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江苏省常熟市虞山西麓白鸽下的翁同书墓（图片来源于《翁同书传》）

翁同书是大学士翁心存的长子、清末重臣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家族科名显赫、宦途显达，弟弟翁同龢与次子翁曾源均中状元，父亲翁心存与弟弟翁同龢均为帝师。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翁同书简任贵州学政，次年奉旨留任。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翁同书学政期满。翁同书在黔省长达五年，三次按试大定府（第一次为查考、第二次为岁考、第三次为科试），发现“水西多才”，并为《大定府志》作序，称赞大定府“名公巨卿，俊民耆德，后先相望，人物之盛，与贵阳、遵义相抗”。

三次按试大定府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巽斋，谥“文勤”。道光二十年（1840），翁同书进京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十七名中进士。是年五月，勤政殿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三年（1843），翁同书充广东乡试正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翁同书先后充殿试收掌官、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道光二十八年（1848），贵州学政丁嘉葆任满奉旨回京，翁同书因在翰林院业绩卓著，道光帝遂简派他来接任。七月二十一日（8月19日），皇上“召见于勤政殿”，并询问翁心存家居情况，“命同书传旨，趋令来京”，后翁心存再次入值上书房。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十八日，翁同书携带眷属（夫人钱氏、次子翁曾源、三子翁曾桂）赴任，十月二十五日（11月20日）行抵贵阳，二十六日接印，二十七日拜发奏折，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拜访了贵州巡抚乔用迁（字见斋，号敦安，湖北孝感人）、贵州布政使罗绕典（字兰陔，号苏溪，湖南安化人）等人。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48年12月7日），翁同书在致翁心存的家书中云：“黔中风物清嘉，食品奇贱。地主乔中丞、罗方伯等相待极厚，缺虽苦而用度尽敷。”（见《翁同书手札系年考》，以下引文同）

翁同书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地查考贵阳、遵义、大定三府，并接办三府诸生的“科考”。这是翁同书第一次按试大定府。他在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1848年11月22日）致翁心存的信中说：“定于冬月十日开考，首郡嘉平，按临遵义。”12月下旬，翁同书坐轿前往大定府，先后查考了大定府学及平远、黔西、威宁、毕节等州县学，前后费时10天。他在大定府所出赋题为“钧天广乐：梦游帝所乐奏钧天，赖有高楼能聚远”。在查学过程中，翁同书碰到毕节县学教谕具禀要求革除两名生员的事情，其理由是两生“不守卧碑”，翁同书认为理由空泛，驳令指实，亲自询问其他教官了解情况，认为两生“似可挽救”，使得两生免于革除，可见其惜才之心。

在毕节查考期间，翁同书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游览了青螺山下的文星阁、七星山上的诸葛亮祭星处，可惜武侯碑文经过多年风雨剥蚀，文字早已漫不可考。翁同书在威宁查考期间，当地官员告诉此地“匝月数变”“道途白昼盗贼横行”。为保证翁同书的安全，沿途州县派遣兵丁亲自护送。查考完威宁已临近岁末，翁同书返回贵阳与妻儿过年团聚。

翁同书第二次按试大定府，是在奉旨留任贵州学政的第二年。道光三十年（1850），翁同书岁考安顺、兴义、大定、遵义等处，六月回省又出按思南、石阡、镇远、思州、都匀等地。翁同书何时抵达大定府？在大定府待了多长时间？翁同书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详细记叙了岁考大定府的事情。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50年3月7日），翁同书在安顺岁考时，写信给父亲，告知岁考的计划：“考安顺后，渡盘江考兴义，还考大定、遵义，是为上游四郡，约六月初回省。”他又在二月十三日（3月26日）致翁心存的信中说：“男定于十一日起程，因俟文书，恐尚要缓数日，回省约在六月初。”

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1850年5月15日），翁同书在致翁同龢函时，告诉前往大定府的事情：“四月初四日安平县行馆。明日可到清镇，初十日可到大定。”在这封长信里，翁同书还详细叙说省署、考棚、幕友等情况：“至清镇，距省才一程，折而赴大定，而遵义皆其才薮矣。黔中幕友二人已足，省署之小，亦天下所无。沿途及他处考棚皆狭小，故兄不敢多延幕友。前者严亲屡责以人少，金师亦为兄虑……明日由省至清镇，同往大定。两郡阅文，黔中主宾向住一馆，从无四友之事，不知若何位置，而修金之竭蹙，则又其次也。”他还谈及贵州拔贡生赴京考试的事情，并对其进行点评：“贵州拔贡想已陆续到都。李炘负才，字学褚颇可，而狂行不逮文。谌焕模、欧阳泰、赵宜煊（原籍上海）、周锜、邱永丰（极孝）、刘廷俊（富而好礼）……”最后嘱咐翁同龢对谌焕模（号芸书，织金人）给予帮助——“谌生焕模如未得馆，可略周之。伊甚贫，念之不能置。”《翁心存日记》第二册第792页记载，道光三十年四月初三日，来自大定府的拔贡生谌焕模、章永康（字子和，别号瑟庐）等人前来拜访翁心存。

根据翁同书在家书里的记载，他于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十日（1850年5月21日）抵达大定府，四月二十六日离开大定府往遵义，在大定府待了整整17日。在大定府岁考期间，他曾写信给翁曾源。此信不长，照录于此：

数日前得汝禀……初九日所发，知署中平善，欣……至□字在信札中尚无妨，然毕竟宜避，足见汝之细心。已告枬生矣。二金君阅文尚好，毕竟多两友，便看得从容而速，我可以早看些。今日已考毕第二场文童。此间武童二千馀，必须廿六日起马（可薙发矣）往遵义。今将谕单等……即赴遵义房，并谕其一切……勿……往还，查出必究。伊可在黔西会齐□候我，须由此折回至黔西也。所取人才颇佳，第一乐事。身体甚好，天气晴而多风，屡见好月色。此问合署好，不一。四月十六日大定试院。

这封信写于道光三十年四月十六日（1850年5月27日），叙述了在大定府岁考的情况及对儿子的关心，家长里短，饱含父子深情。

翁同书认真履职尽责，对岁考严肃细心。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七日（1850年10月2日），翁同书在写给翁心存的家书里说：“署中……理岁试报部册□九月底□□□□才十月内拟出棚，□遵义、大定，即旋省。黔省所有下游各属，均于岁考广额，其上游则在科试举行，均与部覆相符。所有公事，均细心检点。”这也在翁同书于各地巡考时随手记下的《使黔杂记》里得到充分体现。《使黔杂记》对考试规则、官场风气、黔中风土、生活细节等作了详细记录，生动还原了学政工作的细节。《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四期）载有《翁同书〈使黔杂记〉》，对其进行整理。

翁同书第三次按试大定府，约在咸丰元年（1851）冬。《翁同龢年谱·巽斋自订年谱》记载：“咸丰元年冬，翁同书‘科试遵义、大定’。”咸丰元年十月十六日（1851年12月8日），翁同书在写给翁心存的家书里云：“男定于十九日往遵义、大定两郡……可竣事。”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日（1852年2月9日），他又在致翁心存的家书里云：“男于十月二十日出省，按试遵义、大定两郡，照例广额试……兼获隽材。惟大定为水西地，奇寒彻骨，风雪漫山，试毕遄归，于十一月廿七日抵省。”在这封家书里，翁同书还说起大定府的劫案和黄宅中（字惺斋，号图南，山西河曲人）卸任贵西道、转任浙江杭嘉湖道的事情：“曹子祥（署大定守）处之信已递去，子祥□以男之上疏为多……新有劫案□□严批勒缉，久之未获，而续有劫伤，竟不能无惴惴。本任黄惺斋年丈卸西道篆，即引疾，留之不可。此缺应子祥题升，今有盗案，未获得否，未可知也。”咸丰元年（1851），57岁的黄宅中擢升贵西道，左腿痛于风湿，陈请病归未准。是年九月，黄宅中奉旨授浙江杭嘉湖道，十一月卸事自黔起程。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翁同书学政期满，因病伤寒，向接任者黄统（字伯垂，广东顺德人）交卸手续后未能及时起程复命。咸丰三年（1853）正月，翁同书携带家属由蜀栈北上回京述职，途经成都时接到谕旨，驰赴扬州琦善江北大营听后差委。咸丰八年（1858）任安徽巡抚暂办安徽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因寿州失守，充军伊犁，同治四年（1865）死于甘肃花马池（今属宁夏盐池县）。

为《大定府志》作序

翁同书提督贵州学政期间，“几年间数巡黔省各地，观风阅课，审阅地方志书，任内虽无宏绩，亦可谓有功黔省文治者。”（见《翁同书〈使黔杂记〉》）清代西南大儒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曾赞其“五年化雨，膏遍山国。比来学者，多知为文，宜略识字。北江（洪亮吉）导古学于前，先生倡小学于后。”当地官绅士子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自歙县程春海先生后无与比也”。由于他“以经义提倡”，一时黔中“士民翕然向学”。

翁同书对毕节文化教育事业功不可没，在按试大定时发现大定陈世彬（字藻洲）、平远谌皆模博学能文，遂推荐给大定府知府黄宅中，并以苏轼《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之韵作诗一首，诗曰：“牂牁险关西南天，颇有人才如倚相。两生从谁受诗法，蜂蜜能将百花酿。尹珍傅宝今岂无，真赏差免遗贤谤。少年文章有收尾，论衡早入中郎帐。名驹已喜高籋云，孙竹行看巨如盎。丰城双剑莒二鼎，培获深蒙使君饷。”（《按试大定，有大定陈世彬、平远谌皆模皆以弱龄补弟子员，水西多才，独奇两生，用东坡诗送碧香酒与赵教授韵，柬黄惺斋太守》）后来，陈世彬不负众望，历保至知州，以知府升用，并赏戴花翎。丁宝桢（字稚璜，织金人）任四川总督时，素奇其才，将大用之，遽卒于广安差次，年仅51岁。而谌皆模英年早逝，未婚妻陈枕云（陈世彬之妹）终身未嫁，有《滴碎愁心集》传世，这是后话。

翁同书于毕节最大的贡献，就是审阅、鉴定《大定府志》，并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应邀为《大定府志》作序，对此志十分赞赏。

翁同书与《大定府志》的纂修者、大定府知府黄宅中交情深厚，称呼黄宅中为“年伯”“年丈”，足见其对黄宅中的尊敬。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日（1850年8月27日），翁同书在致翁心存的家书中云：“黄惺斋年伯进京约出月初动身，有银信托伊带上。”翁同书查考大定府时，黄宅中未资以路费，“大定无程仪”（见《使黔杂记》），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金沙县新化乡龙井村的黄母安氏墓碑上，刻有翁同书与黄宅中的印章及题词，这也是两人友好交情的见证。《大定府志·卷之三十三·俊民志二》记载：“大定里民黄凤灵妻安氏，道光二十八年（1848）举百岁，未旌。知府黄宅中给以‘懿寿期颐’。”道光三十年（1850），翁同书题词“人瑞女师”；黄宅中题词“懿寿期颐”，题联“婺焕扶辉从前燕翼堪詒穀；龙飞凤舞佇看鸾殿下金题”。

翁同书曾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对黔省史志情况了如指掌。他在序的开头开门见山地写道：“曩备员史馆，与修《一统志》，见滇黔二省纪载弗详。盖地居边徼，志乘阙如，载笔者无所资以考证也。及奉命视学黔中，考牂牁江之为何水，且兰汉县治之为何地，而综稽众说，言人人殊，于是叹地理之茫昧，莫甚于黔中矣。”

翁同书读书过目成诵，著有《药房诗文集》《文勤杂著》《巽斋奏稿》《巽斋杂志》，尤长于治史学，国家图书馆藏有翁同书题跋批校善本70余部。他视学黔中后，十分注重方志的作用，曾在《使黔杂记》里摘抄清代著名学者、贵州巡抚田雯（字紫纶，号漪亭，自号山姜子）的《黔书》，也对清代著名文学家、大定府知府姚柬之（字佑之，号伯山，又号且看山人）的《牂柯郡考》《汉武陵犍为益州牂柯四郡考》《重修贵州大定府治记》等进行研读。“大定府境，不审古何地也？姚伯山先生守郡，尝为文考之，以为古夜郎侯国，在汉为犍为郡，其言绝辩核，以理考索，其或然欤？”简要介绍《大定府志》的情况和作序缘由：“郡旧有志，简陋不足观。黄惺斋先生来守是邦，重为搜集，别之为内外篇。内篇为卷四十，其目七：曰典礼、曰疆土、曰治地、曰惠人、曰俊民、曰经政、曰旧事；外篇十卷，曰文征，而以旧志序录附焉。书成，嘱同书序之。”

翁同书认为：“窃惟大定，旧为水西地。水西安氏，起自三国，迄于明代，其事备见前史。我朝仁育义征，荒服詟息，于是改土归流，去宣慰使之世官，俾率编氓以受长吏之约束，水西安堵，无复后患，此则黔事之大者，不可以无述。”他充分肯定大定府的文风，不仅在《使黔杂记》里借“钟同年汉章”之语云：“文风遵义第一，次大定，次省城，安顺、平越亦尚去得。”（《使黔杂记》详细记载贵州各府学额，大定府辖三州一县，学额为85名，仅次于学额为100名的贵阳）还在《大定府志·序》里云：“而大定自入版图以来，名公巨卿，俊民耆德，后先相望，人物之盛，与贵阳、遵义相抗，尤方志之所宜详。”

黄宅中任大定府知府时，“日黾勉于吏职，听讼催科，勘验缉捕，旰宵辘辘，无暇时也。”（见《大定府志·跋》）翁同书对黄宅中在大定府的政绩给予高度赞扬。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1850年8月11日），翁同书在致翁心存的家书中云：“黄惺斋年伯守大定，治绩卓然，清狱讼、育贤才、纂郡志，直是汉之文翁。男每念此人，不登荐剡，是无公论，果为丽泉尚书及中丞疏荐。”咸丰三年九月（1853年10月），翁同书在致二弟翁同爵（字侠君，号玉甫）的家书中云：“又闻有作三耳之论者……舫、黄惺斋、姚石甫、邹钟泉，皆一时名人□谓荐……圣人求贤若渴□意也。”在这篇序里，翁同书高度赞誉黄宅中的功劳，称黄宅中的治行比肩巴蜀郡守文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并把《大定府志》与《华阳国志》相提并论：“一旦博稽故牍，勒为成书，洵足称快。然非先生勤于吏事、勇于有为，乌克睹斯盛举哉？政事之兴废，视乎其人，于此志也，得其概矣。汉时巴蜀文学最盛，说者谓赖文翁之教。而常璩《华阳国志》，甄叙贤达，下逮列女，亦载记中之善者。今先生之治行，足追文翁；而是书体裁尽善，庶几常璩之流。”翁同书谦称“忝輏轩之职，乐观是书之成，故不辞而为之序”，预言《大定府志》“他日上之史馆，比于古者行人之所献，未必不足以供采择”，并且肯定地说：“博雅君子，其必以余为知言也夫。”

《大定府志》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月，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行，书前有序三篇，第一篇为云贵总督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福建侯官人）所作，第二篇为贵州巡抚乔用迁所作，第三篇为翁同书所作。翁同书的序博赡肯綮、饱含深情，虽不及林则徐的序骀荡疏宕、辞致雅赡，亦为《大定府志》增色添彩。（本文写作参考了《翁同书传》《翁同书手札系年考》《翁同书〈使黔杂记〉》《大定府志》《大定县志》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