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由于裴注以补充事实为主，以至于后人读《三国志》时，不得不读裴注。裴松之处在刘宋时期，注书时引用了大量的杂传，一方面说明魏晋以来，三国历史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另一方面说明古典传记在此时有了新的变化，即除了主流的史传文学外，杂传逐渐成熟兴盛起来，这是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裴注所引杂传作品，今天许多已经失传，仅从保存传记作品这个角度来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裴注所引杂传来看，杂传虽不像正史那样反映社会的重大历史变化，但它们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历史，反映现实，仍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试举几类加以说明。地方性人物传记。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东汉帝国走向灭亡，社会急剧变化，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各自形成割据的政权。虽有晋代的暂时统一，但紧接着的是南北分裂。长期的分裂割据，人们生活在较为狭小的圈子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定的地方观念，因而反映地方历史、追念地方先贤的地方性传记就应运而生。

裴注所引杂传中有代表性的如《华阳国志》、《会稽耆旧传》、《楚国先贤传》等。隐逸、超俗类传记。魏晋以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老庄思想盛行一时。一些人崇尚隐逸的生活方式，以摆脱现实社会的困扰；一些人则蔑视礼法，不随流俗，一任性情之所至；一些人则谈玄说理，忘乎现实，等等。于是，《逸士传》、《高土传》、《名士传》等传记随之产生。裴注所引杂传中有代表性的如《汉末名士传》、《高士传》、《逸士传》等。神仙怪异类传记。此类传记反映了神学思想和道教之风的盛行。

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大肆宣扬“天人感应”思想，到东汉时这种迷信思想愈来愈严重，乃至于发展为纬之学。另一方面，道教在汉代产生，这是在中国土壤上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产生，本身又与巫术、鬼神、阴阳五行等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之社会的黑暗，人们在痛苦中寻求解脱，向往着长生不老，向往着进入仙界。大量的神仙怪异类杂传就适应了这样的时代环境。

裴注所引杂传中有代表性的如东方朔《神异经》、葛洪《神仙传》、干宝《搜神记》等。 总之，《三国志注》所引用的各种杂传，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产物，每一种传记都是社会的一个侧面，它们是一个万花筒，展现了汉魏以来五彩缤纷的社会状态。裴注所引杂传，有的记事，有的写人，形式多样，与史传相比，有如下特征：|一脱离史书，独立存在。这是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进展。史传作品，是历史著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从属于整部著作的需要，传主的选择、材料的处理等，都要为35全书的创作目的服务，不可能独立存在。杂传不像史传那样属于某部历史著作的一部分，而是自成一体。如《隋书?经籍志》、《史通?杂述》所列举的大量类传，都是独立成书。叉如魏晋以来的别传和散见于作家文集的单篇传记，也是独立的文章，不依附于历史著作。

再如自传，原来属史书的一部分，未能独立，司马迁、班固的自传就是附在《史记》、《汉书》的最后；魏晋以后，自传逐渐脱离了史书，成为独立的一种文体。唐宋以后，这种脱离史书的杂传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率尔而作，思想自由。杂传不像史传那样正规，也不像史传那样依附于统治者。它们大都是文人士子自己的创作，依照个人的思想情趣选择人物和材料，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尤其是魏晋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蔑视礼教、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潮出现了。

裴注所引《苟粲别传》写苟粲娶妻不强调才智而以色为主就体现了这种新变化。而且由于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所以解脱困扰、寻求自由的老庄思想在此时很有市场，谈玄说理之风盛极一时。

这种思潮影响到杂传中，就有一批不随流俗的狂介之士以新的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 裴注所引《文士传》、《高士传》以及《嵇康别传》写嵇康爱老庄反儒学等就反映了这类人的复杂心态。篇幅短小，形式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