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荣新江：初访英伦的敦煌渊薮-米儿火

题记：本系列讲座总题目叫“满世界寻找敦煌”。我曾在1996年出过一本《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有一位香港学者写了一篇书评，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他说这本书里只有学术的内容，至于作者一路访问中的感受，我们是读不到的。那么，我今天想通过这一系列讲演，把我心中那些澎湃的心情，用我的记忆所及，给大家复述出来。

大体上按照我到欧美、日本调查的过程讲。每一讲的结构，先介绍这个地方的收藏，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找材料。然后介绍调查过程，不仅仅是学术的调查过程，也有当时的一些旅行见闻。最后再介绍我的调查对于当年的学术意义是什么，我的收获是什么。

一为什么要去英伦

英国有关敦煌的收藏最为丰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我们搞敦煌的人眼里，第一目标肯定要去英国。斯坦因1907年5月到敦煌，他是第一个进藏经洞的，带走了五大马车、二十九箱的东西。他拿的宝藏是最丰富的，数量也多，至少比伯希和多一倍。这里有唐朝皇帝写的敕书，有唐朝告身的正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书（图1）。这里有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的带有年款的印刷品咸通九年《金刚经》，还有各种绢画、拓本、刺孔、连环画、针灸图等等。

图1 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刚刚拿出来的经卷

斯坦因一共有四次中亚探险，他主要走丝绸之路南道，当时英国占据着整个印度，整个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南道都是英国的势力，北道是沙皇俄国的势力。斯坦因对和田地区的古代遗址做了系统的发掘，收获极其丰富。他在丹丹乌里克揭开了很多寺庙的房间，拿走了大量的绘画品，其中有一幅是丝绸公主带蚕种到于阗的故事，旁边有丝绸之神，有个织机。另外，他还在尼雅发掘到大量的佉卢文木简，他也收集了大量的印章，这些大部分是希腊式的。

斯坦因第一次探险主要在丝绸之路南道，第二次探险去了敦煌、瓜州，第三次又去了敦煌，还有黑水城、吐鲁番。第三次在1913年至1915年，他知道辛亥革命以后不容易进来了，所以他能拿的就拿走。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是受哈佛大学雇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已经有古物保护委员会，抗议南京的民国政府给斯坦因护照，最后把斯坦因护照吊销了，赶了出去。斯坦因前三次都有厚厚的考古报告，第一次两大卷，第二次四大卷，第三次的报告五大卷。

斯坦因的收获，吸引着我们这些研究西域、研究敦煌的人，所以我的第一目标就是奔向伦敦。

二奔向伦敦

1984年，我作为北大历史系、中文系跟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交换生，到莱顿大学学习十个月，我当时是硕士研究生二年级。莱顿大学没有敦煌卷子，荷兰也没有敦煌卷子，但是荷兰位于西欧中心，到其他国家比较方便。我到荷兰后，1984年9月到1985年4月，一直在做各种准备。

1985年4月21日晚上21:25，我从莱顿坐火车到英吉利海峡边的荷兰角（Hoek van Holland），登上可乘坐一千多人的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邮轮前往英国。英吉利海峡风浪很大，我一下就晕船了。我买的是二等舱，所以赶紧睡了。

第二天六点起床，已经看见英国海岸。船上大部分是欧共体的人，他们拿着身份证入境很容易，听说对东方人入境检查很严。我后来走过几次英吉利海峡，被查过多遍，这一次却非常顺利，顺利过关，登上第一班去伦敦的火车。九点多到了利物浦街火车站（Liverpool Street Station），然后转地铁、汽车，走了几个街区，找中国使馆教育处。到了Drayton Green Road 51的地方，我一看是个卖菜的地方，有个老汉说你走错了，你找的是 Drayton Green 51，没有Road。到十一点，终于找到了位于West Ealing的教育处，我有荷兰教育处刘秋云老师的介绍信，教育处说可以住七天，每天3.5英镑。这太便宜了，伦敦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着这么便宜的住处，我当机立断买了饭票准备住七天。但是这个地方离英国图书馆太远了，大概要一个多小时路程，为了赶时间，我放弃在这儿吃早饭、中饭，整个白天在英国图书馆抄敦煌文书，图书馆五点关门之后我去旅游，晚饭也赶不回去。不过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收获很大。晚上，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都是不同地方来的留学生、进修老师，大家在一起聊天。有一个人指点我去剑桥可以找剑桥学生会主席袁亚湘，他肯定给你找住的地方。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这样跑的，只要有人报出一个名字，你找到他，他马上帮你忙，甚至管吃住。

4月22日是星期一，我办好入住以后，放下包，洗个澡，换个衣服。我平常是一身学生装，到教授家里和博物馆，换成西装革履。我下午两点出发，四点来到了英国图书馆的东方写本与印本部。我还保留着当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页（图2），封面用了敦煌印本新样文殊的图，后来我专门写过新样文殊的文章。东方部当时在Russell Square，距大英博物馆很近的地方，走过去大概五分钟。

图2 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宣传册子

东方部有两个对我非常好的人，一个是马克乐（Mrs. Beth. Mckillop）， 1975年到1977年曾在北大中文系留学；另一个是吴芳思（Frances Wood）， 1974年北大历史系的“工农兵留学生”。我带着北大的导师张广达先生给吴芳思的介绍信去找她，她第一天不在，让马克乐帮我联络。马克乐当时快生小孩了，挺着个大肚子帮我跑各种手续。我四点到达，说要看敦煌卷子，她马上让馆员拿出了四个敦煌卷子给我看。五点关门，其实我只看了两个。第二天吴芳思回来了，带我进了地下书库，参观收藏敦煌卷子的地方，还有收藏甲骨文的柜子，里面的盒子把每片甲骨按照它的痕迹挖了槽镶在里头，保护得非常好。

后来的几天我只要在东方部，她们两个人就上上下下地帮我，比如说我要核对哪本书，她们就去书库里找书；我说这一页能不能复印一下，她们就去复印；最后我实在来不及看完要看的敦煌文书，问能不能拍几张照片？阅览室不能拍，吴芳思说到我办公室来，我就站在她的椅子上，自己拍了几张。还有我想找翟林奈（Lionel Giles）编的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目录，这本书在北京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一本，连北大都没有。我说能不能在你这儿找一本，吴芳思顺手在办公室拿了一本，扣了一个注销印给我。

以后一周，我每天早出晚归。早晨坐地铁，到Russell Square站，买一个面包，一杯咖啡，赶紧吃喝了之后，就奔英国图书馆的东方部， 9:30一定坐在位置上，吴芳思她们就帮我把卷子递出来，我看完一批马上换一批。

三初窥敦煌宝藏

我当时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归义军史，我的硕士论文叫《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要把已知的重要文书校录出来；另一个是我跟张广达先生正在做于阗的系列研究，所以有关于阗的文书，我全部要过录到手。我在北京就看过斯坦因敦煌编号的所有缩微胶卷，在莱顿又精选了五十个左右的号。英国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是1953年至1954年日本学者榎一雄在伦敦大学教书时用东洋文库的钱制作的，后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据这批缩微胶卷印成《敦煌宝藏》。虽然有缩微胶卷或《宝藏》，但很多看不清楚。

我本子上记的第一件要查阅的是“S.329尾+S.361首？”，后边写“赵和平”，就是赵和平和周一良先生在做这个书仪，但他们从微缩胶卷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卷子能不能拼接，我出发前接到张广达先生的信，让我来调查。我拿出两个原件往那儿一放，严丝合缝，就是人为撕开的，斯坦因拿卷子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给裂开了，这种情况非常多。现在的人有了《英藏敦煌文献》，有了IDP，完全没有我们当时研究那种感觉。我们为了解决这么小一个问题，要花着旅费，跨越千山万水到伦敦去确定这件事，不确定就不敢说。这是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我的老师、我的师兄辈的事儿，我必须放在首位。

凡是写卷上有一点点油污的地方，那些字在缩微胶卷上是黑疙瘩一块，我们当年是录不出来的。不像现在IDP的照片，都清清楚楚，录文没有任何障碍。比如 S.4654《罗通达邈真赞》就是这样的情况（图3A、B）。1992年，我去香港在饶宗颐先生指导下，跟姜伯勤先生和项楚先生合作编了一本《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以认字的能力论，项楚在敦煌圈里是最棒的，所以饶先生请他把邈真赞整个儿录了一遍，之后交给我做第二遍工作。像这篇有油污的文本，项先生本事再高，短短的一篇邈真赞，还是留有大量空格的。1985年我在伦敦把最重要的邈真赞集全部抄过。项先生《罗通达邈真赞》录文的空格，我全部填上了。我拿了整理后的录文稿给饶先生看，他颇为惊讶，其实不是我的本事，是因为我在伦敦看到了原件。所以我们这本邈真赞集在很长时间里是最可靠的。

图3A S.4654《罗通达赞》局部（《敦煌宝藏》图）

图3B S.4654《罗通达赞》局部（IDP图）

再举一个例子，S.389《肃州防戍都状》倒数第三行有个词——通颊，是一个吐蕃化的部落名字，但过去在传世史籍里没有任何关于通颊的记载。唐长孺先生在缩微胶卷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字，1962年发表《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时，就打了两个框。当时没有通颊这个概念，所以唐先生这么大学问，无从推测，只能画两个框。我提出原件一看，清清楚楚“通颊”两个文字，所有唐先生的框，我都填上了，后来写在我的硕士论文里。通过敦煌卷子，我们才知道当时河西一带有个通颊部落，这是新知识，所以后来我单独写成一篇《通颊考》，把所有敦煌西域文书里有通颊这两个字的，汉文的、藏文的，都找了出来。我在莱顿都准备好了，只要前人有录文的全部复印好，到英国图书馆上手就校。我当时校对前人录文或自己动手录的有关归义军的文书，还有《上都进奏院状》《张胜君状》《阴氏与和尚书》《归文牒》等等，最前面一件是归义军在长安设立的进奏院上给归义军节度使的状，是研究归义军的最基本史料。这些校录成果都收入到我的《归义军史研究》里了，《归义军史研究》虽然是1996年出版的，里面的文章大概是从 1985年以后陆陆续续发的。这一系列归义军研究论文的基础，就是1985年欧洲考察的收获，基本上我用的每一件材料，都看了原件。

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校录有关于阗的敦煌文书。过去我把英、法、中的敦煌卷子缩微胶卷翻过一遍，用过很大的功夫检出其中有关于阗的卷号，但很多图片看不清楚。

举一个例子，就是敦煌写本中的《瑞像记》。瑞像记是敦煌莫高窟壁画榜题的抄录，其中包括许多于阗瑞像。敦煌中晚唐开始流行瑞像，特别到了归义军时期，每一个归义军节度使的头上都是瑞像图，主要是于阗的瑞像。1986年我和张广达先生合写了一篇《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69—147页），就是研究我在英法校录过的四篇瑞像记，到今天仍然只有这四篇。

后来我利用英法调查的有关于阗的卷子，与张先生合作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 1989年发表的《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84—306页），是这次调查成果的集中展现。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一批于阗使臣、于阗太子、于阗公主写的于阗语文献，关于这批于阗语文献的年代，在欧美属于伊朗学的于阗研究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和张先生一直跟他们打笔仗。后来我想，如果确定了于阗人什么时候在敦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我把在英法图书馆调查过的卷子里提到于阗太子、于阗公主、于阗使者、于阗僧人等都找出来，排出一个年表，把所有汉语文书及传世史籍中于阗的史料全部抄在上面，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于阗使者901年第一次到敦煌，然后到994年。我这次在英国图书馆校录的就有《归义军油面历》《入破历》《于阗僧龙大德状》《大宝国百辰追念文》《柴场司判凭》等，里面都有于阗的使者或僧侣来到敦煌活动的记录。既然于阗人在敦煌活动是十世纪，那么于阗语文献只能在这个时间里头，前后不会差太远。这篇文章出了之后，基本上把论战打住了，依据就是对有年代信息的汉文文书的彻底调查。

这些有关于阗的文章后来都收入我和张广达先生合著的《于阗史丛考》，最基础的工作是1985年在英法的调查成果。

我在英国图书馆还有一个收获值得一提。当时我们所看到的英藏敦煌缩微胶卷的编号只到6980号，其实6980号后还有几千个号，但是负责编目的翟林奈编不动了，他比定不出这些佛典小断片，特别是世俗文书的内容，所以留在后面待编目，英图也没有公布缩微胶卷。当时我最想知道6981以后的卷子是什么情况，吴芳思给我复印了一个草目，很厚的一叠，从6981到10000多号，上面已经比定了好多，用汉语拼音把这个是什么经，写在编号后边，吴芳思她们做了很多无名英雄的工作。她把这个草目复印给我，并说最好能够找到一笔钱，让我1987年来半年，把这个目录编一下，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我当时也拿到了个别的S.6981以后的重要文献的照片，如S.9123《孝经郑氏解》，是郑玄注的《孝经》，这是清朝儒生没有见过的，这里居然存有两个残片。这个照片不是我在吴芳思办公室拍的，是向英国图书馆正式申请的，他们拍好后寄到莱顿，大概有一二十张这样的照片。

讲了这么多学术的东西，也得让大家轻松一下。我当年还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还是有玩心的，所以我得空儿，特别是下午五点从图书馆出来，天还没黑的时候赶紧去玩儿。第一当然要去看白金汉宫的换岗，我当时照了不下十张换岗照片，觉得戴着这么大一个帽子多热。我还去了Big Ben、西敏寺、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桥。在伦敦堡，有一个老汉穿着古代服装一路讲各种宫廷故事，最后走到一个小教堂里头，他说旅游到此结束，我一回头傻眼了，他的两个同事帽子一摘，拿着很高的大帽子往门口一站，不扔钱你是出不去的。一般扔二十便士就可以了，可是我当时没有换零钱，全身最小面值的是一个五英镑，五英镑对我来说可在伦敦住一天多，不扔的话出不去，所以我只好痛苦地往里扔了五英镑。只见老汉一鞠躬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语：非常感谢），他以为这么有钱的一定是个日本人。

四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的收获

我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就在滑铁卢桥旁边。4月25日我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时，首先找滑铁卢桥，到跟前发现和《魂断蓝桥》电影里长得不一样，我问一个老汉，他说原来的桥被美国人一块砖一块砖地搬到一个庄园去了，蓝桥早就没了。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原来属于英国外交部，进馆要搜身。这个馆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图书馆，它资助了斯坦因的探险，分得了一些跟印度有关的藏品，比如婆罗谜文、于阗文、藏文、梵文、佉卢文的文献，敦煌资料主要是藏文。我现在还保留着1985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宣传册页（图4）。

图4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宣传册页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管理员叫奥凯菲（Michael O’Keefe），也对我非常好。我当时还没学藏文，主要看有汉文的资料。我事先写好要看的号，吴芳思电话里告诉了奥凯菲，我去之后，他已经把我要看的文书全部摊在桌子上，所以我看得非常快。最主要的就是一件有关汉地僧人去印度求法的文书，后来我给《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写了《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55—968页），就是这次调查的结果。现在《英藏敦煌文献》的照片仍然模糊，IDP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学术的下一站是英国博物馆。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出来，敦煌文书在英国图书馆，绢纸绘画属于美术品，仍然放在英国博物馆。绢纸绘画上也有文献材料。我作为历史学者，最重要的是搜集文献材料。我要调查缩微胶卷里没有的三件敦煌文书，这三件文书背面有画，留在了英国博物馆。

4月26日我去英国博物馆访问，因吴芳思事先介绍，管理员龙安妮（Anna Farrer）热情款待我。她带我进了一个电梯，下到不知道第几层，一开门就是库房门。收藏敦煌绢画的库房里，有墙这么高的一个一个大木板子，上面镶了绢纸绘画，不是完全固定，抽出一个板子，板子两边就是大幅绢画，释迦说法图，文殊、普贤的大幅绢画都在板子上。这个库房一般人不让进的，安妮把板子一个一个拉出来，给我过了一遍，还让我照了一些照片，然后再到楼上。

在英国博物馆，我抄的主要有三件文书，一件是现在命名为《甲戌年沙州丈人邓定子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佑状》，是一封信，两边有纸画，是壁画的草稿图，我们叫敦煌白画。写信的人利用空白的地方打了一个书信草稿。背面整个是一张画，可以看出画的是文殊问疾图，是个草稿。古代的书信写好要卷起来粘合，页边上写上谁致谁。

第二件更重要，是《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北大像就是今天莫高窟九层楼里的大佛像。这个文书是966年曹元忠夫妇出资雇人修北大像的一个功德记。它抄在一张丝绸之路行旅图的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丝绸之路行旅图，多是胡人牵马图，胡人牵驼图，这里却是汉人牵马图，汉人牵驼图，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是往外走的，这是非常少见的。

第三件是一个佛经目录，它背后也是画，因为有画，所以把文献留在了英国博物馆。

这三件文书是缩微胶卷没有的，我录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博物馆一节的脚注里。

五剑桥拜访贝利（H.W.Bailey）教授

最后说一下我的剑桥之行。在教育处，有个朋友给了我剑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袁亚湘的门牌号，告诉我你到剑桥找袁亚湘，他肯定给你找住处。1985年4月29日星期一中午12:40，我到达剑桥，找到袁亚湘住址的大门，摁门铃没人应，我就去各个学院溜达，看了牛顿的雕像和那棵苹果树。过一会我又去摁下门铃，一直到傍晚的时候，终于碰到一个学生也来找袁亚湘，于是带我到数学系，找到袁亚湘。剑桥有五十多个中国留学生，袁亚湘打了一圈电话，那天没人出去玩，也就没地方住，于是他就发给我一睡袋，说你委屈一下，在我这睡。他准备了些睡袋，为的是接待各路来的留学生。我想反正我就待两天，就凑合一下在睡袋里头睡了。现在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袁亚湘，是中科院的院士、数学家，很了不起的人物。

剑桥的贝利教授是研究于阗语首屈一指的大家（图5），全世界第一号人物。我去剑桥唯一目的就是拜见贝利，什么其他目的都没有，只要见到这个人就满足了。我在荷兰的导师许理和（Erik Zrcher）教授研究中国佛教史，他在剑桥最好的朋友是鲁惟一（ Michael Loewe）教授，就是《剑桥中国史》汉代部分的主编。许理和给他写了封信，说有一个中国学生要去剑桥找贝利，你帮他联络一下。鲁惟一就约了贝利，电话告诉我第二天在他所在学院的克莱尔堂（Clare Hall）见面。第二天我就像古书里的年轻人一样，提前四十分钟就在克莱尔堂门外等着他们。鲁惟一说他十二点下课，大概还差十分钟的时候，远处走过来一个高大的人物，一米九的样子。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上看到过贝利的半身照片，我知道这就是贝利。他那时已经退休了，八十多岁，穿着一条快磨破的牛仔裤。贝利原来是梵文教授，1938年发誓要做于阗语，改行做伊朗语了，然后从全世界范围调查于阗语的卷子，把每一件于阗文文献转写成拉丁文字，然后拟翻译成英语，再出一本字典、一本语法书，最终完成全部于阗语的事业。1975年因为他对学术的卓越贡献，被女王授予爵士（Sir）头衔，地位非常高，是英国皇家学会常年的会长。

图5 贝利（Harold W. Bailey）教授

我心目中不得了的顶天立地的人物，忽然走到我面前，让我激动不已，我赶紧上去寒暄几句。然后鲁惟一也来了，我们三个人进了餐厅。按照剑桥的规矩，餐厅里老师在台上吃饭，学生都在台下。我们三个人一进去，所有老师站立起来，不管是在吃饭还是在等饭的，都站起来迎接贝利，所以贝利在学界的地位不得了。我就坐在老师们吃饭的长条桌的最顶头，左右是鲁惟一和贝利，这顿饭吃得非常光荣，可惜当时没有手机记录下来。吃完饭鲁惟一走了，贝利带我去了他家（图6）。他家住在郊外，二层的小楼，我当时以为是个图书馆，其实就是他的家。

图6 作者（中）与贝利（左）及其助手合影

贝利非常善谈，精神很好，一下午不停地谈他的研究工作，询问我一些中国出土文物的情况，还前后为我来找书。他有两个助手，是荷兰人，见了我也很亲切。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和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179—209页），因为张先生的名望，被翻译成法语。所以我当时就是拿着这篇法语文章，还有一篇中文文章送给他，而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两大提包的书。贝利送了我很多书，特别是两卷本的Opera Minora，是他在伊朗出的论文集，外面没有卖的，贝利手里也没有几本，他当时给了我，我太感激他了。他还给了我Khotanese Text I-III的合订本，还有 Saka Documents，是于阗语一张一张的图录。他有四个大台子，排着他的抽印本，一共有七十多种。他说你随便拿，我不管内容一种抽一本，拿了七十多本，最后提了两大袋的书（图7）。我从他家走到袁亚湘那里，累得喘不过气来。我回到北京，跟季羡林先生汇报，说拿到了七十多个抽印本，季先生对我说：怎么不拿两份！