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左传》的成书《左传》的叙事特徵《左传》的记言文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左传》是为传述《春秋》而作。（《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509页。《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2737页）但汉儒也有认为《左传》不是传《春秋》的。（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见萧统《文选》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1版第610页）《左传》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事实补充说明《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与《春秋》有关的还有《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部书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公羊传》的文章，文风淳朴简劲，语言凝练准确，《谷梁传》亦文字简朴，议论精深。二书文学价值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公羊传》在汉代和晚清，都曾为显学。《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云“名高”。《汉书·艺文志》“《谷梁传》十一卷”班固自注：“谷梁子，鲁人。

”颜师古注“名喜”。见《汉书》卷三十，第1713页。或说名赤、俶。（《春秋谷梁传校勘记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第2363页）｝，作者是左丘明，後人对此颇多疑义｛关於《左传》的作者，历来异说颇多，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并说左丘明是“鲁君子”，“鲁太史”。（《史记·二十诸侯年表序》，《汉书·司马迁传赞》，《汉书·艺文志》）孔子的时代确有一位左丘明，《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心，丘亦耻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第2475页）唐宋以後，常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之说，甚至有人认为《左传》为汉代刘歆伪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惠公元妃孟子条”，《皇清经解》经部总类，道光九年广东学海堂刊，咸丰十年补刊本。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56年3月第1版第84页）《左传》的著者也许不一定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左传》不是一部伪书，写定於战国初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看法。｝。《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

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後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幷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关於《春秋》叙事中寓有褒贬，前人论之甚详。《史记·孔子世家》：“（《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後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1943页）。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春秋》）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284页）也有人认为，对於《左传》的作者来说，“历史显然不仅仅是对一系列事件的罗列，它还意味著一种尝试，即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美]王靖宇《从〈左传〉看中国古代叙事作品》，见《〈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幷，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後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刘知几《史记》卷八《模拟》：“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222页）｝，标志著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後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洪顺隆把《左传》时间结构分为“直线结构”和“曲线结构”，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左传〉论评选析新编》（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版第91~92页）张高评在其《〈左传〉之文学价值》第九章《为叙事文字之轨范》中，概括前人评点《左传》之说，归纳《左传》有三十种叙法：正叙、原叙、顺叙、逆叙、对叙、类叙、侧叙、带叙、串叙、虚叙、追叙、连叙、插叙、暗叙、直叙、婉叙、平叙、言叙、语叙、琐叙、补叙、陪叙、突叙、预叙、提叙、结叙、拖叙、错叙、搭叙、夹叙。概括叙法如此之多，虽稍嫌繁琐，且似有交叉重叠，但亦可见《左传》叙事法之丰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10月初版第150~157页）｝《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後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则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馀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後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後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後，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前人对《左传》、《国语》等书虚拟情节，多有说解，而以钱锺书之说深得文心，最为圆通：“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厌心。......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後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5页）｝。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後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後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幷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鞍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孙绿怡将《左传》中人物形象分为“累积型”和“闪现型”。（见其《〈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上编“《左传》的文学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3页）｝。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张高评认为《左传》善於刻画人物个性，并列举了书中描写的有代表性的“善性”、“恶性”人物数十个。（《〈左传〉之文学价值》，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10月初版第204页，第十二“为描绘神貌之逸品”第二节“〈左传〉之描绘人情”）但王靖宇认为，《左传》中的人物，大多是性格单一、缺少变化的“扁平”、“静止”式的人物。（《〈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0页）｝。《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左传》中著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後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幷写了他最後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鞍之战，《左传》这样描写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

郤克伤於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幷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後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後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著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他著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幷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然後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後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说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後、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王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裏，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