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笔记源远流长，历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博大而精深。进入近现代，不断推陈出新，李伯元《南亭笔记》、徐珂《清稗类钞》、巴金《随想录》、梁实秋《雅舍随笔》等，享誉文坛。

但令人遗憾的是，2000多年来，中国笔记一直是有文而无史。

黑格尔指出：进步是从“不完美的东西进展到比较完美的东西”。《中国笔记文史》出版，结束了2000余年中国笔记有文无史的历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空白，学界从此无憾。

今通览全稿，幸窥中国笔记全豹。掩卷沉思，深觉此稿能为世所重者有三：

其一，创立架构，体系严整。全书由笔记绪论、先秦笔记、秦汉笔记、魏晋南北朝笔记、隋唐五代笔记、宋代笔记、金元笔记、明代笔记、清代笔记共九章组成，首尾一贯，体系分明而严整。在篇章结构上，详略适当，大致上略于往古而详于后世，如唐、宋、明、清四代笔记，数量庞大，因之篇章也多，篇幅渐增。明代是中国笔记发展的一个高峰，著家蜂起，著述多不胜数；因此，本书对明代笔记从多种角度予以考证和论述，卷帙随之剧增。自“宋代笔记”开始，其建构模式，大致分列出大家笔记、笔记小说、野史笔记、学术笔记、杂著笔记五个方阵。并在每章之前，对每个时期的笔记作一宏观审视，起到了高屋建瓴的总括作用，对于帮助人们从总体上认识一个时代的笔记，具有事半而功倍的意义。而对于笔记史上的一些特殊现象，则特事特说。叙笔记小品产生于魏晋南北朝，并在晚明大放光芒，作者于是在这两章中分别辟出专题，有利于说深说透。又如明清之际的南明野史笔记，不仅量大，而且地位十分重要，书稿亦设专题论述。

因此，整部书稿的架构体系，在有分有合之中，构建勾勒出中国笔记的发展大势和演变轨迹。这一切，得益于作者对中国笔记的宏观审视和微观审照。非此不足以成史，舍此不足以成事，摒斥不足以成一家之言。

其二，正本清源，考辨流变。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书稿在探寻中国笔记之源时，跨进一步，自殷商甲骨文，到三代传说中的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直至春秋战国之时的左史记言与右史记事，以及先秦诸子语录，断定其共同构成了中国笔记的源头。

“笔记”一词名书，虽晚出于宋初的《宋景文笔记》，但在此前后，笔记因为“名号多品”，实际在中国文学史上，“杂识、札记、笔谈、杂记、志林、谈录、谈丛、漫录、随笔等等，均可视作笔记的异名”。这在界定笔记是什么时，又界定了笔记的范围，并由此而界定中国笔记的本色——随心所欲，随事记录；包罗万象，形散神凝；质朴自然，意趣横生。笔记的随意性、庞杂性、质朴性，无须赘言。许多笔记实为优秀的散文，形神毕备，妙趣天然，如《世说新语》所记：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长星横空，在谶纬盛行的六朝，被认为有克于皇帝。东晋孝武帝酬酒于长星，既有六朝人的故作旷达，又隐含着帝王的恐惧与悲凉。《水经注》、《东坡志林》、《徐霞客游记》，以及晚明的那批笔记小品等等，阅之莫不心动神驰，击节叹赏。

《文心雕龙》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笔记也同样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在每一个时代由于政治、经济与文艺思潮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书稿于此有几处重要发现：

——由于中国传统诗文受尊经的影响，大多沦为传道的工具，而作为笔记，则保持了记实事、抒真情的传统。作者从另一角度解释了2000年来的一个现象：有许多文体已经消亡，而笔记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笔记发轫于先秦，产生于两汉，兴起于六朝，畅行于唐宋，至明清而形成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

——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小品、诗话、日记、书信、游记诸种文体，均由笔记派生而出。

——唐传奇为六朝笔记小说与后世白话小说、话本以及戏曲的转换体。

——明代野史笔记前轻后重，清代野史笔记两头大中间小。晚清笔记纳入反帝反封的内容，张扬民主、自由、解放的精神，标志中国笔记吐故纳新、与时俱进。

诸如此类，条分缕析，使人一目了然。非潜心典籍，深思细考，断难有如此之多的揭示和发现。这既是对笔记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对每个时代笔记特征的发现。

其三，考据辨证，严密精当。作 者继承了中国朴学的优良传统，又运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在对中国笔记作出钩沉考证的基础上，分别综合比较，审核甄别，去伪存真；在对中国笔记作宏观审视时，依据钩沉考证，从纵横两方面辨证源流与不同时期的特征，比较不同作家的作品，达到了张目而举纲、探隐而论“道”的效果。其考据，出入经史，博采众家之说，又不囿于陈言往说，力戒偏颇，实事求是。因此，其辨证严密精当。如论清人普遍贬低明代笔记与诗文，是因为清修《四库全书》，清廷有意诋毁前朝文化，禁毁明人著述，标榜本朝文治武功。又如辨证清代野史笔记之所以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怪事，一是明清之际神州板荡，统治阶级无暇控制思想和学术，加上明朝遗民眷怀故国，在歌哭山林之际，以左丘之笔写真存史。二是晚清时期内难外患频仍，清廷风雨飘摇，自顾不暇，文网渐宽，加上西风东渐，故而异说纵横。三是满人入主中原，在相继剿灭了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残余势力之后，又平定了三藩之乱和台湾异变；当社会渐渐进入“康乾盛世”之时，统治力度强化，为钳制汉人的民族意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乾隆在位60年，所兴文字狱就多达32次；如庄廷《明史》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等等，斩杀无遗，令人发指，造成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恐怖和萧条局面。文人动辄得咎，野史笔记自然少出。

书中考证笔记版本，辨析作家作品，史料当属可信，论证持之成理，可正学界视听。纪昀作为清代的大方之家，诗文甚少，笔记仅有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况大半志怪志异，这并非如张维屏所言，其“不轻著书，正以目逾万卷，胸有千秋故也”，而是他屈于多言为漏，为全身远祸之计。《五杂组》为晚明著名笔记，其作者谢肇淛，《明史》附传甚略，况误书一而再，再而三；《辞源》、《辞海》等陈陈相因。又《五杂组》数百年误作《五杂俎》，清人段柯古、尤侗等著录时皆不察；《辞海》、《汉语大词典》也是以谬传谬；况诸书对谢生平语焉不详。造成的原因是，谢所著《小草斋文集》及亲友所撰墓志、行状，至清修《四库全书》时已不见。所幸江西省图书馆藏有孤本，一切谬误均可正本清源。何况，清初魏际端有一《五杂俎》，可见《清史稿》本传。今人印晓峰首发其覆，而本书经考证后予以采纳。修史者，不妄言，不私其说，亦不虚其说也。

《中国笔记文史》对于笔记的学术价值，论述恰到好处。确实，笔记既是中国历史的另一半，又是中国人的心史丛碑；既是中国文学的推陈出新，又是中国文化的继往开来。它既有历史价值，又不乏现实意义。

笔记大多以野史形态存在，历代修史，都离不开这些野史笔记。如司马迁修《史记》，就采录了《晏子春秋》、《春秋历谱牒》等。又如修旧《唐书》时，撰者就深感“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只好以杂著笔记入史，如《古今书录》就为《经籍志》所本。另有些历史大事，有时正史无载，时或语焉不详，甚或闪烁其词，则全赖野史笔记存史。如元末农民起义，《草木子》较《元史》为详；清修《明史》，于满洲早期及南明史事不置一词，披览《女直考》、《皇明九边考》、《弘光实录钞》、《永历实录》等笔记，才能恢复历史原貌。清兵下江南，扬州全城被屠，几百年满清于此讳莫如深。王秀楚《扬州十日记》却志之详细：“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幸而尚存者，“俱焦头烂额，断臂折胫，刀痕遍体，血溃成块，满面如烛泪成行。碎烂鹑衣，腥秽触鼻”。清廷为了歪曲历史，下令禁毁这些野史笔记，无非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野史才是中国的真正历史。

笔记因为无需像诗文那样载道，而是“据事直书”，既有实事，也存真情实意，袁宏道认为：“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读《东坡志林》、《艾子》，后人可见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读周密《武林旧事》、张岱《陶庵梦忆》、顾炎武《日知录》诸作，可以体会宋明人的遗民故国之思。而读晚清郭嵩焘《使西纪程》、王韬《淞隐漫录》、及魏源《海国图志》等等，可见作者“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其救亡图存的精神，曾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中国笔记因为体大文杂，具有极大的包孕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曾孕育出小品、日记、游记、诗话、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等等；而诗文、词曲、戏剧则从笔记中吸取思想、题材、语言等等，焦循就发现施耐庵的《水浒》，脱胎于《大宋宣和遗事》。谭正璧认为像唐传奇这样的笔记小说，“它的内容非常丰裕，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由于时代的变化，许多文体，如诏、诔、铭、箴、行状等文体，已经走进了文学的历史博物馆，而笔记因其巨大的包孕性，在不断产生新文体的过程中，推动着本体的与时俱进，显示出了非凡的生命活力。内容上的吐故纳新，促使笔记在中国历史上继往而开来。时至近现代，笔记仍是人们乐于接受的一种文体，如钱锺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实为笔记文体；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尚携《容斋随笔》，其《毛泽东读书笔记》光照后世。而民国元老叶楚伧的《世徽楼笔记》，南社宿老陈去病《满洲污史》、袁克文《洹上私乘》、柳亚子《南社记略》、郑逸梅《逸梅丛谈》，以及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等，向为治文史者所重。

笔记在国外也是源远流长，历久如新。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辩护录》、《柏拉图对话录》，古罗马普林尼《博物志》，以及《圣经·出埃及记》、《马可·波罗游记》等，都是笔记文体。而马克思的《历史笔记》、列宁的《哲学笔记》，则以其卓越的思想，饮誉全球。

这部书稿对于中国笔记作出纵横审视之时，文思水涌，议论风生，对治文史者，对研究笔记者，对喜好笔记者，足资参考，也足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