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史分野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三国志注裴松之

董广伟 《 光明日报 》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样角从文史分野看裴松之[三国志注] 三国志注裴松之

董广伟 《 光明日报 》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样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核心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裴注所引史料、体例、种类考辨，注史体例评价，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可谓硕果累累，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事实上，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立即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就别有一番“天地”。在裴松之看来，陈寿对三国历史的记载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其内涵，而这种对内涵的反映往往是通过生活细节来体现的。客观地讲，通过文学化手法再现历史，正是陈寿《三国志》所缺少的东西，也是裴松之补注繁富的主线所在，同步还是裴松之作注的主线因素。陈寿《三国志》和裴注的记史风格的差别，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分野的曲折进程息息有关的。

陈寿《三国志》叙事简要，取材严谨，问世后即得届时人夸奖，如“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本人也被夸奖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至南朝时，宋文帝却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乃命裴松之为之补注。裴松之并未遵循老式的名物训诂角度注释《三国志》，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措施。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寓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就是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角度来补注。这种史注措施浮现后，虽前后有人响应，但从总体上不占主流，后世亦少觉得继，故裴注的浮现引来了诸多评议。

这些评议可以分为如下四类：第一是对裴注所引资料和撰著体例的评价和研究，刘知几、陈振孙、叶适、章学诚、王廷洽、张孟伦等均批评裴注“繁芜”，何乔新、李慈铭、钱大昭、吴伟鹏、伍野春、林田慎之助等则推崇裴注的体例，觉得裴注“最善”。第二是对裴注的考证性研究，此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如字句的校勘考订，词义的训释，典故的注释，意义的阐发，地理的诠释，史事的补充等，以清代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钱大昭《三国志辩疑》、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等；二是对裴注所引书籍的数目、种类及字数记录的研究，自清代以来，此一领域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钱大昕、赵翼、钱大昭、赵绍祖、沈家本、王祖彝、杨翼骧、陈垣、高敏、周国林、高振铎、逯耀东、伍野春、张子侠等所有相继参与此研究。第三是有关注史体例的源起问题研究，由于汉魏以来的注释往往重在名物训诂，而裴注显然和之不同样，刘知几、章学诚觉得是裴松之才力局限性所致，这一说法并不合适；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体例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逯耀东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一见解，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