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的记录，我国古代历来都很重视。所以设有专门记录历史的史官。对于历史，我们尽可能的追求真实，古代的史官也是如此，有许多史官甚至因为“秉笔直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见秉笔直书是史官记录历史的重要行为准则。

但是当我们剥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却会发现很多史官记录的历史，并没有将秉笔直书作为第一行为准则。比如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他在记录“赵盾弑其君”这件事情上，与当时的史实就有很大的偏差。但是后人却将他当作秉笔直书的典范，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还大为歌颂他，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董狐为何扭曲史实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一段真实的历史。董狐是当时晋国的史官，是周太史辛有的后代，可见董狐祖上也是史官，和后来写《史记》的司马迁一样。

而赵盾呢，是晋国的宰相，辅佐过晋国三代国君，被孔老夫子称为“良大夫”，然而良臣最怕的就是遇到昏君，赵盾很不幸的就碰到了昏庸无道的晋灵公。尽管赵盾尽心尽力的辅佐他，但他就是看不惯赵盾，于是趁着一次宴会，埋伏刀斧手准备杀赵盾，省的以后再在自己面前干扰自己办事。

然而赵盾也不是那么好杀的，经过提尔弥相救，赵盾逃出生天，此后他也不敢在晋国逗留，于是准备逃到国外寻求政治避难。不过晋灵公实在太坏了，他的暴行被人深恶痛绝，所以在一个叫赵穿的人谋划之下，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而这个时候赵盾还没有逃出晋国，刚好到了边境上面，听说出了这样的大事，赵盾就没有继续逃，而是又回去了，并且继续担任宰相。

于是，董狐就在史书上记录，说是赵盾杀了晋灵公。

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晋灵公压根就不是赵盾杀的，但是董狐却这样记载，不得不说很有勇气。因为当时的赵盾，势力非常大，他操控着整个晋国的政务，权利至高无上。而弑君这个罪名，在古代都是非常不道德的，被人们所不耻的。董狐说他弑君，而且在史书上记录下来，这等同于将赵盾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此看看，董狐的做法无异于摸老虎屁股，顶着丢失生命的危险。

如此一来，后人称他为秉笔直书第一人，可见是对他勇气的一种赞叹。但是仅此而已吗？显然也不是，董狐这么记录，其实另有一套标准，而且是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所以在当时看来，董狐的记录并没有脱离“史实”。

那么为什么董狐要说晋灵公是赵盾杀的呢？第一，晋灵公被杀时，赵盾虽然出逃了，但他并没有完全逃出晋国，更重要的是，他连职务都没有解除，他自然是晋国的宰相。国君身死，宰相当然要负责任。第二，晋灵公虽然不是赵盾杀的，可是赵穿是赵盾的族人，谁能保证他们之间没有互通消息？第三，赵盾身为宰相，事后竟然没有惩治杀人凶手，这不符合规定。

所以董狐将晋灵公被杀的责任放到赵盾身上，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不记录无名小卒，赵盾作为宰相，在处理晋灵公这件事上没有到位，那就该承担责任，这也是史官记录的又一准则：“惩恶扬善”。

事实上，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字里行间中褒义贬义都非常明显，对好人赞扬与歌颂，对坏人批评，都写的很清楚，可见孔子也遵守惩恶扬善这一准则。

新旧《唐书》典型的区别

这一行为准则不仅单纯体现在这一件事情上。比如后来的新旧《唐书》，很明显的证明了这一观点，因为《新唐书》就是由于《旧唐书》没有鲜明的惩恶扬善的观点，所以在进行重新编著的。

在我国古代，后朝都会对前朝的历史进行编修，特别是官方认定的二十四史，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修订的，这已经成为了惯例。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放到唐史上时，不由得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出现新旧两部《唐书》呢？而且他们里面记载的内容还大概相同，连起止时间都一样。

《旧唐书》是五代时期刘昫，张昭远等人编写的，当时名字就叫《唐书》。一般来说，后朝对前朝进行史书的编写，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便是宣告前朝灭亡，自己建立新朝代的正统性。由于五代属于乱世，受各方面的环境影响，史书在有些方面编写的不尽人意。

后来到了宋朝，文坛宗师欧阳修对《唐书》的内容看不下去了，他觉得此书内容混乱，没有观点，没有态度，需要修改，于是就上书朝廷，在朝廷的支持下，新《唐书》编写完成，历史上为了区分，才把他们分了新旧。

和《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且将其中的人物进行了分类，好人坏人都有评价，一目了然。另外，对于事情的态度，《新唐书》中也明确，这是两本书中最大的区别。

所以从这两本《唐书》的编修，我们也能够看出史官们并不是把历史事实放在第一位，道义才是。一件事情，一个人物的行为举止，德行操守是不是符合道义，他们都有严格的区别，而不是单纯的记录。

史官并非简单的记录

有人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说胜利者能够决定历史的书写，毕竟史官也是有原则的，其中“道义”就是很重要的原则。比如孔子编写《春秋》，对于事物和人物的褒贬就有很鲜明的态度，而且他还提倡“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原则。

如此看来，即便是胜利者，也不是能够随意来更改历史的。不过胜利者可以根据“道义”来因势利导，比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残害自己的亲兄弟，夺了自己父亲的皇位，这种做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违反道义的，但是历史对他却没有过多的批评。

这是为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史官们被他骗了。李世民很聪明，很会做一些表面文章，所以他经常制造一些假象来抹黑自己的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将自己塑造成弱势一方。像玄武门之变，在李世民的运作下，也变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另外皇位的继承上，李世民也夸大自己的功劳，并且隐射李渊有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意思。

如此一来，史官们就陷入了一个误区，在他们眼中，李世民是不得已为之，这样很多对他的批判就没有了，加上李世民做皇帝确实有能耐，将唐朝治理的不错，所以名声反而很好。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明白，中国的史官并非是简单的记录实事。他们还有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那便是将当时的思想传承下去，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写作带有很强的目的性。

结语

从上述事件来看，中国的史官向来都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事实，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和使命，目的性特别强，所以他们记录的文章中，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有自己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放到整个历史当中，就不太妥当了。

当然，这样其实也有好处。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是历史最有魅力的地方，当我们阅读历史，从迷雾中找到历史实事的同时，还能够看到当时人们对这事的态度，再结合现代人对此事的看法和评价，对我们研究历史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