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百年前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文明,丰富了沿线人民生活,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这条路所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历千年而不息。而今日中国之“一带一路”倡议,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和世界,旨在弘扬丝路精神,为古老的丝绸之路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以东方智慧为全球发展探寻解决之道。
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以此为契机,《参考消息》特别推出“丝路启示录”大型专题报道,组织海内外专家探讨丝路对中外交往、世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思考丝路对大国兴衰、文明进程的关联和影响,希望从历史与世界的维度,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消息》4月26日报道 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是亚欧各族人民通过不断交流和探索而逐渐形成的。这是一条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商贸之路、文化之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是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国际学术界将这条贯通东西方的文明之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尽管丝绸之路的概念形成较晚,但历史上这条连接东西方最重要的商贸文明之路一直存在。
在我国,最早与这条文明之路连在一起的人物是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几乎成为古代丝绸之路贯通的同义语。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无论“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都含有“丝绸之路”。而张骞出使西域则使这条伟大的丝绸之路最终得以全线贯通。回望张骞出使西域,尤其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感悟到其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打通洲际通道“最后一公里”
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重大意义,古人已经做出了非常恰当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张骞出使西域视为“凿空”。何为“凿空”?“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古代丝绸之路当时称为“西域道”,西域道是张骞开通的。
张骞出使西域,凿空西域道,顺应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商贸和文化交流的迫切需求。从现有的历史和考古文献中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传入古希腊。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来自中原的丝绸等商品就已传入西域。张骞出使西域时已经看到来自中原的一些商品,但这些商品只是辗转而来,商路未通。张骞出使西域无意中开通了这条洲际通道,意义重大,甚至影响了东西方交流的方式。
当今知识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丝绸之路完全是由中国开通的。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从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在张骞凿空西域道之前,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都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贯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逐渐崛起,在亚欧非三大洲的交界处,建立了相对统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交通空间,客观上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波斯帝国修建的“御道”和“邮路”大大改善了古代亚欧交通状况,为东西方相对便捷的商品和人员往来提供了条件。
马其顿帝国的逐渐崛起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东征,最终灭掉波斯帝国,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大量涌向中亚地区,当时离西域最近的亚历山大城就修建在如今的阿富汗。
尽管如此,因帕米尔高原等自然条件的制约,无论波斯帝国还是马其顿帝国都没有直接闯入西域。丝绸之路西段和中段已经贯通,而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尚处于阻隔状态。张骞凿空西域道实际上完成了古代丝绸之路东段的“最后一公里”的开通,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我们承认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在古代丝绸之路构建中的伟大贡献和作用,丝毫不贬低中国的作用和形象,恰恰说明这条伟大的古代丝绸之路不与中原地区相贯通是不完整的,是无法体现出其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我们确认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和张骞凿空西域道在古代丝绸之路构建的先后顺序和作用,恰恰表明古代丝绸之路是古代沿线各民族共同建设的结晶,更显示出中国的历史自信。从这些历史事实出发,我们在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时更会激活欧亚大陆各国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
历史上中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东方区段,从西域到中原地区,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东方线路。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依然将中国设想为现代丝绸之路的东方端点,而其西方端点则为欧洲。这充分显现了中国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的宽阔视野,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崛起进程中的巨大国际责任感、使命感和时代情怀。
正因为有张骞出使西域这个伟大的“凿空”创举,使得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显得具有非常自然的历史合法性、历史积淀性和历史延续性,充分证明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深刻历史逻辑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占据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匈奴给西汉所造成的安全压力极其巨大。从军事政治战略出发,汉武帝迫切希望与被匈奴逼走西迁的大月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此行最重要目的就是说服大月氏与汉朝联合抗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完成这个重要的政治军事任务,大月氏不准备与汉朝一起攻打匈奴,但张骞却开通了西域之路。这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西域的目的具有多重性。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服乌孙国返回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与汉朝一起抗击匈奴,“断匈奴右臂”。但张骞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乌孙国不愿意东归并抗击匈奴。但张骞出使西域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却达到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使团人数众多,达300人,而且每人备两匹马。使团所带物品价值“数千巨万”。为扩大影响、了解西域更多的情况,张骞将使团分为若干分团组,分遣副使持节前往西域各国,这些分团组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公元前115年,张骞一行与乌孙国派的使者几十人一起返回长安,进一步巩固了西域之路。
由此可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对开通和维持西域之路的畅通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骞凿空西域道最初目的不是“凿空”丝绸之路本身,而是肩负军事政治目的。人类进入21世纪,欧亚大陆依然面临各种严峻的考验和问题。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出现了很多发展与合作的机遇,复兴“丝绸之路”的设想屡屡被一些国家提及。目前欧亚大陆存在着四个方案,一是欧盟及欧盟东扩方案;二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最近俄罗斯又提出了大欧亚合作的方案;三是2011年美国提出的构建“新丝绸之路”计划。
上述三个方案具有矛盾性和非兼容性。乌克兰危机就是欧盟东扩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相碰撞的后果。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明显带有排挤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此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超越其他三个方案的性质,目的是在泛欧亚空间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统一合作空间,构建利益共同体。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当然要实现中国自身的利益,但中国的创新点在于,中国不将自身利益的实现建立在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上,而是强调合作。中国并不主导“一带一路”的建设,而是强调协同推进。在中国看来,“一带一路”需要覆盖广阔的空间,这些空间完全可以容纳各参与国的合作利益和合作意愿,实现参与国家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诉求。
为东西方交流创造条件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西汉政权又相继派遣使者去安息、身毒、奄蔡、条支等国。因西汉国力强盛,民富国丰,西域各国很希望与西汉交往。据《汉书》记载,有一次中国使者达到安息国时,两万人隆重欢迎。张骞出使西域后,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东汉时期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到达条支和安息(帕提亚)诸国,最远抵安息国西界的今波斯湾沿岸,这是史书所记载的到达波斯湾的第一个中国人。因种种原因甘英虽没有抵达大秦,但自此大秦商人却借助古代丝绸之路来到洛阳。
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等传入西方,而欧洲和中亚西亚地区的石榴、胡麻、葡萄、胡瓜、胡萝卜、胡桃、琥珀等传到中原地区。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伊朗从中原地区进口丝绸产品和生丝。伊朗将来自中原地区的生丝按照萨珊纺织方式再加工,其纺织出来的丝绸非常精美,深刻地影响了拜占庭和中亚。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经由丝绸之路陆续传到欧洲,怛罗斯之战,唐朝军队大败,被俘者将中原地区的造纸技术等传到了西亚乃至欧洲。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坎儿井”技术则传到了西域地区。第二,东西方文化逐步交融和相互影响。比如在唐代中原地区逐渐以龟兹音乐和舞蹈为时尚。龟兹音乐很受长安王公贵族的喜欢。这说明西域文化对唐朝影响很大。公元3世纪至8世纪,中亚地区的文化艺术逐步接受了希腊和罗马文化艺术的影响,萨珊王朝城市建筑的特点是东西方文化兼容。第三,中国古籍《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对西域等地的描述和记载多出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载和观察,极大丰富了中国对西域历史的了解和整理。
此外,借助古代丝绸之路,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和道教等逐步开始传播。中原地区的“西天取经”不是去欧洲,而是指到西域取经,而西域主要指现在的新疆和印度。比如佛教就是中原地区主动迎来和印度的佛教徒主动传播的结果。公元399年,法显法师经西域入天竺(印度)取经,后又改海路经狮子国(斯里兰卡)和耶婆提(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原地区,为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贡献了智慧。唐玄奘去印度取经更是家喻户晓,他也是经由丝绸之路前去印度取经的。阿拉伯帝国大败唐朝军队之后逐步向东方扩张,随其而行的是伊斯兰教向东不断传播。
古代丝绸之路的贯通表明欧亚大陆沿线各民族即使在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在追求文明的交融。现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就应该充分挖掘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文化价值和当代意义,强调包容互鉴、亲诚惠容的合作理念,弘扬不同文明融合共处的价值,实现互利共赢的良性局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进“一带一路”需要张骞精神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特别值得学习的是张骞将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生命之上的精神。张骞出使西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横亘着匈奴,而匈奴则是西汉的对手。汉武帝招募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要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因此,张骞此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事实正是如此,张骞被匈奴扣留十多年,但他不忘初心,正如《史记》所言,“然张骞持汉节不失”。
张骞还是一个“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使者。他出使西域时随从一百多人,回到长安时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我们今天推进“一带一路”需要张骞出使西域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需要张骞敢于凿空西域道的气概,不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轻轻松松地得以实现。
还要看到,张骞“凿空”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条件和要素,这就是汉武帝。汉武帝敢于承担抗击匈奴的重担,善于用人,他以招募的方式纳到了张骞这位“郎”官,而张骞的所作所为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望。忠臣遇到了贤君,成就了张骞“凿空”古丝绸之路的一番伟业。而汉武帝竭力维护河西走廊的畅通并设置西域都护府,表明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没有河西走廊就谈不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就谈不上治理和经营西域。
现在,中国在崛起之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好诠释,这是崛起中的中国与深刻变动中的世界深度互动的最佳链接范式。(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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