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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唐到明清,这里都是经营西域的根据地|文史宴

从汉唐到明清,这里都是经营西域的根据地|文史宴为了保障前线粮食的供给,左宗棠 在在酒泉大力推行屯田,安置流民,疏通渠道,推动酒泉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为保证后方物资及时运抵,左宗棠抽调大批军民

文/笑看风云

酒泉是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的第一个郡,后来则以肃州为名,成为“甘肃”省名的一半来源,是汉唐经略西域的起点。即便在不思进取的明朝和行将就木的清朝,酒泉也还是西北防务的枢纽。而多民族的融合则给酒泉带来迷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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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辽宁:抚顺 朝阳

新疆:伊犁

内蒙古:呼和浩特

甘肃:兰州 武威

宁夏:

青海:

西藏:

山西:太原 大同 长治

陕西:西安

河北:邯郸 承德

河南:郑州 洛阳 安阳 开封 邓州 滑县

山东:青岛

安徽:安庆 歙县

江苏:南京 苏州

湖北:宜昌

湖南:长沙 湘潭

江西:上饶

四川:达州

云南:大理

贵州:海龙屯

浙江:台州

福建:南平

广西:合浦

广东:汕头 河源

海南:

台湾:

日本:奈良

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屹立着一座有着两千多年的城市——酒泉。它东连张掖,南临青海,北通内蒙,西达新疆,自古便是沟通中原与西域(今新疆)地区的锁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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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鼓楼

河西四郡的第一个

战国时期,月氏与乌孙游牧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战国末年,月氏打败乌孙,占据整个河西走廊,秦汉之际,匈奴借中原动荡之际,东击东胡,西逐月氏,占据河西走廊。

西汉初“白登之围”后,汉高祖深感诸侯王是更重要的威胁,汉朝无法出全力与匈奴对抗,故而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修好,以缓和汉匈关系,双方经济都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汉武帝时,汉朝诸侯王威胁渐去,国库也积攒和抢劫了足够的钱,为了攻打匈奴,一方面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盟友,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筹划对匈奴用兵。汉元光元年(前133)年“马邑之谋”后,汉匈关系破裂,和亲终止。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对匈奴用兵。

从元光六年(前129年)起汉武帝 先后发动“河南之战”、 “漠南之战”;夺取河套等地,元狩二年(前121年),为彻底打败匈奴右部,汉武帝遣霍去病等发动“河西之战”,进击河西走廊。

《汉书·霍去病传》记载:

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

是年,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与管理,汉武帝在河西疏勒河流域设酒泉郡。后又增设敦煌、张掖、武威,合成“河西四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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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西汉胜迹”公园内的霍去病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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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泉

匈奴势力被逐出河西后,为进一步实施对西域的控制,继续打击匈奴,西汉政府派张骞等经营西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最后一个大国车师归附汉朝,汉政府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西域都护府,至此,天山南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中原王朝的西北疆界扩展至伊犁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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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与“河西四郡”

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酒泉置都尉,设烽燧,修关隘,筑长城,其长城向北延绵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向西延伸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酒泉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战略地点,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敦煌则成为进出西域的前沿与桥头堡。

西汉后期,中原动荡,逐渐丧失对西域的控制,东汉经历了与西域的“三通三绝”之后,到东汉后期,中原势力完全退出西域。

“甘肃”的二分之一

两汉以降,中原地区经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分裂动荡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出现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并先后被曹魏、西晋、前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

由于地理相对偏僻,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政治较为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族融合。在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的推广下,佛教发展迅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石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等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兴建。

唐初,酒泉设肃州,归凉州总管府(后更名凉州都督府),武德八年(625年)置肃州都督府。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九月在西州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武则天时期,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

在此期间,唐军先后击败西突厥、吐蕃等对西域的进攻,稳定了对西域的统治,在这些军事、政治活动中,酒泉不仅是重要的军用物资转运、供给基地,也是重要的人力补给站。

处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使,驻凉州,领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沙洲(今敦煌)、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七州,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保障了唐对河西、西域地区的控制,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沟通了中外交往,繁荣了地方经济。

“关西七卫”的依托

“安史之乱”后,酒泉地区先后为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及至明代,退居塞外的北元政权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常威胁明北方边境。

为了保证北方和西北边疆安全,明中期在河西地区设甘肃镇与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合称“九边”,作为修筑长城、拱卫北境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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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疆域图

同时,为了经营西域,“制驭境外之生夷,亦以扶绥境内之熟羌”,明在西北设“关西七卫”。

明代以嘉峪关为西北国门,嘉峪关以东为内地,嘉峪关以西称“关西”。“关西七卫”即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又称“西北七卫”、“蒙古七卫”。

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归西宁卫管辖,统辖范围包括今青海湖西部及柴达木盆地西北地区;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三卫归肃州卫管辖,统辖范围包括今酒泉市所辖玉门市、敦煌市、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大部。

当时,这一地区基本上是以蒙古族为主的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明政府对他们进行防范的主要力量就是肃州及嘉峪关地区守军。

尤其是明嘉靖后期,漠西蒙古不剌部占据青海,西北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肃州、甘州境内,这些部族之间矛盾重重,彼此争战不休,影响着河西地区的社会稳定,而“外防大寇,内防诸番”成为明代中后期西北防御的重点,肃州卫则是这一防御重点中的中心城镇,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与内地诸卫不同,关西七卫以当地少数民族为主体,其官员则由蒙古贵族担任,一般以世袭方式延续,朝廷以册封的形式维系统治,本质上是一种“羁縻”关系。

明政府给关外部族酋长一定的官爵封号,提供一些生产生活资料,使他们与明朝保持正常关系,既保护往来西域、西藏的使臣、商旅安全,又使“西戎、北虏两不相通,则边疆可永无虞,而国家之固如磐石矣。”

同时,关西七卫力量犬牙交错,互相争斗,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这些部族对明政府的威胁,维系明在西北的统治。

收复新疆的基地

清入主中原后,酒泉西部仍被新疆吐鲁番地方政权控制。康熙年间派兵平定准噶尔部,关西成为供给前方的重要通道。 为保证前方大军粮食、物资供应,清朝调取粮车三千两,招募车夫九千人,“自嘉峪关至哈密,安设十二台,每台各分车二百五十辆,令其陆续转运”。

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五年(1718——1727年),清政府先后在关西建成赤斤、靖逆、柳沟、安西、沙州五卫,完全恢复了对嘉峪关以西至哈密地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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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疆域图

清同治初年,乌兹别克地方长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新疆,沙俄也趁火打劫,派兵侵占伊犁地区。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着手收复新疆,此时,日本侵犯台湾,东南防务吃紧,清廷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极力主张下,清廷同意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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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像(摄于1875年)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粮食匮乏,加之连年战乱,户口凋敝。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次”。

鉴于这种情况,左宗棠采取“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军粮采运工作。

粮源和粮运分南北两路,北路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为起点,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粮食;南路以肃州为起点,在此设一粮局,采购甘州、凉州、肃州等地粮食,采用节节转运的方式,用车辆运至安西,再以驼运至新疆巴里坤。

为了保障前线粮食的供给,左宗棠 在在酒泉大力推行屯田,安置流民,疏通渠道,推动酒泉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为保证后方物资及时运抵,左宗棠抽调大批军民,修筑了从兰州经河西走廊到新疆的主干通道,即后世之甘新公路,路面宽1~3丈,可供两台大车并行。

这一系列活动,有效保障了新疆的军事行动和后勤供给。

除此之外,左宗棠在酒泉禁种鸦片,提倡种棉,修复书院,兴办义学,植树造林,对于酒泉地区的发展功不可没。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设大本营,挥军西进。十月,收复北疆,至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收复南疆大部,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出肃州坐镇哈密,指挥三路大军彻底击溃阿古柏势力。

光绪七年(1881年)初,中俄签订《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霍尔果斯以西地区和北面斋桑湖以东地区却被沙俄强占。)左宗棠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利益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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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进军新疆与收复伊犁示意图

几千年民族融合的城市文化

自汉代酒泉郡设立以后,酒泉就处在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原王朝联系西域的锁钥之地,也是屏障关中、隔绝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联系的重镇。

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酒泉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及唐末五代时期,河西地区先后被鲜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酒泉地区的文化就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基因,敦煌莫高窟自不必言说,酒泉地区的许多文化都具备这样的色彩。

比如,酒泉市瓜州县下辖布隆吉乡,原名布隆吉尔,实为突厥语的汉译,意思是露头泉水多、水草丰茂的地方 。玉门市下辖赤金乡,实为蒙古语“赤斤”即“卫”之音译。

又如,酒泉市宗教信仰中,既有汉传佛教一支,同时还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内容。酒泉市西南三十余公里的文殊山石窟,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营建,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明嘉靖年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游历讲法途经此处,自此成为藏传佛教兴盛之地。

长时期的文化融合,以及长期作为军事重镇的存在,使得酒泉文化具有了浓厚的豪迈、粗狂风格。酒泉人好酒善饮,尤其是融入了蒙古族食肥羊、饮烈酒的风气,逢年过节,朋友欢聚、婚丧嫁娶,必备高度烈酒待客,吃手把肉、饮高度酒为酒泉民风一也。

时过境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今日之酒泉,已不再具备昔日之繁荣,然而千年的文化积淀与民族融合,以及作为进出新疆的门户之地,它在国防方面仍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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