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奇异的文化现象，即“言文脱离”，产生了于当时及后世解读困难的“文言文”。一方面，文学由口口相传向书面发展的时候，也正是祖先发明文字，寻找书写工具的时候。有了汉字这种物质基础，文学才能迅速发展起来；但文字的书写又成为文学发展的桎梏。最早是刻字，无论是刻在甲骨上、器皿上或是后来的竹简上，刻字是相当困难的。这样用简洁的书面语文代替复杂的口头语言，是明智的选择。这就产生了“一字多义”、假借、省略句子成分等等让后人“头疼”的“文言文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字又具有了各时代的人可以按当时的读音去读的特点，这无疑又增加了解读的困难。另一方面，行使“书面话语权”，毕竟是少数人的事，劳动大众的清新活泼的语言，进入书面表达，不是没有可能，但非常稀少，寥若晨星。

散文就是在如此困厄的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卜辞上的文字是今天能够看到的确凿可信的较早的散文；《盘庚》三篇代表了早期散文的成就。中国第一个散文高潮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其代表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特别是先秦诸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诗般语言，字字血泪，影响深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文人——所谓文章家，行为怪异，文风洒脱，写出了许多传世散文。“散文”也尝试着从一般的哲学、历史著作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表情述志为主要内容的艺术创作；唐宋时期，中国的文学全面丰收，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掀起了中国第二次散文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了盛行数千年的文言文，现代散文如钱塘之潮，“玉城雪岭际天而来”，蓬勃发展。

尽管粗枝大叶，但筋脉清晰。纵观历史上散文的蓬勃发展，每一次的高潮，都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思想大大解放，文人空前活跃，纵横恣意，笔端流畅，挥洒自如的结果。

在中国散文史上，大约出现过两次较大的脱离现实，违反自然美的文章框子：六朝时句子齐整的四六骈文和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即使是在当代，也难免滋生旁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杨朔散文为代表的“物——人——理”三段式结构，逐渐为人们效法，以至成为了一种公式。时至今日，“小”散文大行其道，讲点儿小哲理，品点儿小诗意，弄点儿小性情……自得其乐，自我陶醉。

如何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曾经走过弯路，甚至跌入了深渊；中华民族已经从“打倒”、“火烧”中走了出来，更不会再陷于泥古之潭。继承与发展是对待传统文化的两个关键词。把握这两个关键词，首先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古典散文亦然，其了解不仅仅停留在文章的技法、章法、叙事、说理、抒情或文字的运用与表达的层面，更应该领悟里面所蕴含的深刻思想，领略其中所具有的浑浩流转之气，汲取其所散发的充沛力量。

《中国散文》尝试着寻找中国散文的边岸及其流向，就其中的一些名家名篇做些浅显的解析，与大家共享，尽管挂一漏万。

申明一下，《中国散文》不是史，不是学术论文，所以不追求严谨；《中国散文》不说品或读，所以不追求深与细，不追求面面俱到，甚至不求甚解。

有感而发，畅所欲言，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