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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师友中多有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自然得学会藏拙，平日里从不卖弄这方面的学识，更不要说精神境界了。可实际上，我读鲁迅四十年，也算是别有心得，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小时候，看父亲擦桌子，小心翼翼地挪动那尊鲁迅石膏像，明白这老头很值得尊敬。“文化大革命”中，眼看众多现代文学家都被横扫，唯独“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逆反心理油然而生，对于阅读鲁迅兴趣不大。插队务农期间，虽也努力读书，但没跟鲁迅真正结缘，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上大学后，读书条件好多了，历经一番东奔西跑上下求索，先是对西方现代文学及文论感兴趣，直到1982年初在中山大学跟随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先生念硕士研究生，方才开始认真阅读鲁迅的书。

鲁迅，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

现如今，家中藏书不少，可很多深藏不露，一辈子难得打几回照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个例外，自我问学以来，一直站立在书桌边随手可及的位置。我在此书第一卷扉页写着：1982年9月3日购于广州。考虑到那年初春我刚读硕士生，家境也不富裕，马上买下这套出版不到一年的新书，想必还是很有阅读热情的。日后虽也收藏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但最常用的还是这一版。

不时翻阅1981年版《鲁迅全集》，带着我整个求学过程的心境与体温。那既是经典文本，也是学科指南。此版注释虽有时代局限，但我仍将其作为现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使用。此书第十六卷包含《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可借此随时找到我想了解的现代中国的人物、著作、报刊、团体、事件等。

且因鲁迅著述牵涉面极广，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查找注释便可手到擒来。若需进一步探究，再去寻觅专门著述。这个阅读的秘密小径，我相信不少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都能悟出来。

在中国学界，鲁迅研究属于显学，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以鲁迅为思考的重要支点，我也大体如此，只是表现不太突出。严格意义上，我不能算鲁迅研究专家。不要说导师王瑶先生，师友中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还有同辈学人汪晖、王晓明、孙郁等，都比我对鲁迅有更专深的研究。而我熟悉的日本学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中岛长文、尾崎文昭、藤井省三等，也都是一等一的鲁迅研究专家。即便如此，并非鲁迅研究专家的我，还是写下了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

我阅读鲁迅的视角与论述的立场远离学界主流，更多关注“学问家”与“文体家”的鲁迅，而不是阐释鲁迅何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种非典型的鲁迅研究思路，与我自己的学术路径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比较文学视野，90年代的学术史立场，新世纪的文化史与文体史研究，一直到今天，我谈鲁迅，也都更多触摸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而不是表彰孤零零一个伟人。这种立场，决定了我在中国的鲁迅研究界，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

好在我从不以“鲁迅研究专家”自居，这回为《〈中国小说史略〉校注》撰写后记，略为引申发挥，谈我阅读鲁迅四十年，借此呈现个人阅历、时代风云、思潮起伏以及师友情谊的互相纠缠。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鲁迅著，陈平原、鲍国华 编注

二、

我谈鲁迅的文章，传播最广且影响较大的是《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此文撰成于1993年，可要想溯源，必须从六七年前说起。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王瑶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话：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经营，可他精力不济，希望有更多年轻朋友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加盟。第二年夏天，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投入王先生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鲁迅著，陈平原、鲍国华 编注

当初关于近现代学者二十家的选择，还有各章作者的敲定，都是王先生亲力亲为。我被指定撰写鲁迅与胡适两章，一开始颇为忐忑，因王先生的名著《中古文学史论》乃承继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来，且对于“学者鲁迅”，王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

看我有点迟疑，王先生笑着说：怕什么，有我保驾护航呢。说完，随手递给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小说史大略》，要我拿回去参考。此乃鲁迅在北大课堂的第一份讲义，整理本附录原西北大学中文系单演义教授的《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由此引发我对北大课堂/讲义与鲁迅学问关系的长期关注。

三、

我对《中国小说史略》情有独钟，曾自告奋勇做“笺证本”，想将鲁迅以前关于小说史研究的成果全都融合在内，做成一个学科创立及成长的标本，可惜没有成功。倒是应李庆西兄之邀，制作《（名著图典）中国小说史略》，反而让此名著“图文并茂”的愿望很快实现。

1988年11月18日，我在海淀文化书社购得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二次印刷的英文版《中国小说史略》（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当初选购此书，不是为了学英文，而是看中那22幅铜板印制的插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访问日本，收到东京大学教授丸尾常喜赠送的译作《中国小説の歴史的変遷——魯迅による中国小説史入門》（凯风社1987年版）。此书印制之精美，兼及版式、纸张与插图，这让我大受刺激，希望有图文并茂、可观可赏可读可玩的“史略”，能长期屹立在我的书桌上。

2021年底，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其中第一章《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我此前的若干文章改写的，没有多少新意。倒是此书“小引”中这段话有意思：

“在中国，‘小说评论’早已有之，‘小说史学’则只有一百年历史。具体说来，1920年可视作中国‘小说史学’的元年。理由何在？这一年的7月27日，胡适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水浒传考证》，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这一年的8月2日，鲁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一是发凡起例引领风气的长篇论文，起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现代大学设立的正式课程，可培养无数专业人士。”

经由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的积极推动，作为“学术研究”的“小说史学”迅速崛起，百年之后，已然蔚为奇观。就在“小说史学百年”这个节骨眼上，因新冠肺炎疫情改为线上授课，促使我完成了《小说史学面面观》这册小书。

陈平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四、

若问我的鲁迅研究有何特点，看得见的是注重“学者鲁迅”，比较隐晦的是并不独尊迅翁。十年前，接受媒体采访，谈我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师承以及文体，何时提出“压在纸背的心情”，以及为何同时经营专著与随笔等，这些都很平常，只是问及“如果要您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您会选择谁”，我的回答出了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呢？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说是八人，但因王国维与刘师培的学问比较专门，常在我及我的研究生们眼前晃动的，主要是其他六人——谈及晚清与五四，不管什么题目，都必须考虑他们的立场及反应。前半段没问题，引起争议的是最后一句。

《觉醒年代》 剧照

虽然我解释“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的说法乃互文修辞，还是会被抗议：难道胡适可以跟鲁迅相提并论？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说法，认为这么说贬低了鲁迅。可我确实认定，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最合适拿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还是胡适。基于此信念，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秋）与北京大学（2015年春）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鲁迅与胡适”。不同点在于，在港中大我多讲鲁迅，因那边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而在北大，鲁迅研究是主流，我必须更多为胡适辩护。

就以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同样，胡适也是我的精神导师。这么说，估计很多人不能接受，他们更习惯于“独尊一家”，非此即彼。可我的“万神殿”里，供奉的远不只一两个偶像。不同偶像之间会有缝隙与矛盾，这个时候，你可以左顾右盼，互相敲打与质疑，借此锻炼自家的心智与境界。

读鲁迅、胡适的书，不一定走鲁迅、胡适的路，有时候是个人能力有限，有时候则是外在条件不允许。与其高自标树，尽说漂亮的空话；不如脚踏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这里包含我对大道朝天、文化多元性的理解，还有对人生局限性的深切体会。

（本文摘编自《〈中国小说史略〉校注》一书的后记，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潮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减。）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