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2021贝壳财经夏季峰会“数字经济：通往未来之路”拉开帷幕。在“可持续发展之路及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上，伊利集团副总裁张轶鹏、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田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姜万军分享了他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看法。

汶川地震唤醒了中国企业集体责任意识，近年不管是疫情还是河南暴雨，到处都有企业的力量，大家对企业责任的认识发生哪些变化？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第一年，也是“双碳”起航的一年，企业如何平衡利益和公益？

张轶鹏表示，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中，企业是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要着眼于自身优势，在专业领域内发挥作用。

田丰认为，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体现在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入了更多新技术的应用，比如利用AI技术进行绿色治理。未来，AI可能会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将带来公共服务效能的提升。

在姜万军看来，做善事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步，公众对企业责任的要求在不断深化，企业自身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

做善事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初始第一步

履行社会责任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主持人、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胡萌。

新京报：2020年疫情以来，河南暴雨中，全国各地企业积极驰援，您怎么看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企业的力量？

张轶鹏：各行各业的企业在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专长和优势，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要将这种力量发挥出来，企业首先应该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意识，需要有前期预案，危难发生的时候，如果没有前期预案可能就会无序救助、非科学救助。其次，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要做自己专业的事情，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盲目地参与其中。

伊利集团副总裁张轶鹏。

新京报：汶川地震唤醒了中国企业集体责任意识，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来大家对企业责任的认识发生哪些变化？或者如何理解当下的企业责任的认识？

姜万军：说起企业社会责任，很多人直观地感觉还是企业要做善事、对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捐钱捐物等。不过从社会责任发展脉络和全球趋势看，社会责任本身比这个范围要广很多，如，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环境、社会、治理（ESG）等框架。从历史看，做善事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初始第一步，长远看，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社会责任本身范畴和深度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姜万军。

公众对企业责任的要求在不断深化和提升。80后、90后、00后正在成为消费主力，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要求更高一些，因为他们出生年代不一样，60后、70后看企业产品关心“值不值”，而后面的年轻人关心这个东西“好不好”，如果企业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他的价值观和喜好，他可能就不买你的东西，甚至通过自媒体等手段对企业提出质疑，甚至指责，这也是企业需要注意的。

社会责任本身是与时俱进的过程，是我们所有企业都必须要小心应对的，应把企业社会责任当成企业必须做的事业的一部分，放到战略层面，有各种预案做准备。

田丰：企业社会责任现在通常包含ESG（环境、社会、治理）。从商汤科技的实践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技术的应用，比如用AI做绿色治理，比如用AR帮助电网做巡检，或者通过VR进行重要场景里的火灾培训。另外，在社会层面关注点的变化，目前偏老龄化的社会，比如在新基建领域中商汤与很多地产商合作开发智慧化小区，对老人摔倒等意外状况有预警系统，老年人长期不出门也会有小区人员去进行更多的关照。还有教育领域，目前，商汤已将人工智能教育推广到上海、北京、深圳等30多个城市、2700多所中小学，将人工智能素质培养带到7300多名教师和20万名学生身边。在治理层面，商汤秉承发展的AI伦理观，最近商汤科技的《AI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战略资源指南”，所提出以发展为导向的AI治理，主要包括在技术可控、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人为本等角度均衡推动治理的理念。

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田丰。

新京报：突发的重大公共事件中企业捐款捐物某一瞬间会出现井喷，就可能会出现浪费、不匹配的现象，在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或者困难？

张轶鹏：做援助行为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初心。举例来说，去年武汉疫情封城，金银潭医院是重点，当时整个销售渠道基本断了，医护人员更加需要营养，伊利就从黄冈工厂出发把牛奶送到金银潭医院。另一个例子是河南的洪涝灾害事件，洪涝灾害中食品和健康的饮用水较为短缺，伊利把牛奶、矿泉水送到河南儿童福利院。另外，还要公开透明，不能作假作秀。

新京报：企业是整个社会机构中的一分子，这过程还需要政府机构的力量，政府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推动企业担起社会责任？企业又如何助力政府，和政府、协办机构合力打造良性循环生态呢？

姜万军：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有很多利益相关者，包括有能力做决策的人，能够施加影响的人，还包括被影响的人等。政府最关键的是要把“是非”界限划清楚。我们希望的有效治理，就是要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外部治理结构来得更准确、更快一些。政府要从立法、规矩方面给出底线，至少首先要保证“恶有恶报”，要把做的不好的企业给予惩罚，这是最重要的。

企业该如何和政府、专业慈善机构等合力打造良性循环生态？利益相关者不管是有能力做决策，还是被动受影响的群体，都有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这个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消长关系，过去没有能力抗衡我只能忍，后面能力提升后就会发声、有所行动，比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都在提升。

这过程中，政府首先要把规矩和底线做清楚，而作为企业要知道规矩是什么，至少不碰红线。从长远看，企业更重要的不是“我怎么精准地应对外在的底线”，而是我们要“主动想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要有自己的决策系统，有自己一套预案，这样的话企业才能更主动地应对变革。作为消费者也可以抵制不良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可以互相地形成合力，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田丰：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企业可通过多种方式与政府、第三方机构等合力打造良性循环生态。田丰表示，在产学研方面大家可以合作，比如最近洪水频发，商汤的AI技术可以对建筑或水体资源进行检测，智能遥感平台可以低代码、甚至零代码的使用。山东寿光的用户就可以用这样的平台去了解大棚状况，武汉等的可以由此了解水体情况。另外商汤也和上海交大联合相关单位支持河南籍的学子，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另一个例子是在抗疫的过程中，早期医院的医疗资源较为紧张，商汤第一时间把AI辅助诊疗系统针对新冠疫情进行升级训练，驰援20多家医院急救，以帮助医院用AI快速进行服务诊断，降低医生的诊断工作量。

从去年开始，为了保障人员安全，在地铁站、写字楼等很多地方都采用了非接触式测温设备，通过红外线做智能测温，降低接触式交叉感染的风险。商汤相关的技术与产品，在东南亚很多地区使用，来保护人员安全。商汤最近还在用AI技术配合药物模拟和检测，商汤的技术可以对未知蛋白质更好地进行药物分子式的试验模拟仿真，这其中也离不开与各个机构合作。

企业社会责任要与长期发展战略优势结合

领军企业可以牵头建立行业的社会责任标准

新京报：在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锤子买卖，是持续不断的，要和企业自身优势相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如何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优势相结合呢？

张轶鹏：公益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一小部分。伊利集团的社会责任管理系统已经经过多次升级，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选取9个目标纳入到集团发展战略中；还建立了一套三级体系，包括集团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的秘书处以及遍布每个部门和业务条线的可持续发展联络员。同时，伊利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一起做好可持续发展工作，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中间的物流、加工业，以及消费服务业，跨越一、二、三产业。企业社会责任是一套从战略层面出发、渗透于日常业务经营的体系，与企业发展、行业发展、生态链发展是融合在一起的。

田丰：关于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转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其一，商汤聚焦于ESG目标，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这个部门统一协调各个部门去实践社会责任。除此之外，商汤建立了AI可持续发展案例库，将全球AI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好案例收集起来，启发大家如何更好服务社会，帮助更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另外，商汤公司内部也有一些创新的项目诞生，去推动公司对社会的回馈，比如盲人避障眼镜，帮助盲人出行。商汤还设立了AI伦理委员会，把控负面风险问题，设立了严格的审核机制，来保证各种行动对全人类都有价值，而不是对其中一部分人有价值。

新京报：如何客观评价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呢？是否需要一些指标？这个标准应该由谁建立呢？

姜万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大家对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认知是不断深化的，这些年很多国际机构、国内行业协会等都试图给出一些标准，但它可能赶不上现实的变化速度，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标准。

行业的一些同行可能有一些共识，因为不同行业社会责任千差万别，想给统一的可以衡量的标准很难。但各行业的领军企业，有可能把本行业里的共识，推广来让行业内企业都遵守，这个路径更容易达成可持续性的结果。

例如国内有一家装备类企业，2001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因而谋变。真正开始探求如何为客户着想，从“为产品找客户，到为客户找产品”，它们从卖产品转变为“卖”服务，甚至跟银行合作对资金不足的客户提供融资。该企业从原来几十亿销售规模到上千亿。2015年再进一步，探索为相关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真心为客户着想，帮助客户共同创造价值，这样做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彻底改变企业，持续提升竞争力。不是单纯地做好事。可以救自己，还能救行业，把供应链上的企业的整体运营水平都很快提高，形成了共同成长的良性生态。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业务体系双线并行

AI技术将帮助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新京报：在“双碳”目标下，生产经营方面有哪些规划？

张轶鹏：伊利集团从2010年来就开始进行减碳的排查，也实行了比较具体的行动。11年时间内，伊利集团实现减碳65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节约107亿度电。具体来讲，伊利集团在减碳排查过程中是全产业链排查，在种植、养殖、加工三个系统中进行，同时也在全球布局的分公司进行排查。另外，通过数字化转型等方式，让产业链的相关方实现互信、互认、互通、互连，提高工作效率，也是减碳的途径。伊利集团已经设定了“双碳”目标，未来会随着集团的战略发展，将减碳之路持续走下去。

田丰：“双碳”目标中最主要涉及挑战的行业是能源、交通、建筑。在能源领域，商汤在考虑AI如何提升光伏、风电的生产，包括做智能电网的巡检。在交通领域，新能源车还有相当大的替换空间，还包括交通枢纽，如何使得建筑更加低碳、节能、环保，还有一些工厂、小区的能源节能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另外，在数据方面，全国数据中心利用率不到60%，我国西部有很多绿色能源，包括风、水、光，但是算力需求比较少；另一边，东部沿海地区有数字经济需求，因此可以考虑将东部计算需求放到西部AI计算中心，这形成了较好的内循环模式。在数据中心里采用节能环保的技术，从而把能耗降到最低，这也是“双碳”领域需要不断突破的。

未来可能每个国家、每家企业都会为自己的碳排放负责，对于排了多少碳、减少了多少碳排放，不可能是人工统计的，而是要依靠技术，在智慧城市、智慧工厂里通过技术计量碳排放，这其中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会建设出更好企业碳达标体系。

新京报：在您的行业中，有哪些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趋势？2035年目标下，企业如何精准高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张轶鹏：伊利集团目前已经制定了到2025年的可持续发展纲要。在业务发展方面，伊利的一个目标是要在2025年前成为全球乳业前三名。同时，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业务发展的目标是双线并行的，在完成企业业务发展目标的同时，伊利还确定了集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伊利每年会随年报同步公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否落实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目标，报告里都有所体现。

田丰：2035年规划目标既带来明显的挑战，也是很好的机遇。超大城市群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城市群，但是公共资源、公共服务会受到挑战，比如看病难、上学难、交通拥堵的问题。在交通领域，提升智慧网络效率是很重要的方面，在智慧交通城市管理体系中可以用到自动驾驶。在医疗领域，未来可以用AI+小型医疗设备更好服务于居家养老或者社区诊所。在教育领域，AI技术未来可能是每个人的必备技能，因此需要加强青少年的AI教育。

真正的创新是赋能全社会的开发者，让大家都可以用AI创造符合自己的生活需要、场景需要、生产需要的AI应用，“AI超算中心+物联网”的普及会让AI的应用更好更快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提高效率，而这也将带来公共服务效能的提升。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胡萌 程维妙 编辑 徐超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