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相残食”是史书中的黑暗注脚，历代不绝。

兴平年间（194-195），东汉王朝曾出现严重的饥馑，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人物多。

《三国志》中绝大多数的“食人”记载，均出现于此时。梳理诸多史料，兴平年间（194-195）的食人事件，几乎占到三国汉季（189-220）的八成以上，可谓触目惊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彼时的饥荒与食人，并非局限在一城一地，而是遍布神州大陆。

关中的长安与三辅“谷一斛五十万钱，人相啖食”；关东的冀州、幽州“野无青草，粮食并尽”；兖州“大饥，以人脯为粮”；荆州又有大量因“饥饿”而流窜的游军，比如张济叔侄。

兴平年间的大饥荒（194-195），甚至延续至建安初年。

刘备在建安元年（196）兵败海西，“穷饿侵逼，吏士大小自相啖食”；袁术在建安二年（197）僭号称帝，而“民人相食，江淮间空尽”。

本文主要就兴平年间（194-195）的人相食事件，论述始末并分析其背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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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饥荒滥觞

兴平年间（194-195）的大饥荒，并非是“汉末食人史”的开端，而是这种行为的高潮阶段。

以东汉的腐朽统治来看，局部的“人相食”事件，至少在光和年间（178-184）已经陆续发生，中平元年（184）的张角之乱，其实就是统治崩溃的极端反映。

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烧郡国，山东七州，处处应角。--《后汉书 五行志》

应该说，黄巾党徒盘踞的诸多州郡中，必然或多或少存在过“人相食”的惨剧。

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王朝，统治崩溃的导火索，往往就是粮食危机。从《后汉书 灵帝纪》中的灾害记载看，兖、豫、青、徐应该是“人相食”的重灾区。

（中平五年）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后汉书 灵帝纪》

受灾严重的地区，灾民也往往最为彪悍，比如王沈《魏书》便称青徐黄巾“为贼久，兵皆精悍”。

（青徐）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王沈《魏书》

青徐黄巾为贼久，兵皆精悍

初平三年（192）青、徐黄巾席卷兖州，兖州刺史刘岱、任城国相郑遂、济北国相鲍信先后被击毙，灾民的战斗力令人惊骇。

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刺史）刘岱欲击之……为（黄巾）所杀……（鲍信）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鲍）信力战斗死。--《魏书 武帝纪》

不难理解，求生欲的驱使下，人类会激发本能的兽性。

青徐黄巾北上，实际始自初平二年（191）。第一次北进尝试，被渤海太守公孙范、奋武将军公孙瓒、泰山太守应劭合力阻击；翌年（192）青徐黄巾再度北上，冲破封锁，席卷兖州。

（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渤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后汉书 献帝纪》

从黄巾的动向不难看出，彼时青、徐地区的粮食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因此灾民才要流徙外州、谋求生路。

兴平元年（194）刘备投奔陶谦时，麾下是“乌丸杂胡”以及“灾民数千”。

时先主自有兵千馀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蜀书 先主传》

“乌丸杂胡”自然来自公孙瓒；“灾民”的来源则颇可玩味。

考虑到彼时刘备屯驻青州齐国，陶谦屯驻徐州下邳，那刘备新掠得的“灾民”，无疑来自青徐地区。

可见初平年间（190-193），关东地区的粮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兴平年间（194-195）的全国性饥荒，可以视作粮食危机的后续反映。

② 关中人相食

从历史记载看，兴平年间席卷全国的饥馑，源头大约始自关中地区。

彼时（194）长安与三辅，自四月至七月，大旱，连续三月无雨，导致粮食储备彻底崩溃。

（兴平元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七月）。（献）帝避正殿请雨。--《后汉书 献帝纪》

这里简单说一下“关中”的概念。

关中即函谷关以西，包括了司隶校尉部的弘农、冯翊、扶风、京兆。其中冯翊、扶风、京兆三郡，又被称作“三辅”（即京畿地区），长安则是京兆的郡治。

由于兴平元年（194）夏季的连续干旱，导致作物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李傕、郭汜为代表的关中诸将，因此土崩瓦解，汉帝刘协也于翌年（195）从长安出奔，赴关东逃荒。

彼时关中地区见诸记载的“人相食”事件，不可胜数。

（1）长安人相食

饥荒最初在三辅地区爆发，很快蔓延至长安。东汉帝都，迅速陷入秩序崩溃，乃至“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长安中“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后汉书 献帝纪》

长安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已然如此；其余地方也就可想而知。

讽刺的是，在这种人间地狱的绝境下，东汉的赃官污吏，依然贪墨不绝。

长安断粮，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刘协曾下令赈灾，结果“经日，死者如故”；刘协大怒，严加彻查，发现是赈济官监守自盗。

（献）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縻，乃知非实。--《后汉书 献帝纪》

更可笑的是，汉帝对这种恶劣行径的处理，也是草草敷衍，打了赈济官五十板子，就翻篇儿不问了。

（献帝）诏曰：“未忍致（侯）汶于理，可杖五十。”--《后汉书 献帝纪》

可见彼时的东汉朝廷，威信荡尽，政令不行。

（2）三辅人相食

兴平元年（194）的大旱，引爆了翌年的粮食危机。

刘协在兴平二年（195）的日子更加难过，米麦全无，只能吃臭牛骨为生。

（献）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李）傕曰：“朝餔上饭，何用米为？”乃与腐牛骨，皆臭不可食。--《献帝起居注》

彼时李傕称“邸阁无粮”，邸阁即粮仓。换言之，关中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手中也没有余粮了。

李傕曰：“我邸阁储偫少。”乃悉载置其营。--《献帝纪》

彼时“天盛暑热，人尽寒心”，刘协遂出奔关东，谋求生路，最终辗转各地，被曹操所获。

李傕、郭汜失去天子，更加破罐破摔，“放兵劫略，攻剽城邑”；最终“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魏书 董卓传》

彼时（194-195）三辅地区，有一些食人狂徒，已经形成了组织，号称“啖人贼”。他们数十人一伙，结成团队行动，用绳索贯人手掌，牵去烹杀。

兴平中，三辅乱……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魏略》

京兆游侠鲍出，其老母便被“啖人贼”所劫掠。鲍出仗着一身武艺，救出老母。但没被救出的人，无疑更多。

（鲍）出怒曰：“有母而使贼贯其手，将去煮啖之，用活何为？”乃攘臂结衽，独追之。--《魏略》

考虑到京兆郡治长安，属于三辅地区的核心地带；京兆如此，那冯翊和扶风的惨状，也就可想而知。

（3）三辅人逃荒

三辅崩溃，人户或者自相残食，或者逃难外州。

不愿坐地受死的三辅人，形成了逃荒大军，向益州、荆州疯狂流窜，刘焉麾下的“东州士”，其实就是南阳和三辅的逃荒者。

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华阳国志》

然而即使是逃荒，路上也要吃人。此处谨以曹魏扬武将军王忠为例。

王忠出身扶风，在逃荒路上“因饥乏啖人”。

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王）忠饥乏啖人，随辈南向武关（入荆州）。--《魏略》

王忠饥乏啖人，随辈南向武关

王忠的扶风同乡，法正与孟达，也在此时出奔。

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蜀书 法正传》

法正曾祖法雄，为南郡太守；祖父法真，为关西大儒；父法衍，为廷尉左监。孟达父孟他，为凉州刺史。二人可谓家世显赫。

即使拥有如此背景，法正与孟达也一度沦为饥民，最终流徙益州，郁郁不得志。

（法正）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蜀书 法正传》

至于没有条件逃荒的三辅人，下场如何，也便不难想象了。

（4）弘农守军出奔

在李傕、郭汜“战斗长安中”的时刻（194-195），屯守弘农的张济，曾经“自陕和解诸将”，即从陕县出发，前往长安，做众人的和事佬儿。

（李）傕众叛，稍衰弱。张济自陕和解之。--《魏书 董卓传》

陕县隶属弘农，是重镇要塞，扼守函谷关，抵御关东诸侯。昔日董卓在世时（189-192），屯驻陕县的是他的女婿牛辅。

（董）卓婿中郎将牛辅屯陕，（贾）诩在（牛）辅军。--《魏书 贾诩传》

而且陕县距离长安较远，陕县在今河南三门峡，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在彼时的交通条件下，往来不易。

因此张济擅离职守，绝非仅仅为了“和解诸将”，实际借“和解”的名义，前往长安乞求粮草接济。

证据是兴平二年（195），张济便因为“断粮”而出奔荆州。

《魏书》与《后汉书》均称张济出奔的原因是“饥饿”。

（张）济屯弘农，士卒饥饿，南攻穰，为流矢所中，死。--《魏书 张绣传》

张济饥饿，出至南阳，攻穰，战死。--《后汉书 董卓传》

可见弘农郡，虽然与三辅地区有一定距离，也陷入了巨大的饥馑。不出意外，张济的疲兵被刘表击溃，张济本人也被乱箭射杀。

在刘表招募张济余党时，其侄张绣立刻表示愿意归顺。可见张济军队已经断粮很久，转战各地途中，食人充饥恐怕难以避免。

（刘表）使人纳其众，（张绣）众闻之喜，遂皆服从。--《后汉书 刘表传》

③ 关东人相食

在关中地区饥荒肆虐的环境下，益州、荆州均受波及，如果说此时（194-195）关东地区想独善其身，无疑是痴人说梦。

但需要注意，按《魏略》记载，“建安五年，关中始开”。即建安五年（200）之前，饥民很难直接穿越函谷关向关东流窜，大多是走武关入南阳，或者南下汉中、蜀中。

（鲍）出得母还，遂相扶侍，客南阳。建安五年，关中始开。--《魏略》

由于关中诸将闭锁关隘，因此最初的饥荒，并不是直接通过函谷关传导至关东的。关东的饥荒爆发，另有原因。

兴平年间（194-195）的关东饥荒，主要是初平年间（190-193）“军阀混战”的恶果。

初平二年（191）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冀州，连战二年，一直打到了初平四年（193）。

彼时袁绍恶斗公孙瓒，袁谭恶斗田楷（公孙瓒所署青州刺史），打得“粮食并尽，野无青草”。冀州、青州地区荒残已甚，连草根都被吃光。

（袁）绍复遣兵数万，与（田）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后汉书 公孙瓒传》

袁绍与公孙瓒连战，粮食并尽，野无青草

公孙瓒也没消停，在初平四年（193）又启锋衅，杀幽州牧刘虞。刘虞部将鲜于辅、齐周、田畴纷纷举兵，煽动广阳、代郡、上谷，右北平共同作乱，幽州也化作焦土。

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公孙）瓒所置长吏，复与（鲜于）辅、（刘）和兵合。--《后汉书 公孙瓒传》

袁术在初平三年与四年（192-193）与曹操争夺兖州，连战不休。袁术战败后又逃入淮南，杀扬州刺史陈温。兖、扬二州也彻底乱套。

（袁）引军入陈留。太祖与（袁）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馀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魏书 袁术传》

彼时陶谦治下，相对太平一些。

但考虑到初平二年（191）与三年（192），黄巾自徐州北上冀州、西入兖州，可见徐州早在初平初年，便已陷入粮食短缺。后勤情况或许更坏。

战乱必然导致粮食短缺——因为壮丁被抽调到前线打仗，会减少后方的务农人手。

像关东地区那种“人数多、时间长、频率高”的打法，对生产力的破坏是无与伦比的。

这便导致了兴平年间（194-195），关东与关中同步发生了大饥荒，人相残食，史不绝书。

（1）兖州食人脯

兖州地区由于在兴平元年（194）遭遇吕布入侵，最先爆发了饥馑。曹操当时正在徐州和陶谦作战，听闻老巢丢失，惶遽失措。

（曹操）躬破于徐方，地（指兖州）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为袁绍檄豫州》

是年“谷一斛五十万钱”，又遭蝗灾，曹军遂断粮。

为了能和吕布相持，曹操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想到了“制作人肉干粮”的办法。

彼时的执行人是程昱。程昱返回老家东阿县，在此狂屠父老乡亲，制作了整车整车的“人脯”，送至前线。

初，太祖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魏晋世语》

按照曹军“万余”的规模来看，程昱的人脯能够“供三日之粮”，杀掠的百姓，不可胜计。

（程昱曰）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魏书 程昱传》

程昱屠东阿，供应人脯为三日之粮

吕布的情况好不了太多，虽然没有明确的食人记载，但《武帝纪》说他“粮食亦尽，各引去”。可见吕布也撑不下去了，再打下去，自己也得吃人。

蝗虫起，百姓大饿，（吕）布粮食亦尽，各引去。--《魏书 武帝纪》

至于兖州百姓，被直接记载为“人相食”。曹操因为遭遇财政困难，又被迫裁汰兵员。

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曹操）乃罢吏兵新募者。--《魏书 武帝纪》

彼时的兖州，连军队都吃不上饭，百姓自相残食，也就势所必至。

（2）河内人相食

河内在司隶校尉部东侧，与河东、河南并称“三河”。

三河与三辅，就隔着一道函谷关，因此即使在“关中封闭”的情况下，也不免受到饥荒影响。

河内温县，是司马懿老家。初平初年，司马家族为避董卓之祸，逃到冀州魏郡黎阳县；结果兴平元年（194）因为河北地区战乱频发，司马家族又重新逃回河内。

按《司马朗传》记载，彼时“曹操吕布相持濮阳”，河内百姓则“大饥，人相食”。

太祖与吕布相持于（东郡）濮阳，（司马）朗乃将家，还温（县）。时岁大饥，人相食。--《魏书 司马朗传》

可见兖州、冀州如此，河内亦不能免。

（3）东郡臧洪食人

东郡属兖州，处在战乱漩涡之中。但东郡的食人行为，与吕布、曹操无关。

兴平二年（195）吕布战败，东奔徐州。曹操围剿吕布盟友张邈兄弟，最终夷灭张邈、张超三族。

由于张超是东郡太守臧洪的故主，臧洪在向袁绍“求兵不获”之后，转而起兵反叛，与袁绍开战。

东郡之战持续一年（195-196）。战争后期，臧洪断粮，杀死爱妾，分食人肉，“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

（臧洪）作薄粥，众分歠之，杀其爱妾以食（饲）将士。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魏书 臧洪传》

臧洪在开战前，曾给袁绍幕僚陈琳写信，称自己“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结果不足一年，就沦落到吃人肉的地步。

仆（指臧洪自己）据金城（指东郡）之固，驱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魏书 臧洪传》

考虑到东郡之战始于兴平二年（195），那么臧洪“囤聚积蓄”的三年，其实都是荒年。在全国闹灾的情况下，臧洪也不可能真有多少积蓄。

（4）江淮人相食

袁术在淮南地区的统治（193-199）腐败透顶。兴平二年（195）“天子播越，败于曹阳”，袁术便有了篡汉之心。

彼时袁术荒淫奢靡，“后宫数百，服绮縠，馀粱肉”，乃至“两妇预争为皇后”。

（袁术）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馀粱肉。--《魏书 袁术传》

（袁术）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让县自明书》

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建安初年，直到袁术死去。

按《魏书》与《太平御览》的记载，袁术的军队，长期以河蚌、田螺、蝗虫为食；困窘到难以置信。

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河蚌）。--王沈《魏书》

袁术在寿春，百姓饥寒，以桑椹、蝗虫为干饭。--《太平御览》引《吴志》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河蚌）

淮南百姓，更是陷入绝境。《魏书 袁术传》称“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

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魏书 袁术传》

除了上述案例，建安元年（196）还曾发生刘备军队在广陵海西食人的记载。

（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如果注意到时间线索，此事可以视作兴平年间（194-195）大饥荒的后续震荡。

④ 小结

古代中国，辖区广大，人口众多，可耕地面积却极为有限，对灾害的抵抗力非常糟糕。

在农业文明中，水旱蝗螟，是粮食减产的重要诱因；频繁的徭役与战争，破坏力又远超自然灾害。

兴平年间（194-195）席卷全国的大饥荒，虽然时间上极为同步，但诱因各不相同。

关中地区主要是因为兴平元年（194）四月至七月“不雨”，导致错过农时，引发粮食危机。

关东地区主要是因为初平年间（190-193）军阀混战，导致务农人口锐减，田亩荒废，最终引爆危机。

当然，也必须承认，无论是“天灾”还是“兵灾”，在关中与关东都是存在的，只是权重有所差异。

建安元年（196）之后，虽然战乱如旧，但“食人事件”便很少见诸记载了。因为尝到苦头的军阀们，已经开始重视后勤保障。

袁绍、公孙瓒、曹操等军阀，均在兴平末至建安初实行军屯。

兴平二年（195）公孙瓒被鞠义打败后，退守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

（公孙）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后汉书 公孙瓒传》

官渡之战时（199-200）袁绍充裕的粮草物资，证明了他稳固的后勤链条。

至于曹操，也在建安元年（196）开始屯田。仅许县一地，便“得谷百万斛”，从此告别了恐怖的“人脯”。

是岁（建安元年），（曹操）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王沈《魏书》

谚语云“君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可见其底层逻辑，其实是“君以食为天”。换言之，没有充裕的物质保障，统治便不可能维持得下去。

比如建安元年（196）刘备吏兵“自相啖食”时，是靠糜竺破家舍业，才“赖此复振”。可见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蜀书 糜竺传》

民食关系着国家的稳定，是《礼记》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是《管子》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也是孔孟理想中的“老有所终，幼有所养”。

观今宜鉴古，无故不成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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