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建立，到衰落，只用了70年的世界。明朝的衰落，不仅仅是体现于表面的军事失败，还在于深层次的政治腐败和经济破坏。

一，土地兼并问题和赋役繁重；

明朝初期的70年，首先，就是土地的兼并问题。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明朝制度了十分严格《鱼鳞图册》，并以此作为纳税的依据。然而从洪武年间开始，土地兼并就已经兴起。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全国占地7000顷以上的14000多户。加上明朝的赋役较重，使得当时的许多农民并未得到安居乐业。 鱼鳞图册 当然，明朝地方的土地兼并是比不过屯田的。朱元璋时代，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于是制定了屯田政策，往往屯田的数量会占据一个省耕地的一半。《明会典》记载陕西省洪武二十六年的田土共计31万顷，位居全国第八，但是其中军屯就占据了16万顷，占据一半多。当时山西有190万人口，就只能耕种剩下的15万顷土地，因此被称为「 ”窄乡”。 史料记载朱元璋时代的田租较低，但是国家又通过种种的方式将服役加重了。

首先，明朝将人民划分为了三个等级。第一级是宗室、官绅和文人，他们不用承担赋役。第二级就是平民，是征派赋税的基本群体，包括一半的平民和庶族地主。第三等级贱民、奴婢、佃仆等，他们被列入黄册，但是没有政治权力，和主人家有严格的隶属关系。由于第一等级不用赋役，因此平民的负担就空前加重了。对于官府分派下来的赋税，乡绅、地主往往采用「 ”飞酒”、「 ”诡寄”、「 ”包纳”等手段逃避，向农民转嫁,这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洪武年间，大学士周敬心就上疏说：「 ”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 在明朝建立了前70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比较频繁。根据张显清先生《明代政治史》的统计，在洪武年间，明朝共发生了190多次农民起义，而朱元璋之后，明朝的农民起义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吴晗先《简论明史》概括:「 ”明朝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明代建国之后就发生农民战争…明代农民战争次数之多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这是一个农民战争的时代”。

二，一直困扰明朝的财政危机

首先，明朝的财政收入较少。由于明朝严厉打击商业，推行了重农抑商、海禁等经济政策，导致商业发展比较落后。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明朝的商业税收为每年「 ”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有奇耳”，也就是13万两白银，只占全国税收的5%。因此，农业税收成为了全国税收的支柱。作为对比，北宋时期的商业税收为800万两，占据总税收的70%。宋朝的商业税率为5%，明朝为三十税一，税率相差不大，然而税收却相差60倍，可见明朝工商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宋朝。明朝的财政收入依赖于农业，从而导致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匮乏。 在明朝初期，明朝的军田是国家财政收入最大的来源。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2300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3100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这种屯田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军费开支，一方面又提供财政收入，朱元璋曾说：「 ”吾养兵百万，不用百姓一粮”。但是这完全是建立在对军籍百姓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因此，军籍户口的逃散在永乐之后就十分严重。根据《明英宗实录》载，当时全国「 ”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约占当时全国军队总数的一半。屯军逃亡，使得大量的土地荒废，如榆林地区「 ”屯田荒芜者强半”。

明英宗时期，明朝的军屯也名存实亡了。军田的荒废，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财政收入来维持一直庞大的军队。 贵州屯堡 除了军队需要养，其官员和庞大的宗室人口也需要养。根据《明史·刘体干传》对历朝历代的官员也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 ”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而《广阳杂记》中记载，早在洪武年间，明朝就有「 ”武职二万八千余员”。这一对比，明朝的官员数量堪称历代之首，是宋朝的几倍。另外，明朝的宗室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人口，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明朝的宗室人口到明末已经上百万，在明中期也不是小数，是「 ”千古所未有也”的事情。这些宗室不仅需要国家高额的俸禄来养，还会在地方兼并土地，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顾炎武曾对他们评价道「 ”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 明朝财政在内部的开支很大，对外部的开支也是十分惊人。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就大力推行了「 ”朝贡贸易”，通过「 ”薄来厚往”的方式制造「 ”万国来朝”的假象。这就需要明朝拿出巨大的钱财来进行「 ”回赐”了。

和明朝进行贸易的不仅有南洋、东洋各国、中亚各国，还有吐蕃、女真、瓦剌、鞑靼、关西七部、兀良哈三部、三宣六慰等。他们为了获得明朝的财富，往往加大来朝规模和频率。加上永乐时期的南征北战、下西洋、营造北京等项目，使得明朝的国库在仁仁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空虚的局面。 明朝还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矛盾。明朝国家财税收入大部分归于中央，少部分存留于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总是出现财政不足的局面。为了维持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地方官员不得不设法敛取资金，强行增加苛捐杂税。顾炎武认为，明朝的地方官员除了举债和贪污之外，根本无法赴任。因此，明朝的地方财政政策不仅没有起到节约的重用，反而导致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成风。

三，宦官专政和政治腐败 朱元璋时期，废除了丞相制度，使得天下政务政务都由皇帝处理，导致政务繁多。这就为了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朱元璋也对对宦官也抱有很强的戒心，他曾在宫中立下了「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但是从明成祖之后，就对宦官「 ”多所委任”，开始对给与宦官以重要的官职，《明史》载：「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朱棣还教宦官读书识字，「 ”选教官人内教习之”。明成祖时期，设立了东厂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后来东厂便可以操纵锦衣卫。到了宣德年间，宦官最高机构司礼监已经拥有了「 ”批朱”的职权。明朝时期，将内阁大臣草拟的奏章处理意见称为「 ”票拟”，票拟之后，皇帝审定。最后用太监的红笔抄出，为「 ”批朱”，也称为「 ”批红”。太监拥有了批朱的权力，使得太监就有机会控制朝廷。 明朝皇宫 1435年，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最初，全国政务由太皇太后张氏和「 ”三杨”等主持，尚能保持仁宣时期的部分政策。到了1442年，张太后病死，杨荣先卒，杨士奇则因其子稷杀人被捕入狱而「 ”坚卧不出”，而杨溥则年老势孤”。于是宦官王振得以专权。

他拆除了朱元璋立下的「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控制锦衣卫，掌控大臣的升迁。「 ”明朝宦官专权，自王振始”。他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好大喜功，三征三征麓川。使得明朝的政治迅速腐败。 在明朝不断衰落和腐败的同时，北方的瓦剌却走向了强盛。1434年，瓦剌首领脱懽统一了蒙古高原。1439年，也先成为了瓦剌首领，他进一步统一了关西七部和朵颜三部，使得蒙古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在王振的操纵下，当时主张改革和积极备战的刘球被杀。兵部尚书邝埜和廷臣一起上疏加强大同防御的上树也被置之不理。使得明朝边防松弛。1449年，瓦剌进攻大同，王振一意孤行，怂恿明英宗率领50万精锐部分草率出征。最终在大同土木堡遭遇也先2万军队的围攻，50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史称「 ”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 明英宗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也先便挟持明英宗以进攻北京，最终在于谦、王直、陈循等主战派的坚持下，立立朱祁钰为新皇帝，同仇敌忾，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而在于谦等人的治理下，明朝的边防得到了加强，政治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是这一切都因为英宗复辟而流失了。1450年，也先将明英宗归还明朝。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将领就和曹吉祥等宦官勾结，发动了「 ”夺门之变”，使得英宗复辟。明英复辟后，进行了大规模的「 ”反攻倒算”，处死了于谦等一大批忠良，重用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等帮其复位之人，使得朝廷又陷入了严重的腐败之中。「 ”夺门之变”后，明朝先出现了徐有贞的专权，后来又发生了曹石之变，最终宦官再次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