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王燕玉逝世二十周年，恰好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贵州学者文丛·王燕玉文选》也出版了，这是父亲遗著，是继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辑的《贵州文化老人丛书·紫巢文存》出版后的又一个著作集子。每每翻看父亲的遗著，都让我获益匪浅。父亲一生浸研究贵州古代史、近代史、贵州方志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古籍文献等，他的成就令我望其项背，也正是父亲对贵州历史文化的执着与热情，感染了我，让我走上了研究贵州地方史志、贵州文化的道路。在深切怀念父亲的同时，我也想再写写他 ，以此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

父亲谱名世朴，字燕玉，以字行。1923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十三）生于遵义县东乡乐安里龙渊村（今红花岗区新舟镇沙滩村永丰组）。我们家族入黔始祖于明末由四川泸州迁播，居遵义东乡龙渊，故称龙源王氏，至我祖父时已历十世。我们这一支中的六世祖王恒，字咸斋，在清乾隆时期，曾任职浙江平湖县，有政绩，主修《平湖县志》。其长子即我伯太高祖王青莲，字希白，号香湖，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故习称“王翰林”，曾历官浙江、广东等地，在转任山东布政使（未到职）时，因病逝世于广东，归葬绥阳牛星山，20世纪70年代迁葬龙渊村鹿子坡祖茔。王青莲弟王青黎，字吉人，号梧村，即我太高祖。父亲幼蒙庭训，秉承家学，随我祖父习字作文，后入新式小学学习数年。即长，本应升初中读书，祖父觉其根底尚浅，遂命赴沙滩师从黎梓字丹艧先生学古文辞，遂停新式教育。时黎先生已不收徒，但因王黎二姓有近三百年交谊，故破例收父亲入室，日授《说文》，听讲《左传》，诵唐宋以降各家诗词文章，以及其他传统文化，一年有余。沙滩黎氏虽迟于我们家族迁居遵义，但清咸同以后，我们家族累遭兵燹，家道中落，故黎氏在文化教育方面后来居上，沙滩亦成为遵义在清代后期一方文化发祥之地，并形成沙滩文化现象。当代已故著名诗人黎焕颐先生，即父亲之同门师兄弟。

1939年9月，父亲考入遵义豫章中学读书，后又就读省立遵义师范学校。1942年得保送贵阳大夏大学附中，不久转遵义县中高二年级，遂以“燕玉”一名行世。在遵义城区的这段时间里，父亲得国学大师黄侃弟子、名师朱穆伯先生指点和垂爱，学业大进，曾言“开拓学术视野，实由于朱先生”。1945年3月，朱穆伯先生受聘国立贵州大学，父亲遂经其介绍入贵大先修班就读，9月升中国语文学系，“乃定浸研学术、渗涉文史哲社科各门之志”。大学期间，又得贵州宿儒、贵大教授谌湛溪、张汝舟、田君亮、赵伯愚、汤炳正、李独清、张玉麟、杨文山诸先生教诲，课余又参与贵阳名流杨覃生、柴晓莲诸先生组织的 “花溪诗社”，集会吟宴，习诵诗词。

戴明贤书王燕玉咏怀授业恩师汤炳正先生诗。

1949年秋，父亲从贵州大学毕业回到遵义，应邀为豫章中学文史教员。是年11月遵义解放后，遂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转任遵义四中语文老师，兼上历史课，后来担任过遵义四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和遵义市语文联合教研组组长。他所授课程讲述方式方法新颖，简易通俗，加上知识面广，为历届学生所欢迎，所教过的学生至今难忘。我的一位姑母也曾是父亲班上学生，她多次给我们说：你爸爸上课，从不看备课本，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我们在下面听得滋滋有味，写的粉笔字漂亮潇洒，这么多年后想起来，那情景还历历在目。听了姑母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们甚为神往，觉得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听父亲上课的机会，很是遗憾。

父亲上课的情况我是不知道，但隐约记得小时候在他的房间里，看到过泡茶叶的杯子里，泡好的茶叶是满满齐到杯口；抽屉里的烟盒纸总是很多，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里面（父亲有一个好习惯，他有过的任何纸片，不论大小，都是折叠成一叠存放，从不乱丢，就是用过的大小纸币，也是这样）。后来才知道，父亲备课经常到深夜，茶和烟提神。母亲说，他的哮喘病和肺气肿根源就是那时落下的。

遵义四中的一位老教师，叫余泽坤，也是父亲教过的一位学生，现在也是70多岁的老人。余老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动情、生动地描述了我父亲在遵义四中上课时的情景：“无论是就学识的渊博而言，还是就影响的深远而言，王老师都称得上文史界的领军人物，当然算得上四中语文组前辈中的大鳄。授课的风采是一般教师可望而不可即的，一是口才一流，不仅口若悬河，深入浅出，而且语句幽默，趣味横生；二是记忆力惊人，从不翻看教材资料，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无论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明清杂剧小品，还是历史人物、社会杂谈、风俗掌故，或随口背诵，或信手拈来，学生大呼‘神奇’，用今天的热词说就是‘太震撼’；三是一手漂亮的板书，行云流水，内容则提纲挈领条理分明别具一格。每逢他的课，学生都提前端坐教师静候老师，准备享受一席丰美的精神大餐。但见王老师翩然而至，手捻两支粉笔，肩下夹一本从未见他打开过的教科书，于黑板上写下标题，便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地授课。”

父亲的另一个学生、贵州当代知名作家石永言老师也赞誉父亲所上的课“达到一种化境”、“大家如沐春雨如坐春风”。在父亲去世前，我姑母和他的一些同学一起来看望父亲，摆谈起当年的情景，师生兴致热烈，很是高兴，父亲也好像回到他在遵义四中上课的时候，露出自生病以来少有的笑容。

1963年，父亲接受省教育厅调令，到贵阳新创办的贵州函授学院任语文组负责人，该院主要工作是培训全省中学教师和中级干部，教师有时还要到地州市县下面给学生讲课。后来我到一些县市出差，遇到一些人，他们知道这个关系，都对我说：“我听过王老师的课，印象特别深，王老师的课讲得真好，我们现在都还记得”。父亲在贵州函授学院一直任教至1970年。

1971年，贵州函授学院撤销，父亲调贵阳师范学院（即后之贵州师范大学）附中，任职语文教研室。1973年8月，师院历史系“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急需教师，父亲乃调入该系，自此转入大学任教，以后相继任历史文选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担任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贵州历史教学研究会（贵州省教育厅主管）理事长，1991年从贵州师大退休。

父亲在历史系主要担任中国历史文选课的教学，也讲授中国古代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先后教过的有1972年至1979年7个年级。该课程教材为《中国历史文选》，但父亲认为，贵州院校应适当结合贵州古代历史的几个大阶段以及本省中学现实状况来讲课，故他没有用国内其他兄弟院校所编现成讲义，选择了一些与贵州历史发展有关系的文章，自行编写讲义，最后选文28篇，对文章进行标点分段，自作注释约6篇，自作现代汉语译文的4篇，其他篇采用前人注释，但有所增损改动，这本讲义约30万字。另外，他还编写绘制辅助资料三种：一是《中国历史文选教学辅助资料》，内容包括《汉字字略》《文言虚词释例》《字辞典举要》《中国史籍简介》四部分， 二是《中国历代官制表》，三是《中国历史文选地图集》，自绘地图21幅，随讲义附发。当时，大学教育在劫后重开，教材缺乏，故父亲这些自编讲义和辅助资料，在历史系当时的教学中起到很大作用，省内其他学校也借鉴参考。我在贵州大学学习时，也曾把这些资料带去，给班上的同学们看。多年后，父亲在这些教材基础上，增编补充成《中国文献学综说》和《中国历史要籍介论》两部著述，先是在贵州师大内部出版，前者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现这两种著作均收入《紫巢文存》中。

《紫巢文存》

在教学同时，父亲参加了学校及历史系组织的重点项目贵州史的研究和《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两本书的编写，撰写其中的历代疆域部分约4万字，绘制疆域沿革图15幅。此外，从1977年至1980年底，父亲个人撰写的专题论文就有14篇约24万字，先后发表于本院学报和省内书刊。他还参与贵州省研究夜郎重要文论集《夜郎考》之一、之二的撰写、编辑、定稿、出版。在贵州师大期间，父亲作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会会员、理事，多次参加该会的历次年会活动及《中国历史文选及附录》《中国史学家传记选注》两部书的编选和注释，撰写发表了《〈汉书·地理志·牂牁郡〉疏》《从〈四裔考〉看〈文献通考〉优于〈通典〉》《〈史记西南夷列传〉注疏》《徐松和〈西域水道考〉》等文章，撰著《鬼谷子注本点校附辑佚》。

社会科学领域，历来是文史不分家，教学与研究也是相互依存的。父亲大学期间，就撰有《略谈故乡的学术文艺》《论〈毛诗〉周南召南多设言之辞》《论〈楚辞〉文体要及其不可名骚》（载遵义《播风月刊》）等论文。在遵义四中任教时兼授历史课，故从那时起，他就介入贵州地方史的研究。1958年，受遵义市政协和教育局委托，他圆满完成辅导北京大学历史系前民主德国留学生胡伯坚来黔考察近代史上太平军石达开至黔北和贵州号军起义史料的任务。自20世纪70年代起，父亲开始贵州地方史、方志的系列研究，并成为新一代研究贵州地方史志的先行者之一。

1977年，他撰写并刊载于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的《夜郎沿革考》一文，开当代贵州史专题研究之先河。之后的20余年，父亲撰写发表的《夜郎沿革考》《牂牁沿革考》《殷周鬼方辨》《略谈古夜郎历史线索和地域》等一系列文章及《贵州史专题考》《通鉴黔事辑证》《贵州省方志浏览记辨（侧重地理沿革）》《治书管窥录（侧重贵州史志地理）》等多部有关贵州历史书籍的编撰出版，带动和活跃了贵州学术界开展夜郎、牂柯等古史研究的气氛，也是父亲对贵州地方历史研究作出的贡献，为此，他付出了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是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后来也开始并热爱地方文史研究。父亲曾对我说过：“贵州的学人，因为囿于条件的限制，研究全国性的课题不大容易出成果，所以你们以后如能踏踏实实地把贵州的历史研究好，就是对地方做了一件好事。”他还说：“我自己的研究也是在前人的启发和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的，比如说贵州著名乡贤郑珍、莫友芝及后来的任可澄、李独清等先生，对鬼方、夜郎、牂牁等贵州古代重大历史的研究，就是为后人提出了持续研究的课题，我做的就是前人还没有全部完成的事，你们应该一直做下去。”父亲的这些话影响和打动了我，也是我从事地方历史文化工作和研究的动力及原因。但我很惭愧，辜负了父亲的嘱托，没能像他那样，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也没好好地做这项工作，是我的一个遗憾。

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开展，如火如荼，贵州亦方兴未艾。父亲受省市有关方面的邀请，与当时的一批学人也进入这一新的领域。他和秦天真、王虎文、安毅夫、赵德山、赵西林、吴志刚等省市领导，王萼华、陈福桐、杨祖恺、史继忠、张桂江、朱文华、邓永章、何静悟等一批专家学者，为贵州省第一轮新编地方志的编纂，费尽心血，使贵州的地方志编纂工作，进入全国的先进行列，贵州的成就，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专家誉为“熏风南来”。他撰写的《方志综论稿》《方志刍议》《章学诚的“三书十议”》等系列文章发表后，给贵州乃至全国的地方志工作者极大的帮助，使许许多多不懂地方志的文史工作者，逐步地成为编纂地方志行家里手。

父亲还参与了《贵州省志》《贵阳市志》及部分地区、市县和各种专业志的实际指导工作和培训，为贵州省新编地方志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和主张。当时我也在贵阳市志办公室工作，除参与和协助各专志的编撰外，还参加《贵阳市志》大事记、人物志的资料搜集和撰写，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地方志人物传的撰写，除一些有名的人物外，你们要多搜集那些平凡的、普通的但为地方做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父亲的这一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工作中努力去争取做到。他还专门给《贵阳市志》中的军事、体育、文化新闻、宗教、文物等专志写序，撰写文章评介《黎平县志》《雷山县志》等新编志书，给参与这些志书编写的同志们极大鼓励。父亲曾担任过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委员、贵州地方志协会副会长、顾问，贵阳市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贵州省志《交通志》《水利志》和一些县市志顾问，他为贵州新方志的发展付出辛勤劳动，受到方志界同仁的尊重。

父亲幼承家学，从5岁起作诗吟对，“既治经以通诗，又好文而喜咏”，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文赋格外喜爱。他青年时代得黎丹艧先生传授；在遵义受朱穆伯、万苏黎等先生钟爱，交友吴万钟、陈庆锡、唐尔钧、陈福桐等，“酬唱辞章”；大学期间，除正式接受课堂教育外，又受时之师长任通伯（教务长）、钱子厚（中文系主任）、李独清、谌湛溪、张汝舟等教诲和省垣宿儒前辈杨恩元、张彭年、唐尔同、柴晓莲等的熏陶，传统诗词方面卓有成效。

20世纪60年代到贵阳后，又结识李大光、王萼华、宋 森、涂月僧、卢雨樵、刘顺慈、赵德山、赵西林、王得一、易舜凯、黄 源、杨 石（适）及遵义居筑的萧之亮、杨祖恺、陈福桐等文中挚友、诗坛耆旧，在闲暇之日，聚会结社、分韵吟咏，得存诗词甚多，数十年间共有诗词及联语 1000余首，编为《倥偬诗存》《偶忽词存》《联语偶存》（多数收入《紫巢诗词文集》中，有些亦选编入《紫巢文存》附录）存世。

90年代中，父亲在久卧病榻的最后几年里，还写下祝贺香港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十周年等数十首诗篇。在贵阳与王萼华、赵西林、朱曦合集出版的《四弦集》中，收录有父亲最具代表性的《冬居咏史绝句》20首、《外文杂咏绝句（选）》40首、《黔咏绝句故实》40首，时人评为“典型的学者之诗，以诗为论，剥肤到骨，冷隽深至，燃犀烛怪，具见学人的眼光和本识。” 他的诗词被省内诗词界誉为“韵律和谐，格调高雅”之作， 认为其境界深远，题材广泛，对仗工允，韵典完美，既有本身家学渊源，又吸取了中国历代诗人的精华，更得到黔北“沙滩文化”大儒的传授和严师挚友们的扶植，经多年磨炼，已达炉火纯青境地。父亲的《外文杂咏绝句》，作于20余岁，共写五言绝句171首，咏颂世界25个国家176个文化名人，有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雪莱、莫里哀、巴尔扎克、小仲马、左拉、普希金、易卜生、泰戈尔、马克·吐温等，评者认为：在他的笔下，这些外国名人，个个栩栩如生，得到了中国文化形象化的描写，这是一个学者中西兼论、敢于发挥的独到之处。

另外，父亲的《黔咏绝句》82首，以七言绝句体，吟咏贵州异闻轶事、故实人物，是他阅览古籍文献及地方志百余部后所得。该组诗作于1957年，其自序曰：“冬月入仲，气温大降，昼间陷于运动，夜归甚冷，当炉坐遣泛之黔中文献，作绝句代记，意在猎奇取能赅括，不计工拙焉”，诗意表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胸襟和渊博的知识。

此外，父亲用中国古体文写的《国立贵州大学校庆祝辞》（唐宋正言体）、《吊屈原赋》（楚辞体）、《时对》（汉文体）、《论诗之起源及本质》（魏晋骈文体）、《弯腰公传》（唐宋散文体）、《文章策问》（唐宋散文体）《播风学会募捐启》（明清四六体）、《贵州大学美术社展览通柬》（明清小品体）等10余篇文章，是他遗著中仅存的古体文章。这种文章对我们来说，已很少看见，不容易读得懂，现在学校的中文系可能已没有教授这样的课程了，可称为纯真纯厚汉文化之表现。因父亲史志研究成果后来居上，几乎掩盖了他中国传统文学功底和古典文学方面的造诣。父亲古典文学这方面的天赋，我是一点没有继承到，很是遗憾。

父亲逝世后，留下的从民国时期到晚年的大部分遗稿即成册（篇）手稿、零散笔记、照片等280余件，遵照我母亲遗言，均捐赠给贵州省遵义市图书馆，现该馆专辟 “王燕玉专柜” 收藏，所遗部分图书资料亦捐给贵州师大图书馆。

作者：王任索，王燕玉之子，从事地方史志、历史文化、地方历史人物研究和地方古籍文献整理、研究40年。历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编辑、副主编、主任，文史研究处副处长、处长，副巡视员；曾任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贵州地方志协会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