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学”氛围浓厚的晚明苏州，有一位矛盾的名士。他位卑文高，官居六品而文传海内，被誉为“一代文宗”；他思想两极，虽宗奉“程朱理学”，却践行“阳明心学”；他褒贬不一，被奉为“明文第一”，又被贬为“徒词费耳”。他就是归有光（1507年－1571年），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

归有光（1507年-1571年）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文学可以分为“散文”与“韵文”，其中“散文”的地位又明显高于“韵文”，因为古人认为“散文”乃是载道的工具。最为明显的例子，古代的“四书五经”，除了《诗经》外几乎都是“散文”，散文是实现政治理想较为重要的工具，所以一直为顶级政治家视作重要的载体。

文坛也因此出现一种现象：被誉为“文坛领袖”的人，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也同时在庙堂居于高位。比如写《谏逐客书》的李斯是秦朝的丞相；江南华亭才子陆机是晋朝的关中侯、河北大都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官至礼部尚书；创作《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是宋朝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是翰林学士承旨。

明 文徵明 醉翁亭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现象却在归有光身上打破。生于1507年的归有光，嘉靖十九年中举人；嘉靖四十四年中三甲进士，后任长兴知县；隆庆四年升任正六品南京太仆寺丞，最终死于太仆寺丞任上。纵观他的一生，将近60岁才正式进入仕途，且最高的官位仅为正六品，并且在非政治中心的南京为官。其政治成就与政治影响力是历代文豪中较低的。

但是按照归有光的“应试学问”，却不应该60岁才取得科举的成功。因为他是同时代最优秀的八股文写作者，自己的八股文被印成教材，周流天下，成为天下学子的典范。归氏的八股时文在当时就名动天下，后世也一直被学习模仿。乾隆年间方苞奉敕编选八股文选本，编撰出《钦定四书文》。其中《钦定正嘉四书文》共6卷，选文112篇，选归文最多，总计34篇。归氏八股文的影响力，在他的《己未会试杂记》中有记载：

遇泉州举子数人，共憩市肆中。数人者问知予姓名，皆悚然环揖，言：“吾等少诵公文，以为异世人，不意今日得见。”

己未年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归有光已经53岁。虽然他的文字中没有记载当时几位来自福建泉州学子的年纪，但是“少诵公文”，以为归有光是已经去世的“异世人”，想来几位学子年纪不是很大。面对这种青年后辈的仰慕与惊叹，不知归有光作何感想，与学生辈的孩子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又是何等窘迫与尴尬。明代主要以八股取士，对归有光这种八股文的专家，不是应该很容易考取进士吗，为何会考了三十几年才勉强中第？在举业不顺的同时，归有光又经历了长子夭亡、爱妻离世的悲剧。因此他在《与潘子实书》中痛骂道：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弊以极。

明 仇英 《独乐园图》局部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但是作为一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他又必须通过考取功名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更要以此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死读书的腐儒。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归氏的八股时文充满着思想与深度，被人誉为“境界八股文”，横绝当世并深深影响着后世。这也是归氏以微末之身而登文坛之宗的原因。

造成归有光科举不顺，宦途维艰的原因是他身上的第二对矛盾，亦即他一生为了迎合科举，在笔下写着程朱理学的思想，但是在做人读书中又处处流露出对晚明心学理念的认可。明代以八股取士，明确规定必须按照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来解读经典，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更是成为天下学子的案头书。而明代的苏州商品经济格外发达，讲究解放人的天性，尊重个人利益的心学思想在苏州占据主流。归氏在散文集中许多描述亲情的文章，正是他受到心学影响的表现。

南宋 朱熹 致彦修少府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其代表作《项脊轩志》中，他以寥寥数百字，以一个项脊轩来回忆祖母、母亲、妻子三代亲人的故事。追忆母亲时，因幼年丧母而缺少记忆，但是通过老妪的“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一句，以一个“指叩门扉”的细节动作，表达了母亲的细心与体贴，而且“指叩门扉”的动作可谓是所有做母亲的人都曾做过的，读来令人心领神会、感同身受。

“儿寒乎？欲食乎？”是最平凡的问候，是每个母亲经常对孩子经常问的问题。归有光通过最平凡的动作与问候，展现出母亲的伟大。缅怀祖母时，以“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一句，表现了祖母看到孙子刻苦读书，没时间玩耍而感到心疼又以嗔怪的语气调侃孙子，暗含着对孙子努力读书来振兴家业的认可。该问句内容平淡，却在平淡中包含着心疼、嗔怪以及对孙子的期许。

明 周之冕 枇杷珍禽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悼念亡妻时，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一句以树喻人，睹树思人，通过树的“亭亭如盖”表现了妻子逝世已久。该处不写情却处处皆是情，三十一岁的归震川写出了散文史上最抒情的一句话，通过最平淡的文字表达最深沉的爱情。

《项脊轩志》分成两部分，前三段写于归氏18岁，后两端写于31岁，然而该文在结构上却浑然天成没有因为写作时间的不一致而出现问题，文风也前后保持一致，用最平淡细微的情节，展现最真挚感人的亲情。归氏在该文中对女性的讴歌与颂扬是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突破了理学教条的束缚，展现着心学的光辉。

宋 佚名《浴婴仕女图》局部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归有光在其文集中，反对将儒学分成理学与心学，认为理学与心学只是继承了部分的孔孟儒学思想，它们是在割裂儒学。在对理学与心学进行否定的同时，归氏却又认同着朱王二人对儒学的贡献。比如他一再肯定朱熹对于四书句读的规划与注解做出的贡献，也接受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观念。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得当时与后世的人对他的评价呈现两级化。

因为归有光影响力较大，此处列举四位态度比较典型的人物，作为对归有光评价变化的参照物。

明中期文坛领袖 王世贞（1526年-1590年）

首先是归有光同时代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他和归有光都是苏州人，尊奉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口号，讲求“句摹字拟，佶屈聱牙”。归氏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愤怒地说：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

直接痛骂王世贞是“妄庸人”。王世贞也回击道：“归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时汪洋，不则一泻而已。”把归氏的文章比喻为秋天的阵雨，看起来下的很大好像一片汪洋大海，但是等到天晴后，就顶多留下一窝小水洼。然而在归氏逝世后，王世贞却作《归太仆像赞》：

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余岂异趋，久而始伤。

其中“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一句极为贴切的展现了震川文风的朴实自然，也暗示自己的文章太过粉饰不够自然，不及归氏。“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一句更是为自己曾经贬低归氏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与伤感。

明 王世贞行书诗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王世贞所推举的秦汉文风，注重探讨重要的道德问题、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很少像归有光这样探讨个人细腻的情感、家庭琐事。这是二人冲突的根源。但是对其作品的优秀程度，王氏始终都保持很高的认可度。王氏点评归有光，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前期的批评，还是赞词中的褒扬，全部都是以“水”这个形象开始展开比方。这就抓住了归有光散文最大的特点，也是明代文学的一个新的方向，在晚明心学的影响下开始注重探索个人天性，解放自我。

明 王世贞行书七律扇面 故宫博物院藏

同属明中叶的王世贞对归氏的评论较为平和，而晚明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却化身震川先生的头号粉丝，将归氏推上“明文第一”的宝座。在《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中钱谦益极力鼓吹：“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他收集整理了归氏所有的文章，最终印行了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全祖望对此评价道：“古人文集……亦有多历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传，如虞山之于震川者。”钱谦益并非一开始就心向归氏，在少年时学的是后七子，后来受到“练川诸宿”的影响开始接触归氏，在《读宋玉叔文集题》中就详细记载该段经历：

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

清 钱谦益楷书题沧桑仙奕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钱谦益（1582年-1664年）

散文到了明代，因为历代所定下来的需要讨论道德、政治的传统，题材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撰写文章塑造自身文名的人，都是需要从老题材中“剽贼雇赁”。而归有光直指本心，从自身的经历中撰写文章，内容独特，情感细腻，且不会与存世的道德文章相重复，受到钱谦益的喜爱。之后钱谦益终身都推崇归有光，通过校刊发行归氏文集的方式扩展震川先生的影响力，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头号粉丝。

清 钱谦益等手札卷 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明代文人外，清初桐城派始祖方苞也极为推崇归有光。当时的人对归氏的评价充满着片面与偏颇，因此他就言道：“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而有物者，则寡。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将归氏的散文分成“乡曲应酬”与“发于亲旧”两类，并评论应酬之作琐碎无由不能代表归氏的水准，而亲旧之作却“情辞并得”是其散文中的最高水准，也是归氏名扬于世的原因。方苞还从归氏散文的“物寡”、“近俚”中进一步推断出，归有光长期受困于举业，导致他的文学水准被耽搁，未能冲击向更高的水准。对此方苞深深为之感到遗憾与可惜。

清 方苞行书录朱子语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方苞（1668年—1749年）

有趣的是桐城始祖方苞极力推崇颂扬震川先生的散文，但是桐城殿军晚清文坛领袖曾国藩却对归有光的散文评价颇低。当时的文人常常将归氏与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王安石相提并论。曾国藩对此非常反感，痛斥道：“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并且直接说归有光一生蹉跎于举业，视野狭小，因此文章境界不高，也就写亲情的散文值得人称道。对于归氏的大量寿序文章，他不屑地道：“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徒词费耳”。

曾国藩本人举业顺遂，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又平定太平天国，统帅湘淮军政集团，自身阅历眼界心性都是绝顶，自是可以将归氏的文章评为“徒词费耳”。但对于归有光反对后七子，改变文坛浮躁剽窃风气的事迹，他还是予以肯定，并评价道：“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可谓不智已。”

上述四位从归氏的文风、内容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评价。造成他们分歧的根本性原因就是他们对理学与心学的看法。其中王世贞、钱谦益以及方苞都受到明代中期兴起的晚明心学的影响，因此看归氏极富心学内涵的散文时就会不自觉的认同与赞赏。而自清代中期理学复振，曾国藩本人更是一代理学大儒，自不会太认同归氏的散文。

简要来看，程朱强调“理”是一切的根本，要求“存天理，灭人欲”，将“理”捧上神位，而阳明则强调“心”是万物的主宰，要求“人孰无心，道不外索”，一切都应该发自内心。不管是“理”也好、“心”也好，都是儒学融入佛教思想的产物，只是一个靠外在的“理”来规范自己，一个靠内在的“心”进行自我约束。

佚名 宋朱熹尺牍册 墨画朱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程朱一派的学者大力宣扬“君臣大义”，因此被元明统治者确立为官方思想，并且科考内容也是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在民间越来越不受认可，而宣扬“心外无物，心即理”的晚明心学在民间大范围的传播。苏州作为一个高度经济化的商业城市，晚明心学更是存在于它的各个角落，而归有光更是不知不觉中被浸染上了晚明心学的底色，最终造就了这一位矛盾的江南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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