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努尔哈赤龙虎将军剑

《满文老档》是满文创制后由满人编写的编年体档册, 是记录清入关前满族在东北地区诸多活动的重要文献, 也被称为满族人的“史记”。它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明万历三十五年 (天命前九年·公元1607年) 至明崇祯九年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 间重要的历史事件, 包括满族的政权建立、社会组织、八旗制度、官员任命、奖惩罚没, 乃至宫廷生活、民俗民情、地理气象等情况, 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体育内容。本文参考的主要历史文献是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满文老档》,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译注。同时结合其他史料, 力求从其原始、翔实的卷帙中, 将散佚的体育史料加以整理, 再现清入关前满族宫廷体育活动的原貌, 进而对清太祖、太宗年间满族体育文化的源流、传承和特征作以初步探讨。

01

清入关前满族的宫廷体育活动

1.1 骑射

大清王室是女真族后裔, 女真族历来过着游牧生活, 视己为“马背上的民族”, 信奉“弓马之利, 以定天下”。骑射不仅是满族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手段和内容, 也是清初体现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军事技能。清代早期的帝王, 几乎都是技术精湛的骑射高手, 无论是努尔哈赤、皇太极, 还是顺治、康熙、乾隆, 都十分重视骑射, 顺治帝的“南苑行围”和康熙帝所创立的“木兰秋狝”等活动都是为弘扬祖制、练习骑射技能, 以达到“习熟弓马, 谙练队伍”之目的。

努尔哈赤本人就具有精湛的骑射技术, 据《满洲实录》记载, 戊子年 (1588年) 四月, 努尔哈赤在迎娶哈达国万汗的孙女阿敏哲哲为妃时, 曾和栋鄂部最著名的射手钮翁锦进行过射箭比赛, 结果这位栋鄂部的第一高手只取得了五矢中三的成绩, 而努尔哈赤连发五矢, 不但每矢皆中且力道之深, 需“凿落块木, 而五矢始出”。努尔哈赤在武力征服女真各部时, 更深知骑射的重要, 骑射也因此成为八旗军的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据《旗军志》记载, 八旗军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角射活动, 角射时有十分具体的规则和详尽的赏罚制度, 也正是这种赏罚分明、纪律严明的举措, 使得旗军训练刻苦, 作风强悍, 技艺高超, 战力超群。

清太宗皇太极画像

太宗年间, 八旗子弟骄奢之风日甚, 为整肃军纪, 皇太极较努尔哈赤更为强调骑射的重要。皇太极曾深有感慨:“我国士卒初有几何, 因娴于骑射, 以野战则克, 攻城则取, 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 进则不回顾, 威名震摄, 莫与争锋。”[1]。在《满文老档》的记载中, 皇太极本人多次亲率皇室贵族子弟演练骑射。天聪六年 (1632年) 十月二十一日, 在一次众额附参加的皇族围猎活动中, 皇太极要求:“此次行猎, 命诸贝勒、大臣之子及牛录额真之子一同出猎, 以习骑射。”[2]又崇德元年(1636年) 六月十六日, “圣汗至马馆, 观诸王、贝勒赛马, 赛程二十里外。分为十等, 一等马赏烟十斤。”[3]而据《满文老档》记载, 崇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圣汗再次至村外观赛马。崇德元年时, 皇太极已成满、蒙、汉三族“共主”, 而七日内, 他两次亲临马馆, 观看诸王、贝勒赛马,并亲自恩赏, 足见皇太极对骑射的重视程度。

清代帝王对骑射活动的重视与自上而下的推广, 保证了骑射作为一种传统而实用的军事、体育活动, 在清王朝统治期间广泛的流行开来。

马作为骑射不可工具历来受到大清皇室的喜爱

马匹和弓箭作为骑射不可或缺的工具历来受到大清皇室的热衷和喜爱, 也是许多部族首领向皇族纳贡的首选, 《满文老档》中多次记述了诸王、贝勒之间以良马为礼物互相馈赠的情况。例如:天命六年 (1621年) 六月初二日, 太祖皇帝“赐黄泥窪主将巴游击备鞍良马一匹, 自此于巳刻入城。”[4]天命七年 (1622年) 正月初七日, “吉木布台吉献良马一匹, 遂赐以重五十两之酒海、孔雀翎……又献骟马一匹、骒马九匹, 遂赐甲六副……”[5]等等, 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关于弓箭方面的记载亦不少见, 如天命八年 (1623年) 七月二十五日, 努尔哈赤曾亲自授诸贝勒以良弓之法。“尔等之弓摺身立之不好, 弓稍长且硬, 差矣。弓软而长射之, 则身不劳也。人之体, 皆相同疲惫之时不可以此弓射之。”[6]天聪六年 (1632年) 四月十四日, 皇太极“赐乌克善舅舅御用紫缎袍一、弓一张。”[7]以上这些, 一方面说明大清王室贵族及部落首领都视良马、良弓为珍物, 并身先士卒, 谙习骑射;一方面也体现良马、良弓在战争中有着重要作用和价值, 所以皇族间才会将弓、马互相馈赠并作为觐献或恩赏之物。但这些无疑从侧面反映了满族是一个善于御马、精于角射的民族, 正因骑射在宫廷中的广泛开展, 所以才会对良弓和良马情有独钟, 甚至成为贵族阶层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清世祖福临牛角花桦皮小弓

1.2 围猎

围猎是一种集体的、组织严密的狩猎活动, 又是一种意义巨大的军事体育训练和娱乐活动。清前期的狩猎活动有着多重意义:

首先, 猎获的野物可以解决军中粮食短缺的问题, 按《满文老档》记载, 天聪三年(1629年) 十月十九日, “汗曰:‘军中粮尽, 可以打猎。’遂令行围, 杀黄羊万余, 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 汗射两次, 一矢贯二黄羊。”[8]天聪六年(1632年) 七月十四日, 仍然是因军中粮食殆尽, 皇太极遂率士兵行猎打围, 并说明:“今并非好行猎也, 乃因军中无粮, 欲得行粮也。”[9]这些记载都说明围猎在大清前期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获取食物的途径。

其次, 围猎活动要求参与者高度的配合性与服从性, 因此, 大清统治者常常借围猎锻炼军队、严明军纪。在《满文老档》的记载中,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曾对皇族及部下约法三章, 严禁偷窃行盗、禁止袭扰百姓、遵从行围法令, 并对触犯法规者予以重罚, 将围猎视如行军打仗, 严肃对待, 以此达到从严治军的目的。“行军喧哗出声, 敌必知觉;出猎喧哗出声, 山谷应, 兽必逸。’每赴各地, 皆先谕令众兵记之。”[10]皇太极天聪六年 (1632年)十二月初十日, 皇太极率诸贝勒出猎, 打猎的士兵因强行占用老百姓的榛子柯, 而受到鞭刑, 为此事皇太极特地召集八大臣面谕:“自今之后, 不许私入庄屯, 擅取民间堆积柴草。不许往尚未狩猎之山上伐木。乱行者执究。”[11]在这种严厉的要求之下, 大清前期的围猎活动, 即使是行猎露营, 也按行军宿营一样进行要求, “冬则立栅, 夏则掘壕。”[12]这些记载都充分表现了大清前期行猎如行军的围猎特征。

再次, 借围猎活动教导子孙, 因循祖训。满人善骑射, 从其先世肃慎到金朝女真, 历代如此,也因此铸就了前清 (后金) 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进入辽沈后, 八旗子弟居功自傲, 贪图享乐, 骄奢淫逸之风日甚, 变得“骄逸自安, 不习弓马”。[13]皇太极遂多次借行猎之机, 训导子孙, 教育皇室子弟因循祖制, 居安思危, 并对一些好逸恶劳之徒予以惩戒。据《满文老档》记载, 崇德元年 (1636年) 七月二十五日, “圣汗谕诸固山贝子曰:‘尔等敬听。昔太祖时, 我等闻明日出猎,即于今日调鹰蹴球, 若不令往, 泣请随行。观今之子弟, 唯知游逛市井, 耽于戏乐。在昔时, 无论长幼、贫困之际, 每闻出兵行猎, 兴致盎然。彼时随从甚少, 人各牧马披鞍, 析薪自缚。虽如此艰辛,犹各为主效力不绝。国势之隆, 非由此努力而致乎?”[14]充分体现出大清入关前统治者进行围猎活动的良苦用心。

满族皇室的围猎活动经过长期的历练, 不仅场面宏大, 而且分工细致, 参与者更要作好身体、器具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这其中自然也衍生了许多其它体育活动, 如前文所提“蹴球”[15]和“调鹰”, 都是围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崇德元年 (1636年) 十月十六日, 皇太极曾亲率众亲王、贝子往萨尔浒放鹰, “辰刻出内治门, 驻跸放鹰凡六日。二十三日未刻进福胜门。”[16]

渔猎活动在清入关前的满族皇室中也很常见,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多次亲率众福晋、贝勒前往捕鱼。捕鱼的方法多样, 叉、网、弓、弩一应俱全。老档中关于渔猎活动的记述有多次, 如天命八年 (1623年) 四月十六日, 圣汗在辽河张网捕鱼, “汗亲乘舟行, 以钢叉得鱼十尾, 夜宿辽河渡口。”[17]天命八年 (1623年) 七月初四日, “汗率诸贝勒大臣等出城捕鱼, 筵宴毕,遂还。”[18]天命九年 (1624年) 正月十三日, 努尔哈赤召集众捕鱼人在正月十五于都尔鼻集中, “以待捕鱼。汗将携众福晋前往。”[19]崇德元年 (1636年) 五月二十日, 皇太极“偕二亲王往浑河捕鱼”[20]等等, 都充分说明渔猎活动在大清前期的宫廷生活中开展的十分普遍。

清 太宗皇太极御用腰刀

1.3 冰嬉

冰嬉同样是大清前期宫廷的一项重要体育活动。关于冰嬉的起源, 目前许多学者持不同的观点, 一说宋代宫廷即有此项活动, 因《宋史·礼志》中有“幸后苑观花, 作冰嬉”的记载;一说冰嬉源于明代, 因刘若愚《明宫史》中有“至冬冰冻时, 可拉冰床……行冰上如飞”的记载;还有说冰嬉考定出于清代。冰嬉的起源, 笔者在此不作探讨, 但根据各家论述,冰嬉有几个主要的特征值得引起关注。其一, 冰嬉因其对自然条件的要求, 它应是我国北方地区特有的体育活动。其二, 满族作为女真的后裔, 长期居住在今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 那里气候寒冷, 冰雪覆地, 这就为冰嬉运动成为大清前期社会中重要的生产生活及军事作战技能提供了自然基础。其三, 满族的主体是建州女真, 但其发展过程中, 融合了其他民族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21], 这其中必然包括北方一些善于冰雪滑行的民族, 并因此将这些民族的冰嬉运动吸收到大清社会生活中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清 冰嬉图

大清入关前冰嬉活动的具体形式, 在《满文老档》中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天命十年 (1625年) 正月初二日的宫廷冰上活动, “汗率众福晋, 八旗诸贝勒、福晋, 蒙古诸贝勒、福晋, 众汉官及官员之妻, 至太子河冰上, 玩赏踢球之戏。诸贝勒率随侍人等观球二次之后, 汗与众福晋坐于冰之中间, 命于二边等距离跑之, 先至者赏以金银, 头等各二十两, 二等各十两。”[22]这段史料较为详尽的记载了大清前期冰嬉活动的具体内容, 综合其它史料分析如下:

第一, 文中所谓的“玩赏踢球之戏”, 即冰球, 应是冰上蹴鞠。据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 冰上蹴鞠“每队数十人, 各有统领, 分为而立, 以革为球, 掷于空中, 俟其将坠, 群起而争之, 以得者为胜。”[23]从其中内容可以看出, 大清前期冰上蹴鞠基本上与盛行于唐宋时期的蹴鞠运动没有很大的分别, 只不过活动场所由一般的陆地转而为冰面之上。又据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 大清后期冰上蹴鞠活动已名为“抢毬”, 同样十分流行。“‘抢毬’, 兵分左右队, 左衣红, 右即衣黄。既成列, 御前侍卫以一皮毬猛踢之至中队, 众兵争抢, 得毬者复掷, 则复抢焉。”[24]从这些记录我们可以得知, 大清后期的冰上蹴鞠运动, 在具体制度、组织上比前期更加详细而周密。

第二, 文中“等距离跑”, 实为冰上赛跑的一种形式, 与大清后期冰嬉活动鼎盛时的项目“抢等”有所类似。据《养吉斋丛录》记载:“冰嬉之制, 所以习武行赏, 俗谓跑冰鞋……冰鞋以一铁直条嵌鞋底中, 作势一奔, 疾如飞羽。始曰:‘抢等’。”[25]这里的“抢等”, 实际上与今日流行的速滑运动已经十分相似了。

从《满文老档》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 冰球与冰上赛跑这两种运动与大清后期的类似运动相比, 其形式、内容与规模尚处于雏形阶段。此外, 大清前期的冰嬉运动, 多与军事活动相关。按《帝京岁时纪胜》:“蹙鞠……将士用以习武。昔黄帝作蹙鞠之戏以练武, 盖取遗意焉。”[26]又前引《养吉斋丛录》:“冰嬉之制, 所以习武行赏……旧制, 八旗兵皆演冰鞋, 分日阅看, 按等行赏。”这些记载都说明, 冰嬉运动是大清社会一种重要的练兵手段, 是提高其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此外, 在《满文老档》的记载中, 还多次出现努尔哈赤使用冰床作为交通工具进行征战的记载, 如天命六年 (1621年) 十二月, “迁移之户口, 一半步行, 一半备有冰床, 妇孺皆乘冰床”[27]等等, 可见冰上活动在大清入关前的军事生活中开展已十分广泛。

1.4 百戏及乐舞

《满文老档》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宫廷体育活动, 是百戏和乐舞, 多为筵宴群臣、宫中畅饮之时, 借百戏和乐舞以助酒兴。如:天命七年 (1622年) 正月初一, 努尔哈赤率领八旗的贝勒、大臣们, 出城叩谒堂庙后, “召集诸贝勒大臣, 汉、朝鲜官员及蒙古诸贝勒, 备陈各种汉人乐舞, 具盛筵。”[28]又天命年间, 二十八日 (原档残缺) , “科尔沁桑噶尔赛贝勒之女嫁多尔衰阿哥, 杀九畜, 置四桌, 汗与诸贝勒、大臣等出坐八角殿, 演百戏而宴之。”[29]天聪元年(1627年) 五月初三, 皇太极和三大贝勒为朝鲜国王之弟饯行, “备陈汉人百戏, 大宴之”[30]等等。类似的记载在清代其它史料文献中也多有出现, 充分说明这些在各种宫廷宴会中演出的“百戏”或“乐舞”, 已成为清入关前满族宫廷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而满洲、蒙古、汉人乃至朝鲜等国的乐舞在满族的宫廷活动中都有所出现。《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曾记载了一则针对宫廷舞戏者的赏赐清单, 清单中也对出演百戏、乐舞者的身份作了介绍。努尔哈赤已卯年 (1615) 元月初四, 于崇政殿演戏, 赏“于木头上打斤头之高丽人三名……于地上打斤斗之高丽人四名, 漪木马者八人, 歌唱者六人, 作瓦尔喀舞者四人……踢耘汉乍归女一人、踏独绳汉人妇女一人、含刀者一人、跳高汉人四名……”[31]可见, 清入关前的宫廷百戏乐舞活动中, 高丽人 (朝鲜) 、汉人、瓦尔喀人 (东海女真的一部) 等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均有参与。究其原因, 是在大清 (后金) 的发展过程中, 随着其本身实力的逐渐强大, 很多被征服民族也开始在大清社会中生活, 并将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带入到了满清社会之中, 从而构成了多元性的大清共同体文化。

清 宽温仁圣皇帝信牌

02

清入关前满族宫廷体育活动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满文老档》和其他史料的分析和研究, 在清晰地梳理了清入关前满族宫廷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基础上, 不难发现其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一, 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作为一个北方民族, 冰嬉运动在满族社会中的广泛开展, 是满族发源地东北地区寒冷自然气候的直接产物, 这是其地域性特征的表现。同时, 满族也是一个特征鲜明的北方民族, 其前身女真作为游牧民族的代表主要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 骑射是其非常重要的生存与军事技能, 因此以骑射、围猎为代表的体育活动在女真的继承者满族社会中就十分流行。这些与女真文化一脉相承的体育活动, 较为鲜明的体现出满族民众粗犷、豪迈、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情, 乃至成为其民族精神的象征, 从而得到了大清统治者有意识的推广。直到乾嘉时期, 这些宫廷体育活动都没有衰落, 承担起对本民族体育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的重任, 进而作为“大清国俗”在民间保持着长久的生命。

第二, 带有比较明显的军事化色彩。如前文所论, 类似于冰嬉、骑射、围猎这种体育活动, 其在大清社会前期开展往往有着特定的军事训练的目的。骑射是满族立军之本自不必待言, 围猎是主要为了训练军队的配合与纪律, 而冰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训练军队在冰雪气候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在《满文老档》的记载中, 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大清前期统治者, 都不止一次的强调过这些活动对军事的重要性, 并且这些活动经常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满族的军事行动之中。因此, 体育与军事相结合, 追求体育活动的实用性, 是清入关前满族体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清 高宗弘历大阅用金索子锦面棉甲

第三, 显示出满族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文化的文化包容性与多元性。满族的文化自始就是一种共同体文化, 它并不是一种单一文化发展的产物, 其前身女真民族是一个融合了汉、蒙古、高丽等民族并以其前身靺鞨为主体所构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是肃慎系民族发展变迁的阶段性产物, 因此其民族文化必然要带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到了大清时期, 这种融合就越来越明显。清入关前, 努尔哈赤即开始主张满汉共处, 迁徙大量的女真人进入辽东地区, 学习汉族等先进民族的文化, 从而加强了满汉融合的进程。同时, 满族还征服了很多北方弱小民族, 并将这些民族的文化也融入到了满族社会之中, 从而使满族的社会文化更加的丰富多彩。因此, 宫廷中备陈汉人百戏、高丽乐舞等活动无论从族源角度还是从政策角度分析都不足为奇, 这种文化发展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也正是清入关前满族宫廷体育活动的一大特点。

当然, 在清入关前, 满族的社会文化并没有像后来一样与汉文化水乳交融, 不分彼此, 这一时期满族社会文化的发展特点是满文化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汉文化融于满族社会之中, 其民族特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鲜明[32]。包括力主学习汉文化的努尔哈赤, 其政策的根本目的亦为改革本民族的陈规陋习, 对于汉文化的很多内容, 重在吸收与引进, 而并非全盘接受。因此, 清入关前的满族宫廷体育活动, 从内容上来看, 尽管其他民族的体育活动已经在满族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 但以骑射、围猎、冰嬉等为代表的民族体育, 仍然是其体育文化的主流。而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 只能以百戏、乐舞的形式, 出现在宫廷享乐之中, 仅供贵族赏乐之用, 在社会地位上与其民族体育相比是远远不如的。而满族入关前宫廷体育文化所表现出的种种特征, 也正是大清社会文化在入关前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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