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一）-米儿火

题记

1984年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湖北省委、省政府转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报告》，并于1984年9月23日批转了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的《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至此，武汉市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这项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这也是武汉历史上的第三次计划单列。

1 中央对武汉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在近现代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以来，中央对武汉的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张孟林1《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2期发表文章对这些进行了梳理。

1949年5月至1954年6月，武汉市为直辖市，国民经济计划由国家直接下达，由中南行政管理委员会管理，武汉市享有省级计划管理权限，武汉地区所有企业的产、供、销均由武汉市统筹安排。

1954年6月，中南大区撤销后，武汉市改为湖北省省辖市，在中央、省、市三级计划管理中，受中央和省双重领导，国家在计划表上将武汉市的计划单列，时期为1955年至1958年。这是武汉市的第一次计划单列。

1962年10月，中央确定天津、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6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物资调拨、主要商品分配、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财政预算等主要经济指标，在1963年的计划中单独列出，由中央和省共同安排。武汉市的计划指标实际上从1964年起在湖北省计划中单独列出，至1968年停止执行。这是武汉市的第二次计划单列。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规定从1985年起实行计划单列，赋予武汉市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下放中央、省属在汉企业。1995年，国务院取消了包括武汉市在内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和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这是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对武汉市先后三次实行计划单列，相比较而言，第三次计划单列时间最长，单列内容最多，中心城市功能发挥更好，综合实力更强，成就更加显著。

2 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起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包产到户签下了生死契约，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但当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谈话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微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2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万里积极推进，到1981年底，"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3由此农村改革的基本面已经形成，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在客观上促进着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1983年3月国务院确定重庆市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

20世纪80年代,武汉近郊的农副产品市场

赵宝江4回忆说:

计划单列这个事，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和黎智同志，还有几个经济学家很早就研究过。他们围绕体制改革，研究了城市管理体制情况，跟国家体改委一起研究提出了我们的计划单列改革方案。由于重庆不是省会城市，管理体制的矛盾小，所以，他们第一个被中央、国务院批准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这是1983年3月份的事，武汉则在此之前的2月份也通过省委、省政府向中央及国务院提出了综合改革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武汉市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得到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也得到国务院的支持。

叶金生5当时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极大地调动了那个年代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尤其是1981年批准了沙市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以后，蛮多城市都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和对改革的研究。记得1982年8月左右的时候，陈丕显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临行前来武汉市告别，并和当时的市里主要领导座谈。当时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就明确地提出来，希望陈丕显同志到北京工作之后，帮武汉讲讲话，武汉历史上曾经多次是计划单列市，又是一个重工业城市，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除了武汉自身努力外，也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希望他能帮忙。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王群、文祥、王光远等一些老同志，市委常委基本上都参加了，那些老干部意见都是一致的，要求也是一致的。6

张思言7作为省直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对武汉计划单列改革的工作，据他回忆:

1983年春节过后，我记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太和带着一帮人好像是从重庆过来，随同的有体改委试点局局长吴佩伦、洪虎、田嘉等一共有六七个人，最初住在洪山宾馆。省政府副秘书长王俊峰同志当时就带着我去接待他们，周太和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体改委的情况，他说他们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湖北推动改革的情况，想到武汉市去看一看。周太和的秘书丁基龙原来在葛店化工厂工作过，跟吴官正很熟。第二天他们从洪山宾馆搬到惠济饭店了。后来通知我们，他们要在那里开一个座谈会，要省政府派人参加，杨文祥和我就去了。杨文祥也是武汉市的老人，在座谈会上，周太和讲了一通，主要讲改革试点，今后改革的前景，国家怎么重视体改工作。后来重点讲武汉市当前的态势很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束缚了武汉市充分发挥城市功能的作用，杨文祥同志插话说，我们省里还是很重视武汉市的，周太和说我没有说省里不重视武汉市。这个座谈会以后，他就没有找我们了，他走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他在汉口上车，我们来送了一下。虽然这次武汉之行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我估计国家体改委就是这次决定了在武汉市搞试点。所以，不等国家批准重庆计划单列，1983年2月份武汉市就向省里提出了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报告，并请省里转呈中央。

武汉为什么要申请搞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呢?张孟林认为由于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束缚，制约了武汉的发展。

1.工业企业领导多头，管理分散。第三次计划单列前，全市工业分属中央、省、市三级管理，其中177户中央、省属企业职工人数占全市的31%，总产值占全市的32 %，固定资产原值占77%，而市无权过问这些企业的生产建设。由于领导多头，管理分散，自成系统，互不通气，因而"大而全""小而全"盛行，重复布点、盲目生产的情况相当严重。以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行业为例，全市共有1181个厂(点)，分属50多个系统和部门，锻造能力利用率平均只有30%左右。其中锻造行业204家企业中，只有2家专业企业;热处理行业244家企业中，仅有1家专业企业。

2.流通渠道阻塞，产需脱节。计划经济条件下按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组织物资供应，导致流通渠道单一、供应环节增多、产需之间脱节等现象。在武汉市区内，省设二级站，市设三级站，同时又承担部分二级批发业务，对地方工业产品实行交叉收购，经常发生矛盾。有的年份，省商业部门将其收购武汉地产品的2/5又调拨返销给本市，徒然增加转手环节和流通费用。

3.市里掌握财力太少，难以发展各项事业。1980年以后至第三次计划单列前，省财政对武汉市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初步改变了统收统支状况，但市里机动财力很少，财政年年亏空。1980一1982年3年中，武汉市平均每年财政收入14.20亿元，约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0%左右;每年财政支出3.06亿元，仅占全省财政支出的10%左右;每年上缴财政收人占全省财政收人的78.7%，而市财政预算年年不能平衡，3年里有数千万元的超支差额挂在账上不能解决。1983年，省财政对我市实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的财政体制，按此计算，一年的财力只有5000余万元，主要用于维持一再紧缩的行政、事业正常经费，即通常所说的“只够吃饭"。要靠千方百计地节约开支挤出财力，才能搞点建设。我们计委从领导到有关处室，由于手中缺钱，确实“难为无米之炊"，尽管反复平衡调剂，也难以适应各方需求。

4.基本建设停滞不前，管理权限束缚发展。“文化大革命"后，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我市技术设备落后老化，城市建设困难重重。从基建管理权限来看，武汉市当时只能审批3万元(后来提高为5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因此人们说，武汉市只有批准建设一个厕所的权限。许多单位报送建设项目要求计委审批，我们也无能为力。

在资金筹措上，每年地方财政用于建设的资金一直仅约2000万元左右，企业自筹资金也大体只有1500万元左右。城市建设资金更是可怜，仅靠“城市三项费用.收人约1800万元，其中常年维修、小型单项、基本建设各安排1/3。当时人们戏称武汉为“光灰"(谐音“光辉"的贬义)城市，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沥青、水泥路面极少，除几条主干道外，多是低级和次高级的碎石路、灌油路。供水能力严重不足，1972年大水荒时居民只能从消防水门、江河湖泊取水饮用。排水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多次发生遭遇暴雨就渍水为患。最典型的事例是1983年7月，一场强大暴雨再次袭击江城，由于地下排水设施欠账过多、抽排能力甚为薄弱，不同深度的渍水淹及汉口大部分地区，一时难以消退，导致1000余家企业被迫停产，大部分学校停课，居民住宅一楼大多进水，多处房屋遭受破坏甚至倒塌，造成严重损失和不良影响。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和市长吴官正一行，趟着深过膝盖、杂物漂浮的渍水，实地察看灾情，要求随同的有关部门领导千方百计地设法改变此种被动、困难的局面。作为业务主管部门之一的计委，面对如此境况，我们既感到不安，又觉得力不从心，亟需进一步找出解决办法。另如文教卫生设施陈旧破烂，城市危房成片，由于年久失修而酿成多处火灾，棚户区长期无力改造。当时全市城区人均居住面积仅3.17平方米，人口稠密区人均居住面积仅1.7平方米。

在这些经济难点面前，我市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一方面积极加强自身努力，一方面急欲在管理体制上寻求突破，以摆脱被动处境，开创新的局面。8

1983年武汉大暴雨

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是最早参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他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注释了改革的必要性。

1981年左右，当时省政府的一位叫王俊峰的秘书长把我借到湖北省政府参加体改的有关工作，当时具体负责体改的王俊峰，手下没有兵，我是第一个，很长时间是唯一的一个兵，后来汪定国是第二个。当时，沙市作为全国小城市改革的试点启动了，所以很多接待的任务，跑腿的任务就交给了我。那时候国家体改委的周太和等人频繁地来武汉，频繁地去沙市，很多场合要我陪同。我在省政府工作的时候参与了武汉市最早计划单列城市的调研活动，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座谈会，所有的座谈会我基本上都参与了。由于跟陈明做过很长时间的调研，所以对武汉市很多累积的问题以及它的历史背景都知道一些，实际上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从工作层面深深地介入武汉市的事。在吴官正书记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汉水横冲》,《汉水横冲》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理论部的张主任跟我联系，说吴官正书记交代的，他说这个书稿请伍老师审读，为什么要叫我审读呢?当然是吴官正书记对我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书记说，武汉市是一个大市，其中各项改革我都是参与者，有时是呼吁者、促进者、鼓吹者，所以这个书稿请我看一看。

为什么要计划单列?曾经有这么一个小故事也能说明它。我记得是在洪山广场的转盘旁边有个科技大厦，吴官正市长参加一个相当于招商引资的座谈会，与一个外商会谈。翻译是省里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工作人员。当时我在场，具体谈什么议题我已经忘了，但是吴官正市长的牢骚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会谈快散会时，那个女翻译用英语跟这位老外讲，这种事你跟武汉市的市长谈一点用都没有。你知道在那个年代为什么没有用吗?武汉的大事小事都管不了，都要通过省里的某一个科室一级一级往上报批，省厅的任何一个科室都可以管死你。所以她讲的是事实，是实话，而且是用英语讲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吴官正市长清华毕业的，懂英语，所以吴官正市长听了之后把怒火按下来，事后当着我们发牢骚，说你看看，你看看武汉市，一个小黄毛丫头都说跟我们谈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武汉计划单列是多么多么的必要，所以我在陪陈明省长参加武汉市若干个座谈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集中地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武汉市所有的权限都没有，都被省水果湖的机构管死了、掐死了，都是集中反映这个问题。这个印象就太深太深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极力主张武汉市计划单列。我也参与了省里头往中央计划单列报告的起草过程。9

1985年夏，武汉市市长吴官正正翻阅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在武汉创办的改革类杂志《青年论坛》

《汉水横冲武汉城市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人民出版社

叶金生认为，当时探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不仅是希望破除传统体制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而且希望通过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省市领导对改革的认识这么一致，市里也高度一致?这里面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的理论准备非常充分。黎智同志当市长的时候接待过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包括钱俊瑞、宦乡、马洪等，对他们的印象很深。后来林凌也多次来过武汉，蒋一韦也来过，宣传改革，讲为什么改革，从理论上、思想上，那些人讲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省市里的这些领导，都能够接受这些东西。陈明是原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省政府的顾问，对理论研究，对中心城市的作用非常关注。因为有理论作为引导，思想非常好沟通，认识非常好统一，怎么样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这种讨论会我们都参加过好多次，不光是武汉开，与武汉类似的城市都开，像沈阳这些城市都开过这样的会议，研究怎么样充分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讨论中心城市作用的时候，每个城市不一样，选择的战略也不相同，当时的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讨论会、战略研究、理论的探讨比较多。我认为这一条当时做得还是非常好的，理论上的成熟，思想上的统一，能够极大地推动改革的进程，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武汉市经济研究所老所长陈梦浓回忆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改革开放的思想都是喷涌而出，首当其冲的是农村的联产承包，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思想解放可以说也逐渐地形成了高潮。1981年12月大连召开了首届全国中心城市座谈会，这个会议是由马洪同志支持倡导的10，这个会议把中心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当时大家思想十分活跃，百花齐放，最后会议梳理城市的问题和改革开放的思路，形成了全国中心城市会议的记录，并且写了报告给中央。与会城市代表和专家希望把这个会开成年会，把中心城市的问题深入探讨下去。我在参会前曾向黎智同志请示过，这样的会，我们可不可以接?黎智明确地说，可以接，所以我是心里有数的。最初，很多人想上海来接第二棒，但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它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因为它的特殊地位，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城市不一样。所以我们立即把第二棒接了下来。为了办好这个会，我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我说，我们第二次中心城市会议能不能创造一个中央和地方合作模式，他很爽快，他说我们研究所都是平等的，他说我们社科院支持你，并马上就把他们社科院部门的领导叫来和我们对接。

第二次全国中心城市会在东湖召开11，从城市经济的发展来说，可以说是首创。为什么?这个会议以后，很多城市成立了城市经济学会，全国成立了城市经济学会，推动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参加会议的人觉得很有成就。另外，我们把会议的报告写成了总结报告，报到中央国务院和体改委，出了专刊两本，这在我们中心城市的发展上来说，是做了贡献，因此我们跟别人也就取得了一定的联系。这次会议，从全国来说，它比大连开得还要成功，因为大连还没有那么多人，我们在东湖召开，市里面全力支持。我们中心城市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自己还不觉得，外地城市对这个会很推崇，因为在中心城市会上提出来，中心城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什么?那么它除了基本功能，它的辅助功能是什么?功能是怎么变迁的?这就有了圈层的问题，第一圈层、第二圈层、第三圈层，就是中心城市和广大的腹地，它都是犬牙交错的，当时说得很清楚，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系统。会议提出，发挥中心城市经济作用的实质，就是要全面地、合理地、有效地利用中心城市的优势和特点全面提高中心城市的经济素质，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适当扩大中心城市的经济管理权力，并且认为，计划单列是目前为计划体制改革创造条件的一种必要的过渡办法12。

据余茂才13回忆:

在武汉市改革开放的前夕，武汉反复召开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会，研究武汉城市的定位问题。我1982年在市经委调研处，1983年就到了市委研究室调研一处，记得那时，我在武汉档案馆坐了三天就是一个目的，搞清武汉的历史定位，包括1949年的军管会对武汉的定性是什么。我把历届的党代会、人代会的报告包括领导的讲话搜罗了一下，结果发现，总体来讲基本上没有变化，要把一个消费性的城市变成一个生产性的城市，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这个口号应该说在当时是鼓舞人心的，也是切合武汉发展实际的。武汉市解放以前已经没有什么基础工业了，是一个畸形的消费性城市，所以这个口号提出，当时我觉得还是既及时，又明确，也很响亮。但是这个时间很长，一直拉到80年代初期还是这种指导思想，我就觉得应该调整了，因为当时我们准备对外开放，改革也开始了，对武汉城市怎么再定性特别重要，这个时候就陆续开展了发展战略的讨论。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1982年、1983年、1984年连着干了几年，其中高潮就是举行了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五十几个著名专家集会武汉，讨论武汉发展战略。这对武汉市定位和战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