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武汉的胜利之夏-米儿火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9月14日，武汉设立“受降堂”；9月18日，曾在湖北不可一世的日寇低头缴械，在此签下投降书。

这扬眉吐气的日子，铭刻在老武汉人的记忆中。

武汉人欢庆胜利

在抗战胜利前数月，武汉人民反抗日趋激烈。当时，汪伪政权在武汉的大小机关，其职工纷纷自动离职，有些举家离汉，逃往黄陂、孝感、蔡甸等地。

1945年3月，汪伪政权派叶蓬担任“湖北省省长”兼“武汉绥靖主任”，此时全汉口上下，伪政权所有的工作人员仅剩约200人。叶蓬每周一训话，要求员工不要离职。到了5月份，工作人员已仅剩百余人，汪伪政权在汉口陷入瘫痪，武昌情形也与此相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当天，由于日寇的新闻管制，大多数武汉人未能得到确切消息。但街面上的日本兵消失了，换成了伪“二十九军”的部队，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之后数日，三镇上下渐渐实锤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庆胜利。

鞭炮店前不知何时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各个杂货店里的鞭炮很快被抢购一空，人们还在到处打听，哪里可以买到鞭炮。

起初是零星的鞭炮声，很快，锣鼓敲起来了，江上轮船的汽笛声响起来，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涌向街头，互相拥抱和道贺，一起欢呼“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再也不是‘亡国奴’了”。

在敲锣击鼓、鸣鞭高呼的气氛中，人们把积压了多年的苦难、伤痛、仇恨和渴望都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一起迸发出来了。茶馆、酒楼、街头、巷尾，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吐气扬眉的笑容。

青年学生们举旗上街游行，呼喊着日夜翘首以待的一句话：“天亮了，胜利了!”很多上了年岁的老人，打来白酒，把酒当歌，开怀畅饮，许多家庭给自己初生的孩子取名叫“胜利”、“抗日”等。

一位在汉江上摆渡的老船夫，大声向过往的行人吆喝：“老本（当时对日本的蔑称）投降了，过河不要钱！”他使劲地把船从汉阳和汉口之间一趟趟地来回划动，让人们赶紧把消息传到那些还不知道的人们中去。

晴川阁与四川会馆

曾任《武汉文史资料》主编的萧志华这样回忆：“那一阵子，几乎天天都见到集会、街头宣传演出，听到鞭炮声、锣鼓声、汽笛声。就连我生活的所在地汉阳，在没有电灯、没有戏院的情况下，还在古晴川阁旁边的四川会馆里，点着汽灯，连演了好几天戏。”

受降堂见证胜利

1945年8月下旬，武汉人真的是不惧风险，庆祝胜利。因为，当时在汉日寇还企图垂死挣扎。

8月17日至19日，就在武汉人民欢庆胜利的同时，日军汉口联络部部长福山召集了在汉日伪军政头目，在五花宾馆开会，声称仍有“可供10万人使用5年的物资给养”，要求武汉各地日伪军集结起来，进入幕阜山区打游击，以此来和蒋介石政府谈条件。

之后，日本天皇听闻驻汉日军拒绝投降，派出特使来汉，结束了这场闹剧——笔者以“闹剧”呼之，因为此类表演，在日本历史上不胜枚举。

8月21日，中国政府指定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湖北武汉、沙市、宜昌地区日军投降。

8月30日，孙蔚如命令谢士炎少将率通讯兵、宪兵及随军记者48 人飞抵汉口，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前进指挥所，行使指挥一切权力。

9月16日，前进指挥所将受降命令（修正本）交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命令其9 月18日下午3 时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投降。

今日之“受降堂”，配色似乎与历史上小有出入

受降堂，原名“张公祠”，是张之洞小儿子张仁蠡所建。

1939年4月20日，张仁蠡出任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半年后，他在汉口中山公园内的体育场内建起了一座张公祠，自己题写祠名。祠内供有张之洞的牌位和张之洞照片，以及历代牌位家谱。每到张之洞生辰忌日，以及清明、春节等节日，在武汉的日、伪头目，必到张公祠来祭祀、凭吊。可怜张香帅一生为国，身后竟有此大辱。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到达武汉后，选定张公祠作为受降地址。他令士兵将祠堂重新粉刷为鲜亮的鹅黄色，“受降堂”三字则金光灿灿。

据武汉市原政协委员商若冰回忆，9月18日受降当天，中山公园四周围满了群众，都想亲眼目睹一下日寇的末日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