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等人关于“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指导思想，1950年许广平把在上海收藏的鲁迅手稿大部分运往北京，分散收藏。

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所收鲁迅各种形式的手稿，共32071页，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约42%）、鲁迅博物馆（约42%）、上海鲁迅纪念馆（约13%）、绍兴鲁迅纪念馆（约2%），还有约1%分散收藏于鲁迅家属、相关单位和其他私人手上，包括国外机构和相关人士手上（以上数据均据早前统计，与实际出版物容有细微差别）。

至于散佚的手稿，就确实是“不知所踪”了。究其原因，一是鲁迅本人并不珍惜自己的手稿，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手稿有多重要，只是对那些确实有些“故事”，有可能将来需要查阅、见证的，才会加以保存。二是我们知道在哪些人手里，但这些人本身下落不明，也就无法找到手稿了。三是当时的投稿制度多半不退还原稿，鲁迅也从不要求退还手稿。四是由于战争或收藏者生活动荡，有相当部分被毁掉。鲁迅自己也历经多次搬家，丢失了很多，再因处境危险，他自己也曾烧毁大量书信、手稿。五是由于涉及人事关系和鲁迅对他们的评价，因此没有保存下来，或者不方便公开。因此，可以认为，迄今民间还收藏着一定数量的鲁迅手稿，甚至可能包括1942年被日军搜去后未归还的1922年《鲁迅日记》。

《鲁迅日记》手稿 （ 最后一天日记）

已经被收藏的鲁迅手稿，无论在国家收藏场馆还是个人收藏者手中，都被作为珍贵藏品得到了良好的保护。随着人们对手稿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鲁迅手稿将受到更多关注，在市场上的价格将被不断推高，迄今还隐藏于民间尚未露面的鲁迅手稿，也将有更多机会面世。

三、鲁迅手稿的出版状况

鲁迅手稿的影印出版，早在鲁迅生前就有了。1933年刘半农编辑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收入鲁迅的新诗《他们的花园》《人与时》手迹，1934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月刊刊出鲁迅的《阿Q正传》一页。

鲁迅逝世8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鲁迅手稿的出版，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铸就了一座丰碑。鲁迅逝世不久，鲁迅夫人许广平就在友人支持下开始对鲁迅手稿进行整理，1937年编印了《鲁迅书简》影印本。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重视鲁迅手稿的保护、整理与出版。1951年，时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编辑了《鲁迅日记》影印本，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编印了鲁迅辑校的《嵇康集》，1959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了《鲁迅诗稿》，196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俟堂专文杂集》，1960年至1974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共四编），反映了鲁迅手稿搜集整理的阶段性成果。1974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同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次年又出版《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从1978年至198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相关文物专家和鲁迅著作编辑出版专家，组成鲁迅手稿编辑委员会，开展广泛征集和精心编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六函60卷《鲁迅手稿全集》，这是鲁迅手稿出版的里程碑式成果。之后，作为《鲁迅手稿全集》的配套工程，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三函18卷，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六函49卷，收入了鲁迅整理石刻、古籍的大部分手稿。这三套大型手稿集的出版，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迅手稿搜集整理的一次全面总结，迄今为止仍是最具权威性的鲁迅手稿出版成果。

之后，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两地书真迹》，1999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著作手稿全集》一函12册，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手稿丛编》。此外，还有不少改编本、重编本等。20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翻印出版1986年版《鲁迅手稿全集》（黑白版，有增补），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丛编》，都以文物出版社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为基础进行调整、改编，也各有特色。2014年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整理出版了该馆所藏《毁灭》译稿，2017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整理出版了该馆所藏《死魂灵》译稿，补上了鲁迅翻译手稿出版的缺憾。

在此基础上，从2016年起，文化部组织了国内各方面力量，重新编辑了《鲁迅手稿全集》，于2021年9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分为文稿、译稿、书信、日记、金石、古籍、杂编共7编78册。这是迄今搜罗最全、编辑理念最新、呈现手稿最真实、印制质量最精致的手稿集，充分运用手稿学研究最新成果，以全新的手稿学理念，扩大了手稿范围，收入了鲁迅所有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论文），译稿、校勘（辑校、校改、校译、校对），书信、日记、笔记（课堂笔记、读书笔记），书法、绘画、设计、题签、题赠，以及收据、便条、名片等等的手稿，以手稿学理念指导编辑，尽量采用原寸，并标注手稿尺寸、手稿数量、手稿状况、收藏单位等信息，为手稿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和极大的便利，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在手稿学理念指导下编成的大型手稿集，它标志着鲁迅手稿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也代表着国内手稿集编印的最高水准。

鲁迅致曹靖华函

四、鲁迅手稿的珍贵价值

鲁迅手稿之所以为人所珍视，是由于其多方面的珍贵价值。要而言之，有文物价值、文献价值、收藏价值，以及研究价值等。

作为文物，鲁迅手稿的价值，早已被市场追捧为现当代文献类文物的顶级文物。基本上，凡是鲁迅的整篇完整手稿，具有特殊意义的书信，完整的日记，亲自处理的重要文献、书刊，以及编号出版物中的首号书，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已定级的就有400多件，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手稿则被定为善本。通过本次编辑出版，可以发现，其中大量的鲁迅手稿文物等级还可以提升。因为它们每一张纸上都沾濡了鲁迅先生的手泽，都浸淫了鲁迅先生的心血，都见证了鲁迅先生鞠躬尽瘁、衣带渐宽，“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的日日夜夜。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3.2万余页手稿，其文物价值的厚重，称之为国宝，是毫不过分的。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批手稿同样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首先，整部《鲁迅手稿全集》，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文献集，是与《鲁迅全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两套大型文献，其价值不仅在于文本，而且在于其作为文献集的总体价值。迄今中国还没有出版过如此巨大规模的手稿集，将填补现代文献的空白。其次，其中有大量文献是第一次披露，包括从未面世或从未完整面世的译稿、校稿、读书笔记、收据、设计图等等，都是十分宝贵的文献，不仅记载了鲁迅的生活和工作，创作和译述，而且记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面貌，具有十分丰富的文献价值。

鲁迅手稿的收藏价值是无需多说的。作为珍贵藏品，这些都是各收藏场馆的镇馆之宝和收藏者的传家之宝。鲁迅手稿无疑是当下手稿收藏界最热门、最稀见、最昂贵的收藏品，有很多收藏机构对此求知若渴，一稿难得。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手稿绝大部分来自鲁迅自己和家人的收藏。目前鲁迅手稿在拍卖市场上只要偶一露面，就会被疯狂争抬到不可想象的高价，而不少不法之徒不择手段造假，就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鲁迅手稿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首先它可以用来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学术活动、读书爱好、交友方式与生活方式进行研究。由于鲁迅手稿不同于其《全集》，也不同于很多人之处，在于其更丰富的多样性，且这种多样性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可据以展开对其创作过程、创作心理、创作方法、作品内涵等的研究。这与用《鲁迅全集》这种印刷文本为对象来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通过手稿，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的创作具体过程，分析其创作心理，更深入地观察其创作方法，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的内涵。而其中透露出的比《鲁迅全集》更细致的创作方法则具有指导创作的意义。

通过手稿，还可以对鲁迅的学术活动进行更加全面的观察和了解。与印刷文本仅反映最终结果不同的是，手稿更充分体现了他一生做学问的过程，其路径与方式，从资料的搜集、思路的梳理、观点的形成、表述和论证的方式，对后人都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鲁迅致台静农函

手稿还可据以对鲁迅的生活进行研究。特别是很多反映日常生活的手稿是不包含在正式发表的出版物里的。例如其日常生活习惯、家庭成员关系、经济活动、人际交往方式等，在《鲁迅全集》里虽然也有很多反映，但是相比来说，从手稿所看到的，更加细致，更加真切。

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手稿学的角度对其开展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的理论手稿学还处在创建时期，而鲁迅的手稿，正是一个在开展应用手稿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手稿学理论建设的最佳标本。举凡手稿特点、成稿方式、手稿规律、手稿比较、手稿与时代、手稿与人物性格、手稿形态学研究、手稿学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手稿学学科建设中的意义等，都是有待于展开的研究课题。如果中国手稿学研究能够充分利用鲁迅手稿的多样性、丰富性、典型性特点，相信对鲁迅手稿的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手稿学理论建设的助跑器。

五、鲁迅手稿的研究状况

迄今对鲁迅手稿的研究，可说硕果累累。但开展手稿学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而2021年版《鲁迅手稿全集》则可称蓓蕾初放。

实际上对鲁迅手稿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如刘半农、陈望道在所编书刊中刊发了鲁迅手稿，许广平、黄源等都有意识地保存鲁迅手稿，杨霁云对鲁迅的佚文、手稿进行了搜集、整理工作，编成《集外集》，对鲁迅手稿研究都具有意义。鲁迅逝世后，鲁迅手稿收集、整理与研究不断开展。许广平发表《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编印《鲁迅书简》在促进鲁迅手稿研究方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给鲁迅手稿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虽然对手稿的搜集、整理与解读，以鲁迅手稿为材料进行鲁迅创作研究、生平研究和思想研究，都具有应用手稿学研究意义，但是中国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鲁迅手稿研究始于1980年代。朱正的《鲁迅手稿管窥》（1981）、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1982）、《〈两地书〉真迹》（1996），已不仅仅是手稿研究，而是进入了理论手稿学的范畴。其标志就是使用了理论手稿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着眼点不限于借助手稿研究文本及其背景，而是着重于考察手稿的理论意义，也就是不限于手稿的内容，而更关注手稿的形式及其变化。

如果说上述研究的侧重点仍然基于对内容的解读，还基本上在史料研究的范围内，稍后出现的对鲁迅手稿的详细描述，就更具有理论手稿学意义。1991年笔者对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匈牙利米克沙特长篇小说《神盖记》进行整理、还原，被瑞士汉学家冯铁（R.D.Findeisen，1958—2017）认为是在中国“最早的一次尝试，不仅无微不至地分析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手稿所处的时空状况，并且将评估判定转换为一种包括所有插入部分并使之对读者易懂的表现描述，是华融（即王锡荣）所作并进行了广泛评论解释的《神盖记》译稿评订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评订本’”。这个本子第一次将手稿按照手稿的原始面貌排列，其实也是借鉴了日本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的方法。之后，冯铁、上海外国语大学刘云也继续了这个案例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手稿学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特别是2012年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展开，有力推动了中国手稿学研究的发展。除了开展手稿调查、手稿校勘、手稿理论建设并推动重新编辑《鲁迅手稿全集》，并与国际手稿学界接轨，开展密切交流，融入国际手稿学、文本生成学研究场域，吸收国际手稿学研究的新理念，促进中国手稿学发展。近年，中国手稿学界每年举办国际手稿学研讨会，与国际手稿学研究发展较早的西方学界互动频繁，展现了自己的研究新成果，使中国手稿学迅速走到了国际手稿学界前沿。

近年中国学界对于手稿的关注度日益高涨，手稿研究日益兴盛，手稿整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名人手稿集接连出版，手稿学理论专著也开始出现，中国手稿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中。特别是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预示着中国手稿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将迎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前景可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鲁迅文化基金会首席专家。转载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