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以下省称《世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之一。这是一部真正的奇书，全幅记录了汉末至晋宋之交士族名士的言行与精神风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加上“记言则玄远冷峻，记事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备受历代读者的喜爱。有些书可以陪伴一时，有些书则能陪伴一生。《世说》就是一部能陪伴你一生的书。

《世说》初看有趣好读，多数故事也不难懂，其实，要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风度韵致的审美意义，并不很容易。更有一些只言片语，不成故事，不知背景，十分难解。可以肯定，《世说》简略语言的背后，还有不少未发之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世说》的字词训诂、职官、天文、术数、名物方面的知识，可以借助目前流行的《世说》通俗读物就可解决，不必过多注意。但《世说》的主要内容，它的经典意义何在，是必须要理解的。古今《世说》研究者一般认为，《世说》之名源于汉代刘向的《世说》。刘义庆《世说》既然很早就称为“新语”或“新说”，那么，它与旧《世说》相比，必定是一部新经典，有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显而易见，理解《世说》之“新”在何处，是读懂《世说》的关键。

约略言之，《世说》之“新”，首先是记录、刻画了一群新人物。记录汉末之后的名士言行，刻画并赞赏他们的风韵神貌，是这部新经典的核心内容。《世说》全书三十六门，其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夙惠》《豪爽》《容止》《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重要篇目，都与人物品题及鉴赏有关。追溯人物品题的风气，古已有之，至汉末大为流行。两汉儒学占统治地位，选拔人才采用察举和征辟，道德操守和学问高明，是评价人物的全部标准。在《后汉书》中，道德高尚或经学高明的人物为乡论赞许，并获得仕进之途，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世说》也记录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例如《德行篇》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李元礼的志节风度，显然属于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的儒家理想人格。《世说》所记的汉末人物大致有二类，一类如陈寔、荀淑、陈蕃、李膺、范滂、郑玄，都属于道德人格的范型。一类如徐孺子（稚）、黄叔度（宪）郭林宗（泰），识鉴清明，远离政治，超世绝俗，堪称魏晋人物的先驱，标志着新士风的萌芽。刘义庆编《世说》，往往始于汉末人物，这有深刻用意，意在揭示魏晋新风多源于汉末，体现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观念。所以读《世说》，不能忽略汉末大名士的人格范型。所谓魏晋风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由汉末的人文精神变化而来。

由两汉道德范型的人物品题，转变为个性至上的人格鉴赏，是魏晋人文精神发生的最大契机。前者注重人物的道德、节操、学问，后者赞赏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神韵。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汉魏之际的社会巨变，儒家思想失去统治地位，道家、刑名家思想中兴，以及随之而来的玄学兴起。由此思想解放，个性得到尊重，士风发生极大的变化，人文精神焕然一新。《世说》中的《雅量》《识鉴》《品藻》《栖逸》《任诞》诸篇，集中反映了魏晋人物鉴赏的风气之盛，以及所谓“魏晋风流”的内涵。胸襟洒落，神韵悠然，性无喜怒，宠辱皆忘，高情远致，识量清远，处变不惊，举止闲雅，栖迟衡门、放浪形骸……皆是魏晋风流名士的特征。人称《世说》是名士的教科书，此书最有趣味，最令人遐想的地方，就在于记录并刻画了众多的风流名士，这些新时代的新人物表现出来的奇情异彩，令后人惊叹不已。

《世说》之“新”，其次是记录的学术之新，思想意识之新。两汉经学鼎盛，至汉末社会大动乱，经学自身也走到小言破道，繁琐僵化的地步。社会坍塌，礼教松弛，经学无用，思想解放，士风通脱，这一系列的变化，促使学风从质直趋于抽象，从繁琐趋于简约。魏末思想家何晏、王弼、钟会、裴徽、荀粲等，或会通儒道，或校练名理，魏晋玄学兴起了，学术新思潮汹涌澎湃。《世说》中的《文学篇》，详细描述了魏晋思想界的崭新局面，尤其是两晋清谈，最具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性质，有着无上价值。读《文学篇》，可以具体了解中古学术史上不少重要的论题以及理论分歧。比如钟会撰《四本论》毕，可知才性四本指才性同、异、合、离；何晏与王弼清谈，可考见清谈的基本形式；王弼诣裴徽，可知他如何会通儒道；殷浩见佛经说：“理亦应在阿堵上。”证明东晋名士已为佛教哲学征服；殷浩、孙盛、刘惔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可知东晋《易》学不同派别的争论……至于魏晋名士殚精竭虑、互争胜负的理论较量，以及评说优劣长短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魏晋人喜好哲思和辩论的风气，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见。然而，如何评价魏晋清谈，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后世都有严重的分歧。批评者以为清谈祖尚浮虚，导致西晋灭亡，称王弼、何晏之罪深于夏桀商纣。赞美者以为西晋乱亡，非庄老之罪。平心而论，西晋灭亡的主因是王室内部的争斗，与清谈无关。亡国的责任，也不能让哲学家来承担。清谈对哲学、艺术、文学的贡献巨大，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美学风格，不能以儒者之见一笔抹杀魏晋清谈。如果能结合中国经学史、玄学史读《世说》，就会对魏晋清谈的理论贡献有更清晰的认识。

《世说》之“新”，再次是审美观念之新。在儒家礼仪和两汉经学的束缚下，汉代整体的美学风貌是朴拙、饱满、温润敦厚，汉赋和古诗十九首是杰出的代表。魏晋时期思想解放，个性高扬，人的生命与情感得到肯定与赞美，美学观念遂发生重大变化。从两汉质直、古朴、庄重、繁缛之美，转变为魏晋的玄远、空灵、简淡、清朗之美。宗白华曾说：“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又说：“‘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详见宗白华《论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确实，人格美和自然美是《世说》最重要的两个美学概念。上文言及的魏晋风流，本质是新型的人格美感。《世说》品藻人物用语繁多，常见清、简、远、真、神、朗、通、雅等字，与这些字搭配，又形成清通、清真、远志、远意之类的词，这些品藻用语实质上是不同的人格审美范畴，所指意义很抽象，可见魏晋人物审美已臻精细的程度。对于这些品藻用语，须要细细辨析和体会，方能理解不同人物的美感差异。

《世说》描述的自然美，则表现魏晋人发现并欣赏山水美的愉悦。山水美发生于汉末，至魏晋由于隐逸风气的盛行，道家自然哲学的影响，以及江南明媚多姿的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枕石漱流，游目骋怀，遂成为名士的生活方式之一种。新亭风景、曲阿后湖、吴兴印渚、山阴道上、天台瀑布……，“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由眼前的山水实景，体会玄虚之道的生动和无处不在。尤其是王子敬的赞美：“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于山水一往情深，千年之下犹令人感动不已。魏晋山水美的发现并形之于吟咏，孕育了中国文学的奇葩——山水诗和山水散文。

《世说》之“新”不能尽言，以上所谈，应当是最重要、最值得细读的地方。此外，读《世说》，还须重视文本的选择与追寻文本原意的正解。

宋刘义庆《世说》问世后不到百年，梁刘孝标作注，引书多达四百余种，补充资料，辩证是非，学术价值极高，后人无不推崇备至。故刘孝标注和《世说》原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现今翻译、解释《世说》的有些通俗读物，舍去刘孝标注，只解释《世说》原文，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离开了刘孝标注，《世说》的不少故事都不甚了了，难以解读。

读者应该选择严肃的、有专业水准的《世说》注释本。目前流行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龚斌《世说新语校释》，各有特色，可以采用。

《世说》既好读，又难读。好读指多数故事生动有趣，难读是有的故事叙述简略，不知事件的背景，对于其背后的意义更觉茫然。即使是《世说》的研究者，不解或曲解也是常见的。读《世说》浅尝辄止，满足于故事的趣味性，也未尝不可。不过，一个有品位的读者，应该了解故事的真相，追寻故事背后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积累中古时期的各种人文知识是必须的。自然，这对读者的要求比较高了。但是，难道我们不该期待有追求、善思考的读者吗？《世说》有一则故事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当我们翻开《世说》，岂不是就像简文入华林园吗？会心处不必在远，纸上的魏晋名士，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便有洛下、江左想也，觉魏晋风流，自来亲人。读《世说》，就是要有“会心处”——了悟、会意《世说》的精妙处。有没有“会心处”，同是否细读文本有关，也同读者的悟性有关。而悟性源于知识结构的相对完备，源于通识古今的能力，也与思想是否自由，情性是否真率有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