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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后汉书(详解版)

《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后汉书(详解版)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前四史”的第三种,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范晔,字蔚宗,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公元398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即公元445年。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前四史”的第三种,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范晔,字蔚宗,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公元398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即公元445年。

范晔出身于晋代世族家庭。祖父范宁曾任豫章太守,以博学通经而名噪一时,著有《穀梁集解》。此书一出,汉魏以来注《穀梁传》者十余家之作尽废。因此,《谷梁集解》成为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穀梁传注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父范泰,东晋初年先后任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司马道子二府的参军,后投靠刘裕,深得器重。刘宋建立后,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成为新贵。范泰博览群籍,好作文章,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范晔从小就博览经史,善写文章,能隶书,晓音律。稍长后,过继给了伯父范弘之。成人后,范晔随父亲范泰投靠刘裕,不久成为刘裕之子刘义康的部下。刘宋代晋而立,范晔一度随檀道济北伐。彭城王刘义康入朝辅政时,范晔任尚书吏部郎,春风得意。不料,在刘义康之母去世后下葬的前一夜,范晔酒瘾大发,与弟弟狂饮,因而激怒了刘义康,被贬任宣城太守。从此,范晔郁郁不得志,只能借助写史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完成了《后汉书》纪传部分的写作,并与谢俨一起写作了《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等志。就在《后汉书》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有人向宋文帝告发范晔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不久,范晔被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后汉书》残而不全。

《后汉书》的记载起于光武帝刘秀起兵推翻王莽新朝,中兴汉室,止于汉献帝让位于曹丕,曹魏代汉而立,记述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完整发展过程,是一部杰出的私修断代正史。

全书共有九十篇。前九篇为诸帝纪,记录了光武、明、章、和、殇、安、顺、冲、质、桓、灵、献等十二帝的生平大事,是简要的东汉编年史。接续的是一篇《皇后纪》,它一改《汉书·外戚传》的体例,以纪的形式,集中反映了东汉历任后妃的主要事迹,特别反映了东汉最为突出的年少的皇帝在位、太后与外戚主政的历史现象,在现存《二十四史》中是唯一一例。

列传凡八十篇,既记载了西汉末年众多割据者的短暂称雄史,也肯定了东汉初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功臣们的伟业;既记载了邓、窦、梁、马等贵戚的家族史,也反映了日渐崛起的经学世家的发展史;无论是党人、名士,还是独行、孝子,无论是术士、逸民,还是鲠臣、列女;诸如拓边宿将、循吏酷吏、佞臣宦者、耆旧大儒都得到了关注和品评,大多文采飞扬,剖析入微,动人心魄,回味无穷。

《后汉书》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使其成就可与《史记》《汉书》相比肩。

就体例而言,《后汉书》创立了《皇后纪》。而且,范晔从“东汉尚名节”的时代精神风貌出发,也从他身为名门士族惯于品评的处世态度出发,十分注重专传的设置,并从其他若干家《后汉书》中吸取精华,加以发挥,创设了《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六个专传。

东汉自和帝时起,宦官与外戚轮番把持朝政。桓、灵时期,宦官弄权,民不聊生,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崇尚名节,评论朝政,直指宦官专权者。虽惨遭宦官势力的迫害与禁锢,但他们仍不甘屈服,恪守气节。《党锢列传》颇带感情地记述了这一党锢事件的始末,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而《文苑传》首次为擅长诗赋文章的文士集中立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的勃兴。《独行传》则专门表彰“特立卓行”的人,提倡恪守信诺、重友轻利、刚毅不阿的品德。

此外,《后汉书》对诏令、奏疏及文论的记载颇为详细,尽力搜罗,不惜篇幅,不仅保存了一批重要的东汉文献,反映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见解,也在一定程度表明了范晔本人的政治主张和史学观。

就史观而言,范晔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在对人物评述上,不把眼光只集中在将相百官的狭小圈子中,而对博学兼通、崇尚名节之人也尤为关注。所以他多采用合传或类传的方式,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身分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位名士的识人之鉴;还将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等五位庸碌圆滑的官僚合为一传,以讥讽他们的因循苟合,明哲保身。

他还专设《宦者传》,这与《汉书·佞幸传》有联系,却又有变化,也就是说,它不仅仅鞭挞宦者中的弄权者,也表扬宦者中的正直之士,如郑众的铲除外戚窦宪兄弟,蔡伦改进造纸术;又如孙程的耿直不阿,吕强的清忠奉公,表现出史家应有的求实风范。

然而,范晔的《后汉书》重文采,求简要,重门第,轻庶族,重政论,轻经济,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的隐而未彰,尚需利用其他史料来弥补。

最早为《后汉书》作注的人,是南朝梁的刘昭。刘昭可以说是承继家学,集合众家的《后汉书》来给范晔的书作注,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前所说,由于范晔的《后汉书》没有志,刘昭第一次把司马彪的《续汉志》分为三十卷,并进《后汉书》,且为之作注,流行于世。

唐高宗时,李贤被立为皇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召集张太安、刘纳言等人,在他的主持下注释《后汉书》。李贤注重训诂,《后汉书》注与《汉书》颜师古注相仿,水平也大体相当。所以上奏后,曾得到高宗赏赐。可惜李贤后来被废为庶人,张太安等人或被降职,或被流徙。注释虽初成,但未能认真校订,所以错讹疏谬,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李贤注也深受推崇,而刘昭所注纪传部分几乎散亡殆尽。所幸李贤认为《续汉志》非范晔原书所有,所以弃而不注,这样《续汉志》刘昭注才得以传世。

北宋初年,范书李贤注与《续汉志》刘昭注分别单行。到了宋真宗时,孙奭才建议把刘昭所注《续汉志》并入范书合刻传世。该建议被采纳,《后汉书》才具有今天这个样子。令人费解的是,孙奭竟误以为《续汉志》本身也是刘昭补作。明监本以讹传讹,把《续汉志》刻于纪传之间,并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武英殿本在众多学者的校勘下,仍沿明监本之误。中华书局点校本的问世,才在版本上正式予以改正。

司马彪的《续汉志》是其《续汉书》惟一完整保留至今的重要部分。司马彪撰史十分审慎,体例上极少创新。如《律历》《天文》《五行》三志,皆依《汉书》而立;《祭祀》《郡国》二志,名称虽与《汉书》之《郊祀志》《地理志》有异,但内容基本一致;《礼仪志》本于《汉书·礼乐志》,但舍弃论乐部分;《百官志》则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变表而为志,更切合事宜。

司马彪的著述取材广博,记事均有所本,言必有所据。比如《律历志》以光和中蔡邕、刘洪所撰《律历志》为本;《礼仪志》又以蔡邕根据胡广所定汉制而撰写的《礼志》以及谯周的改定稿为据,同时也参考了谢承的《礼仪志》;等等。正因为司马彪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文笔质朴,撰述认真,当书则书,不知者则阙,“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使《续汉志》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典章制度不可缺少的可靠资料。

《续汉志》中以“职官、舆服之制,尤为详备”。《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是研究秦汉官制的最原始材料,但是所记“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所述也较为简略,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司马彪的《百官志》恰恰弥补了这个缺陷。他以刘秀所定之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上起中央各官员及部属,下及州郡、县乡、亭里、抚边将校、王国、列侯、四夷之属。内容繁简得当,叙述极有条理,汉代官制于此一目了然。其价值不仅优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远胜其后的《晋书·职官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而秦代舆服之制,《史记》《汉书》皆缺乏明确的记载。汉初百废待举,改革舆服,一时难以纳入议事日程,因此一仍秦制。终西汉之世,服制并无重大变化,而具体细节,《汉书》也记载甚少。进入东汉,明帝据周代冠服之制,参酌秦制,制定了完备的朝服制度。通过《续汉志·舆服志》,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东汉之制,同时也为其后正史的《舆服志》,作出了榜样。

然而,司马彪对于某些重大的封建祭典,并非一味盲目地推崇。他认为还有比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民心。所以对待封禅之仪,他说道:“帝王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可以说司马彪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史家。

今天看来,《后汉书》无疑是研究东汉史的最主要的参考书。该书体大思精,内容丰富,仔细阅读,可以基本把握东汉史的发展脉络。

今天,我们在阅读《后汉书》之前,可以先读《资治通鉴》的东汉部分,或先读袁宏《后汉纪》,在看编年史的过程中,对东汉历史有一个简要的认识。然后再读《后汉书》全书,就会从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把握其精髓,吸取有益的营养。

此外,《后汉书》与《汉书》《三国志》都有记事上的重叠与交叉,所以有关两汉之际的记述应与《汉书·王莽传》等相关的内容加以比较,而汉末时期的史事,也应与《三国志》同一时期的记载相印证。而整体上更应与袁宏《后汉纪》作比校,从异同中发掘线索,以求获得更加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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