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欧美主要作为一个批评流派和一种理论批评方法存在并发生影响。国内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是新时期文坛引人注目的文艺现象，它是在国内外多种批评理论和创作实践所构成的复杂环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国外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氛围、新中国30年历史文学实践、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实验活动共同构成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实语境），其兴起离不开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启蒙现代性历程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同时期由先锋派、寻根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等汇聚而成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活动以及“重写文学史”文学批评运动都与新历史主义保持精神上的亲缘性和方法策略上的通约性。在创作上，“新历史”之“新”表现为，被书写的“历史”已大多不是重大事件，而是“正史”背景氛围下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历史”往往被处理为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个人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暴行的牺牲品，因而这些创作总是带有一种沧桑感，一种个人经验的抒情诗体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点主要体现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单线历史的复线性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通过对历史的重构、颠覆、解构，实现对中国启蒙现代性历程的批判性审视，对“历史本原”的复归和找寻，对官方话语历史叙述的超越。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无疑构成了当代文学主潮的一个核心，事实上，8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与这一思潮相联系。

以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为切入点审视莫言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创作上的一种回归：以《红高粱家族》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滥觞，到《丰乳肥臀》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典范，再到《檀香刑》延续“五四”启蒙历史主义主题重返历史，莫言的创作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彼此推动和策应，相互对勘发明，又不限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发展历程中必然的迷失与媚俗。

作为“新历史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之一”，《红高粱家族》典范地体现了一个必然和重要的过渡：从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的过渡。当时寻根文学逐渐落潮，其自身的困境愈见明晰，在这种情况下，降解庄严的文化启蒙使命和改用纯粹诗学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从“文学主题”转向“历史主题”，成为莫言的写作出路。《红高粱家族》有一种鲜明的反正统道德倾向，这基于莫言小说在历史意识与美学精神上的民间化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指向对所谓“终极真实”的追求，它所要体现的是个人生命意志对历史的投射，这为《红高粱家族》带来了新的写作视角：一是人类学视野对社会学历史观的彻底取代，一个“生命的神话”取代了“进化论的神话”，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为人类的生存斗争，以生殖、死亡、战争等生存母题瓦解了以往正统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二是实现了历史主体的“降解”，红高粱地里半英雄半土匪的余占鳌成为主角，“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成为边缘配角，原本文学叙事传统的“中心”与“边缘”被颠覆了，伴随着这种颠覆，莫言确立了以酒神意志为核心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哲学与美学；三是民间历史空间的拓展，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对现代中国历史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红高粱家族》复活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它的“野史”笔法、民间场景的拼贴，对应了福柯式的反正统历史和暴力化修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编纂法”，在一个以民间叙事为基本构架与价值标尺的文学历史空间中自由叙述。

张清华将《丰乳肥臀》视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认为其通过“母亲”——上官鲁氏的生命历程，全景式地再现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首先，这是一个作为“民间”化身的母亲，是“人民”的集合和化身，被无法抗拒地裹卷进了政治舞台，与20世纪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发生众多联系，是20世纪中国苦难历史的承受者和收藏者。在她身上，莫言形象地阐释出20世纪中国主流政治与民间生存之间侵犯与被侵犯的关系——中国的近代历史，因政治、战争、文明冲突而受难的，不过都是底层的百姓们自己。同时，这是一个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上的“大地母亲”和“生殖女神”：她是自然、生命、人伦的化身，本能反对的是战争和政治，她所持守的是宽容和人性，反对的是道德和正统，她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伦理”的历史，充满了传统道德无法容忍的乱伦、野合、通奸、杀公婆、被强暴甚至与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对“杂种”，但这一切反而更显示出她不朽的母性，正是这一母亲形象使《丰乳肥臀》成为伟大的小说。“历史的人类学视野”，或者说“历史与人类学的复调叙事”是《丰乳肥臀》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最重要的特征，人类学的视角打破了历史的伦理学与社会学视野的框架，使莫言得以建构其反伦理、反进化论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诗学，从而使其叙事获得超越阶级和政治伦理的可能。

不可否认的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一种悖论性处境，在文学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颠覆大历史与陷入小历史的相对主义、历史的心理情感化与历史不可知论、坚守意识形态边缘与迷失在边缘之间徘徊，对于边缘性、偶然性的强烈兴趣，固然可以使其历史书写洞察历史某些久受压抑的心理情感和深层人性内容，但往往也将其禁闭在自身的历史语境之中。对于历史的解构最终必然放逐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大厦的轰然坍塌也使新历史陷入困惑之中。当新历史主义者亲近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文外无物”的观念而走向对历史主义的颠覆时，他们实际上已被封闭在能指符号的转换链上，无意于、也不可能再去企及那最终的所指——那个“非叙述的、非再现的历史事实”。这是中国表现为作家以集体进入“历史”的方式解构和颠覆了一切可能的历史，将历史的精神性和神圣性消耗殆尽，甚至走向对于大写历史的“负模仿”。事实上，各种小写历史正是由于与官方大写历史之间的“差异性”而获得价值，那么，它们也会因大写历史的坍塌而丧失价值。

新历史主义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达到到大写历史的“超越”，而不仅仅是“取代”大写历史或沦为大写历史的“笺注”。阐释历史是人们占有自身当下生存意义的本体行为，新历史主义者对历史偶然性的迷恋，显示出他们深刻的历史焦虑和历史认同危机，折射出的是他们在现实面前的软弱无力。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历史主义进入历史的意义是可疑的。专意书写小写历史的做法，不但使自身陷入价值相对主义，而且最终陷入历史相对主义。

与《红高粱家族》不同，也写普遍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不同的是，在《丰乳肥臀》中，莫言表现出了更加现实和谨严的历史主义倾向，没有回避当代历史的情境和各种复杂的政治险境。历史的整一性与历史的“拼贴法”结合，用上官家族众多人物的命运同20世纪中国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德国入侵、民国新政、日军侵华、国共斗争以及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一直到90年代的市场经济——一一持钩起来，各种政治力量、文化因素逐次登场，试图呈现一个世纪的历史的巨型构架与宏大线索。同时，这种巨型的历史构架又是通过个体和历史的边缘景观来构造和呈现的，以丰富的边缘化事件与民间化文本的拼贴，形成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劳德·牛顿所说的“交叉文化蒙太奇”的效果，改造了以往主流政治的宏伟叙事的修辞手段，又不失深沉的历史悲剧情怀。

对中国启蒙现代性历程的批判性审视，是构成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社会心理，生发于历史领域里反权力反知识专制的“左派”思想。而莫言《檀香刑》中严肃的历史命题，不得不令我们联想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正统启蒙历史观。《檀香刑》是一场由吃人者、被吃者和观众共谋的大戏，是鲁迅的吃人主题与中国古老的刑罚主题的延伸，以故事自身的隐喻特质，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直指极权话语的深层结构，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再次受到尖锐的审视，我们在其中看见了庄严的悲剧与荒谬的血痕，看到了“五四”启蒙历史主义主题的复活与重现。

除了延伸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还试图通过孙丙这一人物，表现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一幕幕民族悲剧的。孙丙身上杂烩了民间艺术、农民意识、传统的侠义思想、半宗教神话半巫术迷信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杂糅而成的文化怪胎。这样一个文化怪胎，在没有民族文化冲突的情况下，表现为一种民间自由文化的力量，它既反对正统的专制，又与之构成沆瀣一气的游戏；而在民族文化冲突背景下，它就成为一种集崇高与愚昧于一身的可怕的“民族主义”。统治者在需要的时候会利用这种力量，但在真正面临外来的强力压迫的时候，又非常轻巧地牺牲了他们。这正是义和团运动的悲剧所包含的深层的文化因由。这种表现力度，与单向度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弘扬西方文化的“五四”启蒙神话相比，显得更为复杂和矛盾。

新历史主义在认知论和价值论上，不承认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甚至抹杀作者和批评家通过选择、理解、分析和评判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只是一味强调文学对意识形态巩固和破坏的价值功能，而不重视文学的认知关系，致使文学失去了与社会生活的血肉关联，对历史本身丰富内涵的不重视，致使作品或批评的“意义短路”。新历史主义在指责其他形态的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为“虚假意识”的囚徒同时，也无法摆脱同样的命运。发展到今天，新历史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变得“媚俗、平庸、无意义”，而正是这些东西似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正如福柯指出的，权力为了更有效地包容和控制颠覆，往往会生产出对它的颠覆。这种认为颠覆最终会被权力所包容的观点及其揭示的变化规律，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是契合的。

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逐渐远离的过程，或者说，莫言将启蒙传统引入同样属于严肃历史观念的新历史主义，使他的新历史主义写作变得更为庄严和深沉，达到对于启蒙现代性神话和逐步走向媚俗的新历史主义神话的双重反思。事实上，每一个时代实际上都是处在对历史的不断“重写”和解释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经验体知下，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必然会出现新的参照视角与价值尺度，所谓“历史”，在根本上就是常新的。以集体形式涌现的文学思潮或许会走向落幕，但作为个体的写作者能够迎向更深广的创作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