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史继忠：在茫茫“史海”中欢歌前行-米儿火

史继忠， 1937年12月生，贵州贵阳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获云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贵州文史丛刊》主编，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多篇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50篇，杂文、散文、随笔近百篇。退休后编过《飘移的视线》《贵阳百年图鉴》《触摸夜郎魂》三个大型画册，策划《发现贵州》电视栏目，主编《贵州导游词》。近十多年来主要研究中国及世界文化。

当今贵州最具知名度的史学家

点击百度搜索“史继忠”，一连串的赞誉纷至沓来，这些都记录着史老这么多年来史学研究中钩沉索隐、披沙沥金的艰辛历程。

早在1983年，史继忠便同省内史学家联合出版了《明实录·贵州资料辑要》，第一个把明代两百多年间有关贵州的史料和情况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个《辑要》找到了贵州历史的源头，许多过去模糊的史实和情况得以廓清，一部混沌迷蒙的贵州史在人们面前显得轮廓清晰、条理有序了。

史继忠研究以贵州地方史入手为经，以社会调查为纬，开始了长期不懈的“史海淘金”，逐一研究地方史包括的民族史、文化史、经济史，对贵州各方面的历史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陆续出版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贵州文化》《中华五千年文化探索》《贵州文化解读》《“龙”与“虫”的辨析——贵州人才生态环境的透析》《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等十多种书，约350万字，还发表各种论文150多篇，在100万字以上。同时，史继忠还与人合著了《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阳市志·建置志》《贵州省志·地理志》（上、下册）、《贵州瑶族》《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通史》《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等专著共计600多万字。

这些宏大、详实的史学专著是贵州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出版，是贵州六百年历史的系统总结，也是贵州史学方面的基础工程和系统工程。其中《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一等奖，《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获贵州1983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二等奖。

现在，虽然年逾八旬，但史老每天上午坚持写作，历经数年不间断，一直保持这样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艰难的史学之径

史继忠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多灾多难。1957年9月，史继忠成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新生，成为一名天之骄子。当时的四川大学，学校条件很优越，特别是历史系云集了当时中国史学界的十几位著名的专家教授，诸如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徐中舒、缪钺等，真可谓群贤毕聚，史继忠也摩拳擦掌，准备史海撷珠。

然而，正当他满怀信心向史学进军时，一场浩劫差点毁灭了他的人生梦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进入最难熬的最后阶段，21岁的史继忠正是成长之年，每天都处在饥饿之中，便忍不住动用手中系里种蔬菜卖得的一点钱，有时买一个黑市高价鸡蛋，有时买一个黑市的馒头来充饥，谁知这事被上纲为“贪污”，在毕业前夕怀着悲痛之情离开了学校，离开了钟情的历史学专业，甚至没有拿到一纸毕业文凭，被下放到开阳县顶兆公社改造，干最脏最累的活儿，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963年2月，适逢部队招兵，他进了铁道兵部队，来到了云南与贵州交界的乌蒙山区修铁路，开始了他另一段人生炼狱。当一名工程兵的日子并不好过，史继忠和战友们长年累月扎在山沟里，除了早晨出操或偶尔放假，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石头，凿隧道。史继忠这个弱不禁风的书生，每天承担超负荷的重量和持久的劳动，他的心灵也变得十分强健坚韧，经受得起超常的折磨和等待。在这人生的低谷，他时常默默地背诵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写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是从书中习得的这种坚强的信念支撑着他，为自己未竟的事业忍辱负重。

1966年初，史继忠转业了。历经千辛万苦，史继忠进了贵阳骨胶厂。虽说是厂，可是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史继忠便与同事们成天开山挖土，浇铸水泥，安装机器。史继忠做一行，爱一行，很快便掌握了生产普通骨胶和电影用明胶片的技术，即使在随之而来的动荡的年代，史继忠还是刻苦钻研技术，很快炼出了骨胶，还同几个一起“落难”的知识分子大搞骨头综合利用，从骨粉里提取磷酸氢钙、磷酸二钠和硬酯酸。史继忠还为厂里搞了一个科研项目——《杂骨综合利用方案》，获得国家燃料化学工业部批准，拨给了15万元投资，生产出了上述几种产品。当时，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受到好评。在骨胶厂12年的岁月中，史继忠正在向“贵阳市内化工界的专家和企业家”迈进的时候，命运又一次出现了变化。

那是1978年7月的一天，史继忠看到《贵州日报》上国家政策允许各高校招研究生，年龄放宽到40岁的一条不到百来字的小信息。史继忠感觉到“漫卷诗书喜欲狂”般的激动和兴奋。几度徘徊，几度思索，史继忠还是听从了他内心的呼唤，以40岁的“高龄”报考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教授的研究生。经过夜以继日的复习拼搏，初试合格后便到昆明复试。虽然有着昔日为人诟病的历史问题，但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方国瑜教授知道史继忠的情况后说：“这个人，落难这么多年，能够坚持到现在，不错。我认为应该取。”正是因为方国瑜教授慧眼识才和力排众议，史继忠最终被录取了，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云南大学，踏进了史学殿堂。

一名史学家的使命与担当

作为史学家，史继忠说如果没有历史的记忆，这个民族就是轻飘飘的民族。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他更关注现实，他说从现实中常常能够感受历史，而在历史中又能够感知现实。读史愈多，心中愈悬有史镜，愈能以古人前人之行事烛照今人今事，听其言复观其行。

他对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备宠至极，《史记》中所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为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家树立了标杆。在史老的一部力作《贵州瑶族》中，他克服重重困难，深入瑶族地区数月，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正是秉承这一宗旨，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坚守了一个学人的操守。

史老提出了“不能立说，不必著书”的治学观点。他认为凡写文章、著书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能“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有自己的心得，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史老负责主编的《贵州通史》，抛弃了以前贵州学者盲目堆砌资料的弊端。

《贵州通史》这部力作，囊括了贵州从远古到当代的所有历史，以令人信服的考古成就，道出了远古的贵州曾是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之一；它凭详尽的历史文献，描绘了贵州并不偏居一隅，而是较早与中原地区交流并接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实；它借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了贵州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并不总是落后，而是也有灿烂炫目的色彩，以无可争辩的史实，突出了从古到今贵州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誉为为贵州历史正名之作。

史继忠还秉承古为今用的史学理念，站在当代历史哲学和社会学高度，对贵州的许多历史现象、历史事实作了历史的观照和哲理性的升华。在著作《“龙”与“虫”的辨析——贵州人才生态环境的透析》中，史老以史学家的高度，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为贵州如何在“育才”“识才”“用才”“聚才”这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为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体现了老人对贵州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

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才能敢于质疑。所以，即便是今天，虽然已经80多岁的高龄，但史老仍每天依旧坐拥书城，对书钟情抚爱，须臾不离。史老还回忆自己当初在云南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读书生涯——当时云南大学有八个研究生，每人发20个借书证，每个证可借一套书，史继忠借书每次都用背篓去背。《明实录》有2700多卷，史继忠都一一借来，仔细阅读。为了史海撷珠，有利著述，史继忠还抄录了80多万字的有关贵州的史料，并兼及各种方志和专著，为后来编辑《明实录·贵州资料辑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老说，作为一个学者，还要敢于“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向权威挑战。当时他读到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人类文明是相互传递的，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由于文化的差异，冲突在所难免，但融合却是主流，多元才能让世界丰富多彩。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的观点。并就此写出了《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一书，于2004年4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