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岂有此理》的“古文精译”的书，封面上就醒目地印着“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经典”，连书脊上也印上“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经典”。封面上还印着：“作者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视为眼中钉/被迫逃亡数十载/真所谓/忠臣贤将不入眼/贪官酷吏任横行/一部/被前清多次查禁的奇书”，“（清）空空主人撰，王建忠译注，冯迪评点”。在王建忠写的《前言》中说：“要考证空空主人的生平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出生于乾隆中期。此人文字练达、老道，绝非泛泛之辈。……甚至惹得乾隆大为光火。……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八十八岁的乾隆寿终正寝，空空主人为《岂有此理》写了自序，匆匆将书印出。……全书按地支次序分为十二部分，……我们未加改动，以此表示对作者的尊重。”《前言》最后还说此书出版得到了蔡晖、苗怀民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过了八年，2006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此“奇书”，仍署“空空主人著，王建忠译注，冯迪评点”。在封面上也醒目地印着：“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奇书/作者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视为眼中钉，被迫逃亡数十载。”

在这八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至少还有两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这本“奇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将它收入其铅印线装的大型丛书《中国历代禁书》第一辑第九十二卷（删去王建忠等人的所谓“古文精译”）。这部大型丛书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各册封面都印着季羡林为学术顾问，李肇翔（网上说此人“获得首届全球杰出华人奖，震惊世界”）为主编。另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官网上可查到，远方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铅印精装的共百卷大型丛书《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这本“奇书”也收在内。这两部大型丛书都是特制特供的“国学礼品书”。

鄙人孤陋寡闻，当年并没看到这本“奇书”。而知有此书时已是2013年，因参加一个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的学术会，看到好几位专家在论文中引用了这本书，并惊喜地得知：原先大家都说最早将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段论述精简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的是梁启超（或麦孟华），现在不是了，而是更早在悠悠百年前的这位“空空主人”，出于《岂有此理》正文的第一句话！于是，会后我就设法找来此书。略一翻阅，深感疑惑，遂与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刘寂潮兄商讨，他也怀疑这是一本伪书。盖我辈长期关注有清文史，从未听说曾有这样一个被“三代皇帝”视为眼中钉，还“惹得乾隆大为光火”的“空空主人”，却能安然“逃亡数十载”，而且还出了书！如此奇人奇事，何以从未载诸史籍、笔记？再说，该书“丑部”题为《正义岂有此理》，“亥部”题为《文化岂有此理》，“正义”“文化”两词如此这般近代用法，在清前期就已有了吗？怀疑之下稍许一查，作伪之铁证就纷至沓来了。

首先，书中大量内容曾似相识，特别是一下子就发现书中大肆抄袭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如“子部”《人死言善》，全抄自该《随笔》卷七《烈皇惨诀》；“丑部”《人佛之间》，抄自《随笔》卷六《和尚破荤》；“丑部”《考弊》，抄自《随笔》卷二《贺知章》；“丑部”《盗亦有道》，抄自《随笔》卷一《郭婆带》；“寅部”《荆卿诗》，抄自《随笔》卷三《荆轲诗》；“寅部”《史不可信（四）》，抄自《随笔》卷二《书词与史笔迥异》；“寅部”《似与不似之间（一）》，抄自《随笔》卷七《古今人比儗》；“寅部”《似与不似之间（二）》，抄自《随笔》卷六《相似》；“卯部”《达人知命》，抄自《随笔》卷七《达语不可为训》；“卯部”《戒纨》，抄自《随笔》卷五《纨绔传》；“卯部”《知县念佛》，抄自《随笔》卷五《县令念佛》；“卯部”《好食说》，抄自《随笔》卷一《异禀》；“巳部”《象棋源》，抄自《随笔》卷一《象棋》；“巳部”《解经喷饭》，抄自《随笔》卷五《讲易》；“酉部”《鬼诗》，抄自《随笔》卷四《鬼诗》；“戌部”《伶谏》，抄自《随笔》卷六《优剧》。以上共落实抄袭《两般秋雨盦随笔》达十六处之多！

须知，《两般秋雨盦随笔》曾得毛泽东青睐，近年许多出版社曾大量印行，决非僻书。查其振绮堂初刻本，书前有“道光十七年太岁在丁酉（1837）夏五月朔表弟汪适孙拜序”，汪氏序中说：“君之书成,而君之身杳矣。”可知梁绍壬未及看到成书便已谢世，而出书自当在1837年后。然而，《岂有此理》译注者王建忠却说：“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空空主人为《岂有此理》写了自序，匆匆将书印出。”请问王某：此时（公元1799年）这位“空空主人”凭什么法道，竟能抄到要在三十八年以后才问世的该《随笔》？即此一条，就可判定此书必伪无疑了！其他我查到的，主要都是常见的类书和笔记，亦可见伪造者的本事非常一般。如宋代的《太平广记》、明冯梦龙的《智囊补》、明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明张萱的《西园闻见录》、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清戴望的《颜氏学记》、清阮葵生的《茶余客话》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也不想一一揭示了。这本“奇书”的全部内容殆九成以上已可确认是抄撮自他书者。

当然，明清笔记中抄来抄去的现象不为少见；但这本所谓“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经典”则显然不属此类，而是今人蓄意的伪造！书中开头就是“亭林先生曰”“梨洲先生尝曰”，这样将顾、黄两人并提（这在乾隆时是极少见的，我仅知有程晋芳一人而已），无非是想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的言论来吊起当今一些人士的胃口，显然也算是一招。而更令人气愤和匪夷所思的是，这本《岂有此理》很多地方竟然还抄袭了真本《岂有此理》和《更岂有此理》二书！

原来，清代嘉庆年间，还真的出过一本笔记叫《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则是其续书，为同一作者所著，二者均未署名（因此，“空空主人”此名倒是伪造者的“创作”，但也太拙劣了，盖旧时文人自称“某某主人”，这“某某”均为实物，或是书斋、藏书楼，或是什么宝贝，绝不可能将“空空”置于“主人”前的）。该二书绝不是像伪书那样“按地支次序分为十二部分”，而是都分为四卷。真本《岂有此理》书前印“草庐藏版”，《自序》署“嘉庆四年孟夏书”，可知该序作于1799年农历四月；书末跋云“屠维协洽且月戏笔书成”，乃己未（1799）六月。又见一种同版刻本，书前亦印“嘉庆己未孟夏新镌”“绛雪草庐藏版”。可知书当刊于1799年。《更岂有此理》之《自序》署“嘉庆上章涒滩辜月五日书”，乃庚申（1800）十一月五日，可知后者隔一年亦完稿；书前印“嘉庆庚申五月新镌”“绛雪草庐藏版”。书当刊于是年。（又见同版两种重印本：一书前印“嘉庆甲戌新镌”“醒目斋梓”，则刊于1814年；一书前印“道光甲申新镌”，则刊于1824年。）

伪书《岂有此理》既然抄袭了真本《岂有此理》和《更岂有此理》，该伪造者当然是看过真本的。事实上，伪书的《作者自序》就是抄自真本的；但真本序是手书上板，伪造者可能不认识其中的字，或不知道有的地方该怎么标点，就删去了几句话（伪书中抄袭他书的地方亦时有删节，大概都是因为点断不了，于是干脆删去）。伪书中有抄来的《腊八粥》一诗：“霜降牵连五九风，粥名腊八菜名冬。调和百果成佳味，有碗先盛月暴背翁。”注释者不懂装懂，说：“月暴，皮肤坼烈或皱起。老年人后背的皮肤失去弹性，多坼烈和皱褶，所以称年纪大的男性老者为‘月暴背翁’。”乃因伪造者不懂“曝背”一词（原本“曝”之“日”字旁误刻为“目”，但绝非“月”），令人啼笑皆非！

伪书中的《势嘲》《荆轲论》《咏史》《溺爱戒》《活死人说》《人身小论》《书房公赋》《钱铭》《咏钱》《画史问答》《棋谱铭》《酒说》《讨船妓檄》《青楼曲》《鬼论》《升官图》等诗文，据查核，均是从真本两书里抄来的；伪书中的整个“亥部”《文化岂有此理》的两篇赋和十三首诗，更是全部从真本两书里抄来的。只是有大量删节或抄错的地方，而且把真本的篇目次序全部打乱了。

有趣的是，真本《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在清代也确实曾遭到过一次查禁，但绝对不可能有“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甚至惹得乾隆大为光火”这种事情，因为在历代奏准禁毁书目中，该二书影踪皆无。今知，在“三代皇帝”后隔了好几代的同治七年（1868），即真本《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出版后近七十年（据考，连作者也死了约五十年后），有江苏巡抚丁日昌在地方上查禁“淫词小说”，曾将此二书列入拟禁书目；翌年，苏郡乡绅余治的《得一录》在苏州得见斋刊刻出版，其中的“计毁淫书目单”中也列入了此二书。此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士绅张鉴呈请地方当局销毁淫书，刊有《劝毁淫书征信录》，内中也列有《岂有此理》。

然而这真是岂有此理！因为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俳谐游戏俚俗之作，或一些对正统说法唱唱反调之文，虽夹有少许略微不洁文字（如《人身小论》），但绝非猥亵一流，最多也就是在正统文人眼里不大“正经”罢了，与“淫书”则是浑身勿搭界的！这两本书本来就不可能印数很多。道光元年（1821）刊行的《皆大欢喜》一书中，还透露了此二书的作者死后，“其家恐以口过致冥责，遂毁其板，欲购而不可得矣”。再加上当地（此书作者是苏州人）官僚、士绅这样一禁，这两本书存世就很少了。但近代以来也颇有人看到过，特别是因为1930年代上海的大达图书供应社就多次铅印过《岂有此理》。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郁达夫、舒芜及李梦生、宁稼雨、辛德勇等人，在文章、书信中都提到过此书。不过他们有的只看过《岂有此理》，而不知道《更岂有此理》。

寂潮兄更查得，1947年上海有一位学者子振（殆为笔名，其人待考）根据顾禄《清嘉录》及钱国祥《三邑诸生谱》、陆懋修《长元吴三邑科第谱》、曹允源《吴县志》等书，考证出此二书的作者是苏州人周宗泰，号（或字）竹君。周氏曾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应童子试，以胡宗师科试吴县栏第十三名入学为生员。后也曾应过乡试，似未售而以诸生终老。该学者子振还指出这两本书中也不尽是周氏之作，偶亦有掇拾旧文者，如《混堂记》一文即出自郎瑛《七修类稿》。

想不到近七十年前已有学者基本考证明白的两部书，在当今却还有人借以伪造，居然还骗过了大师、杰出华人和那么多出版社的编审人员。而那些出版社也实在太好骗了，居然连一张古籍书影都不用看，连一本禁毁书目都不用查，就大张旗鼓地多次隆重出版了一本自称是“古籍整理”的伪书！而且，该伪书又骗过了南京大学、华东师大、苏州大学等名牌高等学府的多位博导教授，在他们的煌煌论文中，都上当而引了这本伪书，用来论证将顾炎武名言最早精简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为此“空空主人”！

我们认为，这是当今学术腐败严重的一个例子，值得人们深思反省。而现在还应该做的，是缉查伪造者！距今不远，应该不难查清。那些出版社也无疑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现在，从中央到各部门都有巡视组，这种丑恶的事件难道不应该追究吗？而伪造者及所谓“译注”“评点”者和出版者所获的不义之财应该收缴，并受到处罚，以儆效尤。否则那才真正是——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