不代表他们没有复杂的心理活动，事实上我相信只要把他们所处的复杂的宫斗局势描绘清楚，他们可能经历何等复杂的心理活动，其实都是可以想象的。

士大夫会骂皇帝，但也不能把皇帝怎么样

南方周末：无论是皇太后、太上皇或权相，其实都是对皇权的某种分享，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是不是可以说，只要保证士大夫所享有的那部分权力，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皇权的实施者并不是皇帝本人？

吴铮强：这个问题很有趣。具体来讲，宋朝士大夫政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抵制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时过度膨胀而形成的，并且通过依附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第一次实现了所谓的士大夫政治。然后，史弥远专权时，宋理宗将道学确立为正统思想，所以史弥远虽然受到道学的非议，但他的专权某种程度上就是士大夫政治本身。但外戚韩侂胄专权时有庆元党禁，韩侂胄与士大夫集团应该说是对立的。士大夫对太上皇也是如此吧，抵制徽宗、高宗，而将希望寄托于钦宗、孝宗，但过宫风波中士大夫似乎站到了太上皇那边。所以这么理解我觉得是有相当道理的。

南方周末：你提到，士大夫政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抵制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时过度膨胀而形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可以被巩固下来并形成传统？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在历代王朝中确实走得更远，很多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但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看，开启士大夫政治是否也是历史的偶然？

吴铮强：士大夫政治的概念是分好几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儒学成为选官固有的标准，这个传统东汉就确立了，事实上在政治层面，我认为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并没有超越东汉，甚至可能是倒退的。这就涉及士大夫政治的第二层，即士大夫掌握“道统”，指导皇帝统治天下，这是宋儒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构想，现在很多人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宋代士大夫。对此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一、这个构建确实存在，在朱熹那里，就是余英时说的朱熹的皇极观；二、这个构建从未成为现实，朱熹一提出这种观念就遭到朝廷的严厉打击，所以这样的士大夫政治只存在于构想中，不存在于政治现实中。

那程朱理学后来被扶植为正统思想，为什么不能说这种构想没有变成现实？非常简单，皇帝接受这套思想是有条件的，就是皇帝宣告自己掌握道统，在儒学的领域皇帝成为士大夫的领袖。我认为这个过程在南宋已经成型了，特别是宋理宗。宋理宗已经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以前我们认为宋理宗无能，这只是一种笼络、粉饰的手段，现在我觉得这么看太简单了。其实宋理宗已经明确宣称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了，我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因为宋画的研究成果，当时画了一套圣贤像，有几幅现在还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伏羲、尧、禹、汤、武的脸，其实画的是宋理宗本人的脸，而这个画像上有宋理宗的题赞，这个题赞又是宋理宗确立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核心举措。

宋明的士大夫政治与汉唐的士大夫政治，在君主专权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东晋南朝的门阀士大夫阶层的力量比明清士绅阶层大多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最终结果，其实是要求皇帝接受理学那套东西，这是新的现象，但权力结构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典型的宋明士大夫政治，就是儒臣动辄跟皇帝吵架，说皇帝的言行不符合理学的标准，但吵架不过是吵架而已，士大夫是会骂皇帝，但也不能把皇帝怎么样，而且皇帝当然还是要收拾你的。

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狸猫换太子”即取材自真宗时期后宫夺权的历史。据吴铮强观察，后妃参与政治是宋朝始终存在的现象。（视觉中国 图）

南方周末：宦官在历代宫斗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在书中也着重描述了王继恩在太宗继位时的行迹，但总体来说，宋代宦官似乎并没有像汉唐那样走到前台。宦官作为皇权的重要支撑，很难想象他们在宋代宫斗中的作用如现存史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小。宋代的宦官是否也是一个被史料严重遮蔽的群体？

吴铮强：那当然。但没有走到前台，并且被刻意遮蔽了。举个例子，仁宗大喊“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这个张茂则，后来神宗去世，高太后主持传位哲宗时有这样那样的小动作，在朝臣与高太后之间进行沟通的还是这位张茂则，你说有多重要？但是这位张茂则，在主流的庆历八年政变中是没有出现的，我都把这个给忽略了。事实上，张茂则当时就在现场，而且他是第一个冲进殿中的，说实话我读到这种材料都会觉得可怕，藏得太深了，阴谋太多了。

士大夫是遮蔽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会去宣扬他们吗？当然我们仍要承认，宋朝没有宦官之祸，也没有宦官掌握政权、扶立皇帝的现象，但宦官本身是皇权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皇权的直接延伸，他们参与宫廷内外政治是必然现象。皇权本身不需要隐蔽宦官，在宋朝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我相信宦官是一点都不隐蔽的，史书上才隐蔽了，书写与实际场景可能会产生极大的落差。

南方周末：宋代宫廷政治晦暗不明的原因，除了宋学的兴起影响到历史的价值观之外，是否也和宋代官修史书制度过于成熟有关？

吴铮强：这是一方面，但这是修史制度过于成熟还是不成熟就不太好描述。自从唐太宗破坏了皇帝不干预修史的传统，宋朝皇帝就完全肆无忌惮了。但麻烦的是有些问题不是官方史书造成的，官方写的还正常一些，有些谣是士大夫在笔记、小说里造的，再后来就用士大夫造的谣取代了官方史书的叙述。结果用一些更假的记载取代一些比较假的记载，反而还显得很真实了，因为名义上是在纠正错误嘛。

南方周末：宋代的宫斗虽然激烈，但也可以看到，宋代宫斗很少如前代那样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

吴铮强：激烈与残暴是两回事情，我呈现的是激烈。相比其他朝代，宋朝的宫斗文明得的确有点小清新。偷偷下毒、只做不说等等，比直接打内战文雅多了。

唐宋变革不是古代史上本质性的变革

南方周末：前些年流行的宫斗剧是否反映了宫斗的某种历史真实？你觉得一部能传达历史真实感的宫斗剧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吴铮强：因为皇权政治的重要侧面是宫廷斗争，所以人们热衷于通过宫斗剧理解王朝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是反映了某种历史真实，那还是要依据宫斗剧本身的内容。现在的宫斗剧基本上是虚构的，王朝历史往往只是随意按上去的一个外壳，当然不能反映历史真实，甚至是对真实历史的纯粹误导。

如果局限于纯粹的历史剧，我只能举出一部，就是阿城、孟宪实编剧的《贞观之治》。如果再举一部未必是纯粹历史剧但引人入胜、传达历史真实感的剧集，那就是凌力原著、刘恒总导演的《少年天子》。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宫斗剧，但宫廷政治是其中非常核心的内容。这些剧集都是由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参与制作的，这是成为优秀的宫斗题材历史剧的根本条件，相比之下后来那些纯粹的宫斗剧，如果把它们完全作为另一种剧集类型我并没有意见要发表，我没有认真看过《甄嬛传》，但休闲时饶有兴趣地看过《延禧攻略》，那个剧挺吸引我的，但我绝不将其与历史真实做任何联系。

最近有一部被捧成神剧的作品《大明王朝1566》也涉及宫斗部分，这部剧我也非常喜欢。我个人判断，这部不算是历史剧，应该归类为古装故事剧，虽然朝廷部分全部采用了历史人物，但具体故事还是虚构的。

如果范围不限于中国古代王朝，美剧《纸牌屋》是我比较重视的一部宫斗剧，对于认识当今美国政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相比之下《权力的游戏》反而要逊色。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影片虽然有非常明显的缺陷，我根本不认为是优秀的电影作品，但导演尝试对宫廷政治相关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还是挺有趣的。我想举的例子是陈凯歌的《刺秦》与陆川《王的盛宴》。还有一部历史剧集我小时候看过的，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但后来再也没有片源可以看到的，就是郭宝昌导演、张丰毅主演的《淮阴侯韩信》。

南方周末：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唐宋变革”的讨论是学术论争的焦点之一，很多学者都有精彩的梳理。“唐宋变革”这个议题如今是否还有讨论的余地？比如从宫斗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间会有怎样的演变？

吴铮强：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很大局限的。首先，唐宋之际当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没问题，但这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本质性的一次变革，我个人看来，唐宋变革远比不上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宋元之变，大概与汉魏（南北朝）之变可以相提并论吧。其次，现在好像把唐宋变革理解成老外夸奖我们的一个话，这个有极大的误会，李约瑟夸宋朝科技多发达，是要说宋朝后科技就没有希望了，日本人讲宋朝近世说也是同一个意思，他们夸宋朝是为了贬低明清，从而贬低中国历史。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重，但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唐宋变革说”。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